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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档案：胡耀邦的江西情缘

发布时间：2025-11-26 13:14 作者：浏览：227次

2025年，是胡耀邦诞辰110周年。从踏上职业革命生涯第一站莲花到最后归葬共青城，他的一生与江西结下了深厚情缘。革命战争年代，胡耀邦在湘赣苏区、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四个年头，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到江西考察十余次，真情关心共青城的创建和发展，深切关怀江西的经济建设、改革发展和人民生活。胡耀邦曾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的”，江西人民对他也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革命生涯第一站

1930年10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机关驻地设在江西省萍乡县的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到所属的浏阳、茶陵等地选调一批优秀青年干部到特委机关工作。当时，胡耀邦刚被调到湖南省浏阳县第十八区（文家市区）区委从事宣传工作不久。在这次考察中，富有朝气，革命积极，宣传、组织才干崭露头角的胡耀邦被选中。

不久，刚刚年满15岁的胡耀邦怀着对革命工作的美好向往，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前往江西，开始了一名职业革命家的奋斗历程。家乡一别就是32年。1963年2月，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职下放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到文家市调查工作，才顺路回了一次家，只住了一晚，又匆匆离去。

胡耀邦前往江西之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东特委与共青团湘东特委以及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合并，又因辖区扩大到湘南，遂改名为湘东南行委，机关驻江西省莲花县。从浏阳到莲花，必须经过湘赣边界的要道芦溪镇，再在芦溪镇的渡口过袁水河。由于芦溪守卫敌人的严查，胡耀邦一行第一次没有通过，只得退回。三天后的深夜，胡耀邦一行选了另外的途径，快速而隐秘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亮后才辗转到达行委所在地。关于这一段经历，胡耀邦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能清晰地手绘当年随游击队前往莲花的路线图。1988年11月10日，他与侄女胡素贞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不满15岁时就两次跟随红军。第一次被冲散了，第二次是在11月8、9、10日才走成，离家时，你婆婆哭送至大桥边……于是跟随彭丰同志走了。”

到了莲花之后，胡耀邦最初被安排在湘东南行委儿童局工作。1931年2月，湘东南行委撤销，成立中共湘东南特委，机关驻县城附近的花塘村官厅。胡耀邦改任少共（共青团）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负责刻蜡版、写文章、抄文件、搞宣传等工作。

这时，原在莲花县坊楼洋桥村的红光学校迁到官厅办学，并改名为莲花县列宁学校。此前，胡耀邦在家乡创办列宁学校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他发挥个人所长，协助湘东南特委和莲花县委在学校经费、师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后来，这所学校成为湘赣苏区闻名的重点学校，为革命输送了大量人才，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为红军正规部队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干部。

莲花县是胡耀邦走出家乡后的职业革命生涯第一站，尤其是在花塘官厅工作、生活的那段日子，让他魂牵梦绕了一生。1962年12月，胡耀邦在考察井冈山返回湖南之前，专程取道莲花县参观了阔别31年的花塘官厅和列宁学校旧址，并邀请当年的老教师、老学员座谈。他说：“这里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这里的工作使我终身难忘。”1986年9月，莲花县委、县政府拟重办列宁学校，并专门给中央办公厅打报告，请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题写校名。10月，胡耀邦收到报告后，甚为高兴，极力支持，亲笔题写了“列宁学校”校名，并嘱咐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江西省委办公厅转交给莲花。

苏区磨砺显才能

1931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湘东南特委并入湘赣临时省委。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湘赣省委。会后，胡耀邦奉命前往省委驻地江西省永新县城，就任新成立的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负责儿童团的工作。

在新的岗位上，胡耀邦以年轻人特有的革命激情忘我工作。他深入湘赣苏区各县、区、乡调研儿童团组织建设工作，主持制定湘赣苏区发展儿童团组织的工作计划，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儿童团组织，扩大儿童团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覆盖湘赣苏区县、区、乡、村各级的儿童团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儿童团员总数也突破7万名。

在实际工作中，胡耀邦注重湘赣苏区少年儿童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发挥苏区少年儿童在根据地的战斗作用，部署儿童团参加站岗放哨、检查路条、警戒治安，多次粉碎了敌人潜入苏区刺探情报的阴谋。在此期间，他主编了《共产主义儿童报》（又名《红孩儿》报），并在湘赣苏区的《湘赣红旗》《团的建设》《列宁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山歌，以鼓动苏区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各项工作。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湘赣苏区的儿童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卓有成效，多次受到湘赣省委和少共苏区中央局的表彰，称赞“湘赣儿童是革命的小英雄，是全国苏区的模范”。胡耀邦自身在工作中展现出的踏实勤勉的工作作风、出色的组织宣传工作能力，给湘赣苏区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一场无妄之灾悄然降临在胡耀邦身上，他被人指认为“AB团”分子。

当时，少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正在湘赣苏区巡视青少年工作。从瑞金出发前，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交给他一个任务，要求他在巡视中挑选几个优秀干部来中央局机关工作。任务在身的冯文彬在巡视期间非常注意考察当地青少年干部的情况。1932年5月，他在参加湘赣省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少先队、儿童团总检阅活动时，发现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的胡耀邦是位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干部。为进一步加深对胡耀邦的了解，他除找各有关干部群众谈话外，还邀请胡耀邦一同参加巡视工作，以便近距离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冯文彬发现胡耀邦不但性格开朗、思想开阔，而且讲话很有见地、发言条理清晰，于是决定把胡耀邦带到中央苏区去。在听说胡耀邦被指认为“AB团”分子时，冯文彬无论如何难以置信。于是，冯文彬以胡耀邦是少共中央系统的干部为由，将他带回瑞金审查。

1933年1月，团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与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少共中央局。胡耀邦到瑞金后，被安排在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当干事。不久，经严格审查，胡耀邦“AB团”分子的嫌疑被完全排除，顾作霖代表少共中央局对他作出“无问题”的正确结论。人生的这一段坎坷遭遇，对胡耀邦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屡屡提到这件事。

1931年10月，湘赣省委成立后，胡耀邦调省儿童局工作。图为胡耀邦在湘赣省委旧址萧氏宗祠的居室

此后，胡耀邦正式到少共中央局工作，在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做了一段时间编辑工作。5月，胡耀邦任少共中央儿童局委员。8月，胡耀邦被调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随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平台大了，肩上的担子也重了。胡耀邦在继续做好扩展儿童团组织、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同时，投入很大部分精力去做好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宣传工作。

由于表现优秀，9月，未满18岁的胡耀邦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实现了他革命生涯的关键转变。他在《红色中华》发表题为《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的苏区共产儿童团三个月来的活跃情形》的文章，系统总结1933年红五月以来苏区儿童团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鲜明指出前期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并针对性提出今后工作的重点方向。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只有2000余字，但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时的胡耀邦已能用敏锐的眼光、全局的视野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不久，胡耀邦组织创办了少共中央儿童局刊物《时刻准备着》，并兼任主编。在他的努力下，《时刻准备着》不但栏目设置新颖别致，版面编排形式活泼，而且文字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生动有趣，成为辅助苏区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培养革命观念的重要阵地。

在中央苏区工作的一年间，经过多岗位历练，胡耀邦革命信念愈加坚定，工作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1934年初春，组织上让他再挑重担，接替张爱萍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他在认真协助少共中央局领导抓好工作部署落实、保障机关有序运行的同时，积极组织参加“义务星期六”“突击周”等突击性活动，并为驻地群众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少共中央局被编入第二野战纵队（简称“中央纵队”，代号“红章”）。胡耀邦被派往纵队的中央工作团担任党总支书记，并负责中央工作团青年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10月10日，胡耀邦跟随大部队离开瑞金。几天后，渡过于都河，通过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沿赣粤边境进入湖南。从此，胡耀邦离开了战斗和生活四年的江西红土地，踏上漫漫长征之路。

三次题词共青城

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共中央就把有计划地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作为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并且把垦荒作为一项长期规划来进行部署。

1955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初步意见》。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7月27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又主持起草了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的《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组织青年参加垦荒的计划，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赴边疆垦荒。

北京青年率先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全国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于1955年8月30日开赴黑龙江垦荒。消息传来，上海青年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垦荒。团上海市委从1万余名报名者中，挑选了98名青年组成了第一支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10月15日，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高举“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队旗，高唱着著名音乐指挥家司徒汉特意谱写的《垦荒队员之歌》，告别上海的亲人，奔赴江西。三天后，他们来到鄱阳湖畔德安县境内九仙岭下一处名叫米粮铺拖沟岭的荒凉之地安家落户。当时，这里荆棘丛生，蓬蒿遍野，钉螺密布，人烟稀少，时常还有野兽出没。青年们没有被困难吓倒，用一把烧荒火点燃了艰苦创业的事业，建起一个生产合作社。

11月下旬，胡耀邦到上海等地检查工作，得知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已在江西安营扎寨一个多月，当即决定前往看望。这也是他1934年10月随军长征后，时隔21年再次踏上江西的土地。

29日下午，胡耀邦专程来到九仙岭下看望青年垦荒队员。胡耀邦热情地握着青年垦荒队员的手，笑着说：“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来看望大家。你们辛苦了！”踏着新开不久的小径，他参观了垦荒队搭建的茅棚宿舍、饭堂、牛栏、猪圈和新开垦的梯田。他边走边和队员们交谈，鼓励他们说，你们不怕苦的精神好得很，开荒就是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要大家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明年生活一定要比今年好才行；你们不仅要勇敢，要不怕困难，而且还要动脑筋，想办法，多积肥，多搞一些副业来增加收入。

当晚，胡耀邦和队员们围坐在用床板拼成的长桌旁，一起吃了一顿盐豆稀饭。他招呼队员们坐到他的身边，一边手抓盐豆，一边与大家促膝交谈。他说：“我今天吃你们做的稀饭、盐豆、萝卜干，等你们把这里建设好了，我再来吃酒席。”队员们回答，到那时我们一定请您来我们这里做客。他指着简陋的茅棚问队员们是否住得惯，大家都说住得惯！有个队员还激动地说：“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我们要叫茅棚万岁！”胡耀邦听后，大笑着说：“为什么要永远住下去呢？茅棚终究是临时的，我们只能让它客观存在三岁，不能让它万岁！”“你们将来要把这里建设得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行。”“我们面前还有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但我们一定要闯过去！”交谈中，胡耀邦还细致地询问了队员们的生活、家庭、学习、婚姻、劳动等情况。

1955年8月30日，由北京60名青年组成的我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赴黑龙江开荒。图为胡耀邦(前排左三)向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授旗

队员们请胡耀邦为垦荒队创办的合作社起个名字。他欣然应允，没有毛笔，他就用两片小山竹夹着药棉，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这就是后来共青垦殖场和共青城的乳名。临别时，胡耀邦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要多想办法，战胜困难，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后来，垦荒队将胡耀邦题写的社名锲成立体字，竖在队部门楣上，宣告了德安县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共青社”的诞生。

回到北京后不久，胡耀邦就收到垦荒队的生产计划修改报告。他立即给垦荒队写了封信，并附寄了他用自己的稿费买的书、二胡、唢呐、三弦、篮球、闹钟等文体用品。在信中，他写道，“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开展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买了一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自与共青社结缘后，胡耀邦始终牵挂着这个地方的垦荒队员，关心着这个地方的每一步发展和变化。

在第一批青年垦荒队的感召下，上海第二、三批垦荒队员和江苏、安徽等省的许多青年志愿垦荒者，也先后来到德安，投入垦荒行列。1957年10月，中共德安县委、县人委组织下放干部在县城东南的金湖地区创办金湖垦殖场，并将共青社和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八一社等上海青年垦荒队，以及江苏、安徽、湖北等地来的垦荒队员，一起整合到金湖。1958年3月，正式成立国营德安县共青综合垦殖场。

1978年9月26日，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青垦殖场代表专门拜访胡耀邦，向他汇报建场以来的发展情况。胡耀邦充分肯定了共青创业取得的初步成就，称赞共青社“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得这么快，真是个奇迹，你们真不容易”。他欣然题写了“共青垦殖场”场名。

改革开放后，共青垦殖场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改革创新，大力发展多种经济产业，推进市政建设，开始大踏步地前进。至1984年，共青垦殖场人口发展到8000多人，年产值达6000多万元，拥有全国最大的羽绒厂和江南最大的低度饮料酒厂，产品不但畅销全国，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批繁华商业区和配套完整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的落成，使得整个场区已然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小城镇。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来到阔别29年的共青垦殖场考察。他漫步街头，登高俯瞰，凭栏远眺，环顾新城。看到落入眼底的巨大变化，他赞叹道：“你们是有志者事竟成。”当听到场领导汇报共青垦殖场艰苦创业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特别是规划2000年产值翻四番、总收入达6亿元时，他兴奋地对陪同考察的江西省委领导同志说：“这叫‘星星之火’。如果江西有这么100个点，就是600亿元的产值呀，那就不是翻一番了！”

午餐时，听闻餐桌上丰盛的酒菜都产自共青本地，胡耀邦抚今追昔，不禁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不无感慨地说：“记得1955年我来这里，当时你们生活很苦，我也无力提高你们的工资，只好陪着你们喝稀饭，吃咸菜，吃的还是你们的口粮，心里难受啊！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人均产值这样多，真让人高兴！你们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争取年年都要有所增长。”

饭后，胡耀邦热情邀请17名共青老垦荒队员一起合影留念，高兴地说：“17个加我1个共18个，18棵老松，我们是‘垦友’‘棚友’啊！”考察结束前，应共青人的请求，他题写了“共青城”三个大字。从此，共青城这个新名字开始响遍大江南北。

1985年10月15日，正当共青上下隆重庆祝垦荒建场30周年之际，胡耀邦给共青垦殖场新老建设者们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贺信。在信中，他盛赞共青城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青年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创举”，勉励“共青城的创业者们继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此后，胡耀邦多次在北京接见共青垦殖场的同志，由衷地为共青人取得的新成绩而感到高兴，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关心江西改革发展

改革开放后，胡耀邦多次来江西考察，或者以写信、题词等方式，对江西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

1980年12月8日至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江西赣州、吉安、南昌等地考察，要求认真做好农业发展多种经营的工作。

1981年，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考察队在江西赣南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后，写出《关于把赣南作为我国柑桔基地建设重点地区的建议》，认为“赣南是得天独厚的柑桔生产地，应成为我国柑桔商品生产重要基地”。6月20日，胡耀邦审阅后，把这个考察报告批转给江西省委。

这一建议得到江西和赣州地区的重视，并提出了“以国营桔场为骨干，集体桔场为基础，社员一家一户种植为补充”的建设方针。

同年10月，新华社江西分社派出三名记者，赴赣南老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他们深入实际，与赣南干部群众一起探讨，并对国营、集体、个体桔园上门考察。在探讨中，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普遍认为：国营桔场产量虽高，但投资大，争地矛盾突出；集体桔场收效甚微，矛盾也不少；而个人桔园投资少、效益大、群众能得到更多的实惠，更有利于发展柑桔生产。三名记者在实地调查中也证实，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最后，他们写出《赣南发展柑桔生产的路子应当怎样走》的调查报告，发往新华社总社。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在江西省考察时为共青城题词

胡耀邦在看了以新华社《内部参考》形式刊登的调查报告后，于1982年1月22日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白栋材写了一封信。他指出：“赣南发展柑桔的方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例如三四十年，在我看来，不仅不应该采取以国营为主、集体为基础、个体为补充的方针，也不应该采取以个体为主、集体和国营为辅的方针，而应该坚定不移地、脚踏实地地以大力支持个体种植为主、集体专业承包发展种植为辅的方针。”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采取这样的作法，才能迅速地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采取这个方针，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丝毫不存在什么危险性。在当前的情况下，办什么国营或集体柑桔场的方针，在我看来，是工倍事半的，是不可取的。这件事请你们放开来议一议，不要放不开；不要贻误时间。时间就是财富，贻误一年就损失一年。”

根据胡耀邦来信的精神和群众意愿，江西省委经专门调查和研究后，于3月4日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以大力支持个体种植为主、集体专业承包发展种植为辅的方针，积极发展柑桔生产的决定》。3月11日，《江西日报》同时将胡耀邦的信和省委文件公开发表，引起全省上下强烈反响。“以个体种植为主”方针的提出，促进了全省人民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解决了过去集体统一生产经营下难以发展的许多问题，不但激励了赣南以及全省的柑桔生产，而且带动了其他各业的发展。

1984年12月6日至13日，胡耀邦先后到江西的修水、铜鼓、宜丰、上高、高安、奉新、安义、德安等地考察，就山区和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林业、地方工业发展，九江长江大桥建设及庐山旅游开发等问题，与当地党政领导共商发展大计。考察临近结束时，他在南昌专门听取了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省长赵增益在汇报经济工作时，谈到省委常委会刚刚形成的一个想法，即江西相对比较落后，因此江西的发展速度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才能较快地改变面貌。胡耀邦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省委这个想法，指出江西要充分利用资源，“对内更大胆地搞活，对外更大胆地开放”，各级党组织要带领群众放手干，江西经济发展速度应当略高于全国发展的平均水平。他还在随后召开的江西省直机关厅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上讲话，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精力更加充沛，科学文化知识更加充实，开拓精神更加旺盛”。胡耀邦的讲话，对促进江西的思想解放，确立发展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结合江西实际和全省人民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明确提出了“两个更大胆、一个略高于”的战略思想，即对内更大胆地搞活、对外更大胆地开放和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