徐庆全：华罗庚致胡耀邦信笺证

【信札】

耀邦主席同志：

由于我有较重要的学习任务，未参加科学院的工作讨论会，今天刚见到李昌同志传达您对科学院工作的五点意见稿，其中有一段：

“去年在接见学部委员讲话时，我事先估计到，我有的话可能不那么受欢迎。果然，当我说到要到生产实际中找课题时，当场没有人鼓掌，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

我现在补鼓一掌，举手赞同。当然可能是孤掌难鸣，反响不大！

早在一九七二年您就知道我的心意。毛主席、周总理也都一再支持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即以我岗位所属也作了深远考虑。在科技大学搬往合肥的时候，他指示我不要去合肥，把关系转到人大常委会，并指示继续搞统筹方法的工作。就这样指引我走了已往不同的方向。继之，在试点、推广等方面他又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周总理不让我归科学院的用心，不仅在于保护我个人，而是用意深远的，与您的“事前估计”，是所见略同的。事实也证明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你们的反响如此，我的处境不必说了。缅怀先总理，感慨系之。

当然一种风气的形成非一朝一夕的。当年学习苏联，苏联科学院给我们公开的是一面。在我和些院士熟了之后，发现还另有一面。资本主义国家来访问我们的专家大都是理论方面的，即使有应用专长的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告诉我们。我们出国访问走马看花，也决不会学到先进技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私产，靠此营生，决不会无条件奉送。在他们不可能向您学到什么的时候，他们决不可能向你介绍他所研究的问题。

回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多是理论家，强调自己专业，不从全面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考虑居多。直说一句，领导的厚待、接见往往造成国内重视他们专业的偏向，国内也有些人助长这一偏向。这次讨沦时，有人提出陈景润同志再多些，中国仍没有办法。实质上可以同样对美籍许多学者所搞的著名工作也未尝不可发此一问。当然这样看法是不能同意的，诚如你所说的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心胸是非常开阔的，养若干位、几十位或更多些学有专长为国争光的人，有什么不可。但大多数还是要为生产提高服务的。更不可以外国人一言九鼎而转移了我们的方向，干扰我们的计划。统战是一同事，我们“自主”又是一回事。加之，他们所了解的我国实际并不比我们多些，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不比我们强得太多(保密的除外)。

外因如此，再谈内因。从“生产实际中找问题”不但不容易，而且有风险。在书斋中从文献到文献，每年写几篇文章没问题，并且即使一篇不写，也混得过去。在实际中，只有解决得了问题，或否？容易漏底，原来还是权威学者，解决不了问题是否有失面子？何去何从？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那就更是阻力重重了。如果考虑到祖国相适应的问题和方法，那就更困难了，何况还有人评头品足呢？(这样的人往往是理论实际双落空的人)。

再谈些个人体会。首先决心不易下，再则理论联系实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已往我搞一个理论分支三四年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搞应用(并末放弃理论)已二十年了，才略窥门径。在十年浩劫期间，尝到甘苦，虽受迫害而心肌梗塞过，但谤兴毁至浑不怕，能为人民甘如饴。

再选国外二例渎听，供参考。在法国授与我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国歌声中，对我工作除纯理论的评价外，在应用方面他们认为有极端的创造性的，西方与东欧学者所未有的。再如，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应用数学专家Pollck博士建议出版社发行我的应用数学专著，并建议黑龙江省写一部数学在林业上的应用的专著。这是美国数学家访华团到黑龙江亲自了解到的结果。当然能否出版，还要看写作出来后才定。但外国出版社商请中国小学毕业生写书，未始不是创举，也显示社会主义的特点。

一九八〇年一月，曾给党组织写信说明有生之年屈指可数，愿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数学应用。（2）理论研究(这也是应用的基础)。（3）把十年浩劫期间“偷”、“抄”、“散”的手稿，回忆一些写一些。年复一年，更时不我待矣。

总之，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为其不能实行而着急。在发展时有过能为人民（生产）尽一分力的喜悦，在拂逆时，也有过一筹莫展坐困的苦恼。但愿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教遗策而努力，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谨致

敬礼

华罗庚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按】

一，华罗庚是著名数学家，1949年归国。他的专业声望，他报效祖国的举动，赢得国人敬重；他也因此与中央高层保持着热线联系。遇到问题，他可以直接致信中央。

二，1982年4月1日，胡耀邦给华罗庚回信。1984年第15期《瞭望》杂志刊登记者李尚志、黄景钧的报道《建造中国的“通天塔”——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全文披露了胡复信的内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我那时正在读大学，读到不少媒体对华罗庚的报道。华归国时写给留学生的那封信，也被广为传颂。我至今还记得“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等句子。

三，在这篇报道中，华罗庚向记者讲述他致耀邦信的“前因后果”，但当记者提出“想了解他给耀邦同志的信的内容”时，却被华搪塞过去。所以，报道中只披露胡的复信却未披露华的去信。直到1986年华罗庚去世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的《华罗庚诗文选》时，才披露了这封信的全文。我想，在华罗庚生前没有披露这封信的全文，多半与信中的内容有关。

三，信中开篇说致信缘由：是读到李昌传达胡耀邦“对科学院工作的五点意见稿”。

1982年2月6日，胡耀邦约见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对科学院的工作谈了五点意见，李昌在科学院作了传达：

一、基础研究要继续搞，不能削弱。搞基础硏究的人和所投入的经费占百分之十这不算多，甚至占到20%也不算多。钱是要花一点的，当然最好不要浪费,基础研究的成果，将来总是可能有用途的嘛！就是难免浪费一点，也不要紧。在这类问题上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心胸是非常开阔的.

二、有一些老科学家长期从事某个专业方面的研究，有一定专长，人家搞了几十年，改变专业方向很困难。我们国家很大，对这些科学家还是供应得起的。他们可以继续从事他们所熟习的研究工作。

三、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硏究。紫阳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对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要大声疾呼，年富力强的科学家和各方面的技术专家，要大力搞好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果科学院在这方面不抓紧，搞不好，对四化建设贡献很少，成了四化建设的旁观者，那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去年在接见学部委员讲话时，我事先就估计到，我有的话可能会不那么受欢迎。果然,当我说到要到生产实际中找课题时，当场就没有人鼓掌，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但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我是想了两天之后才讲的啊！

四、科技力量要组织起来攻关，这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你讲的四个环节要串联起来,我看光科学院搞也难，但与有关方面联合起来，抓住若干重要课题，“关”是可以攻下来的。工程科学院是否有必要成立？你们搞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与省地县联合，把科学硏究一直搞到生产中去，这个办法就很好嘛！

科学院的方针问题不要就字面多争论了，主要是要搞几条“雅俗共赏”、使我们这些人可以看得懂、看的清楚明白的意见来。

五、科学研究成果和科技的宣传要把好关。理论研究成果宣传，不要讲多了，要慎重。要多宣传应用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成果。先念同志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稿中原来提到两项科研成果，后来删掉了。成绩总是存在的，慢点讲，少讲点，晚一点宣传，可能会更适当些。

四，胡耀邦所说的“去年接见学部委员”，时在1981年5月20日上午。彼时，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刚结束，中央书记处邀请当选的学部委员和科学家见面。胡耀邦在讲话中，对科学研究提出几点希望。其中第一点，是希望科学家“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

他说：“科学界必须深入生产。这个话可能有人觉得不完全，什么叫深入生产？生产在那里呢？归根到底，应该是深入生产。因为世界上科学的发展是从生产来的。我看了一些科学的小册子，世界上为什么有天文学？为什么有数学？归根到底是随着生产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发展起来的。”

他说：“我们广大的科学家要为解决我们生产上落后的技术服务，至少是成为一大任务，而且是当前迫切的、急需的任务”。号召科学界，“要科学技术为解决当前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服务”。为此，他表扬了在场的华罗庚——“华罗庚同志不是谈了应用科学理论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华罗庚的“优选法和统筹法”，是作为科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的典型例子加以推广的。

时隔近一年，胡耀邦与李昌谈起对科学院工作的意见时，又一次提起1981年5月的这次会议，一直践行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华罗庚，觉得应该再一次给与呼应。于是，提笔写下这封信。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