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胡耀邦发起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和提出的“富民为先”政策对今天的启示

（一）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其中消费的下降又是主要原因。以最简单的十一黄金周出游为例，今年黄金周总消费额为8090亿、出行人次为8.88亿；对比疫情前的2019年6497亿、7.82亿人次看似增长了很多，但是考虑到2019年黄金周为7天，而今年为8天，人均日消费反而从118元下降到113元。所以，现在表面上看旅游消费很火爆了，景区到处是人头攒动，但是人均消费能力下降了。

从具体的消费环境体感上看，笔者办公场所周围的数家茶馆也纷纷关张，平时座无虚席的江仙雅居餐厅，上座率不足三分之一，某日就餐结账时，瞄了一下收银电脑的入座情况，偌大一个餐厅才坐了六桌，现在不得不推出很低价的团购套餐来维持。11月我国消费增长率录得1.3%的新低。

而消费的下降，又是居民收入能力和对未来收入预期判断下降的结果。与之冰火两重天对比的是，今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性的1万亿美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18万亿左右，交通运输业投资将超过3.6万亿，这些增长都显著高于消费。所以，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以增收拉动消费，而非继续走以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老路。

（二）前几天参加腾讯ConTech大会时，聆听了高培勇先生的演讲《对策：“投资于人”带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结合当下形势颇有感慨。当然，“投资于人”的概念非高培勇先生所创，它最早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不过高培勇先生作为一个资深的财政专家，在演讲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经济目前的症状，以及如何在财政领域贯彻“投资于人”的理念。

他指出，中国财政支出，也就是经济资源的再分配长期偏重于经济建设投资，也就是“投资于物”，而轻于公共服务性支出。这其实是原来计划体制下二元财政结构的遗存，其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投资侧重于国有企业、侧重于城市、侧重于经济增长的生产建设，相对应来说就是轻于民营企业、轻于乡村、轻于人民实际获得感的增加。

为此，以后“投资于人”的经济资源分配体系应该是：第一，加快实现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减少经济建设性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性的支出，腾挪更多的资源投资于人；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基本养老全国统筹和社会保险法定人数的全覆盖，逐步的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异、身份差异，让社会保障适用全体人民；第三，加大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的力度，要区别城乡低保人员特殊困难群体，低收入家庭，实现省级行政区域社会救助的均等化目标。

也就是说，总体的核心措施，应该是把增加个人收入和福利作为发展经济的落脚点。高培勇先生还指出，尽管这两年中央推出了很多刺激消费政策，可以说名目齐全，人民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涵盖了，但是距离政策目标很远，这显然是着眼于短期消费刺激所致，只有致力于增收的财政政策，着眼于提升人们长期消费能力的政策，才能让经济增添活力。

（三）高培勇先生对“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两种发展理念分析，令笔者不禁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来，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是目前的问题，以及改变问题的主张，又于当年何其具有相似性。

1979年，面对当时的经济失衡、人民普遍获得感不强（城镇职工的工资几乎长达20年没有涨，农民口量持续下降）、积极性不高的困境，以及解决经济改革怎么走的问题，胡耀邦同志发起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即回归一个本源性的问题：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经济增长率而生产，还是为了人民的需求而生产？目的又直接决定了手段，如果前一种目的，则需要不断增加积累、增加投资，无限扩大产能，而后一种则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

胡耀邦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非常重视的，认为其意义不亚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9年9月，根据他的直接指示，中央党校教授吴振坤起草了《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该文批评了计划体制下为生产具有三个特征：为了生产而生产、为实现领导意图而生产、为完成计划（即经济增长率）而生产，认为必须明确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改善人民生活而生产。

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这篇文章，两天后又发表了于光远的《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的问题》一文，这两篇文章被国内数十家媒体转载，经济理论界很快便掀起了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

1981年第14期的《红旗》杂志，又发表了由胡耀邦提出观点框架，周叔莲、吴敬琏和汪海波三位年轻学者执笔完成的《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这篇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异化”问题，认为人应该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本身，而不是生产的工具，个体应该理直气壮追求幸福生活。

这场讨论进展却不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那么顺畅，原因为对计划体制的反思和批评，遭遇到巨大的意识形态阻挠，以及相关利益部门的反对，根据亲历者冯兰瑞、于光远等人的回忆，诸多经济计划部门都在回击这场讨论，认为“追求个人生活是资产阶级经济观”，会架空中国的经济。

不过，讨论仍然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多，其高峰是1980年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讨论会”，参会者700多人，收到论文114篇，会议持续了7天，为建国后经济学界前所未有的盛会，笔者手里有一套这个讨论会的论文集，可以看出，于光远、陈岱孙、龚士奇、王惠德、宋涛、苏绍智、冯兰瑞、孙尚清、厉以宁、吴敬琏等知名老中青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显然是改革初期经济学界的一次重要启蒙。

此外，胡耀邦还于1983年底在视察西南三省时，提出了“富民为先”的主张，他说：“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对与不对、做得好与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他尤其强调：“有些同志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

1984年3月29日，根据胡耀邦讲话精神整理而成的《人民日报》社论根《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也指出，民富才能国富这个道理是有普遍性的，片面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过分强调积累，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经济发展步子迈不开的重要原因，“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基于这些经济发展之道的指引，我们可以把80年代经济改革的外在表象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内在逻辑的根本性变化则可以归结为：从追求经济规模的增长到致力于人民收入的增长，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

以以下数据为例，从1978年到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5689亿增加到17400亿左右，增加了1.96倍，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71元增加到904元，增长了4.28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559亿增加到8255亿，增长了4.29倍。我国工业生产中，重工业比重从56.9%下降至49.2%，轻工业和服务业则有大幅提升。这段时期是建国后少有的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能够获得亿万人民拥护，让改革理念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在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此后逐渐下降）

（四）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重回依赖投资的的路径。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为例，1990年为25.9%，2024年则为38.1%，我国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了51.3万亿（7.21万亿美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大致相当于G7国家之和。重商主义逻辑下的出口则是另一个依赖，中国出口的全球占比从1.9%上升到14.7%，贸易顺差从87亿美元增加到9921亿美元，增加了100倍还多。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种经济发展策略无疑对后发国家赶超有重要意义，实现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是在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继续沿袭这种发展路径，必然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产能过剩、居民消费乏力、社会经济信心减弱，同时还会加剧与全球重要经济体的贸易摩擦。

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中国已经建成产能2500万辆，规划产能超过5000万辆，而去年一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不过1830万辆，那就意味着，即便是仅靠我国现有的产能，供给全世界都绰绰有余，过去唐山钢铁可以满足全球需要的产能过剩故事正在新的产业重演。基础设施方面，全国最大40城甲级写字楼存量已经超过1.1亿平方米，最大20城中，空置率低于30%的仅有8个，全国甲级写字楼均价从2019年的147元/月，降至去年的82元/月。正如另一位发言嘉宾在腾讯ConTech大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制造了太多过剩的、低质量的、社会根本不需求的供给。

（中国产能利用率显著低于欧盟和美国）

而同时，中国过高的再生产投资率挤占了收入分配在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进而制约了消费。2022年，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仅占GDP的24%，而美国达到56.9%，而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一般在40%左右。我国社福利和保障支出的GDP占比，也是中大型经济体中最低的，按照OECD测算口径，2022年我国该方面的支出比重大约为10.1%，而OECD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阶段的支出水平，约为16%，另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福利支出强度目前仅仅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约旦之类的水平。

所以，在今天我们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仍然经济基本结构上仍面临半世纪前类似的问题，当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中提到的“异化问题”，目的和手段倒置问题，仍然是压抑我国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

笔者再列举几个数据。2024年中国企业大致从政府获得的直接产业发展补贴超过8000亿，出口退税达到1.93万亿，同时各级政府累计设立2100多项产业引导发展基金，目标注资额总和达12.84万亿，而同年覆盖1.8亿以上农村和城市无业老年人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支出仅为5322亿，覆盖参保9.47亿人的城乡医疗保险支出仅为10661亿元。

（农民养老金收入过低，以及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这显然是“投资于人”的力度远远小于“投资于物”，说的更直白一点，全国几亿农民获得的社保补贴总数，甚至不如几千万辆电动车（高峰期企业每生产一辆电动车可获得产业补贴6.73万，而同期农民每月养老金是100元左右，这相当于农民50多年的退休金），是时候改变这种本末倒置的发展路径了。我们不是不要“投资与物”，不要固定资产投资，而是应该砍掉太多不必要的重复性投资，与其制造过剩的产能，不如把钱用于人民，切切实实让老百姓获得改革和发展的获得感。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