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关于胡耀邦致千家驹的信

1983年4月29日，胡耀邦给千家驹写下这样一封信：

家驹同志：

讲稿拜读过了。你这种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是值得提倡的。我已经把这份讲稿转给依林、宋平、炳乾同志了，我想他们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当然，我国教育经费要跻于世界先进之林，大概还得若干年的努力。但我看是大有希望的。谨复并颂

近安

                          胡耀邦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千家驹是谁？年轻一代人恐怕都没听说过；但是，在1980年代，他却是年轻学子趋之若鹜的偶像。

千家驹（1909年8月28日<农历>—2002年9月3日），16岁加入共产党，26岁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他虽早年脱党，但一直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党的同路人”，并“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高等顾问”和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同时还兼任兼清华、交大教授。1957年反右时，他是著名的 教授右派。十年运动中受到冲击，自杀未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民盟中央常委（后任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在1980年代，千家驹被学子们推崇，大致是三件事：一是一次发言，二是一篇文章，三是不断为教育问题鼓与呼。

1988年4月2日，在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千家驹发言，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物价，直击价格双轨制的弊端；一个是教育，匡算教育经费的缺口；一个是社会风气，痛斥一些党员和干部“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其影响之恶劣可以动摇国本”。

1988年，政 改是社会主题，新闻报道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电视有千家驹棱角分明的脸庞，慷慨激昂的手势也伴有几句同期声。当然，再怎么改，这个发言也没能在“人民”和“光明”上有刊登。某个机构的政 改研究小组——那时似乎不少机构有这个的小组，将他的发言附在“问卷调查”中散发；社会也热议，说是他30分钟的发言，获得31次掌声。

一篇文章，是第二年他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走回头路不是没有可能的——读李 鹏< 政府工作报告>》，直接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治理整顿”提出不同意见，在社会上引起震动。

至于为教育问题，是千家驹一以贯之、一向“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非提高全民族素质不可”，因为“在一个文盲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家是谈不到现代化的”。

早在198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他的《关于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一点意见》，提出：一、高等学校应该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二、应该实行学校后勤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三、急需紧缩机构，裁并一切与教学、科研无关的人员。四、大学应恢复学分制度，还应该允许学生转系、转专业。五、应该提高大学校长的独立自主权，应有解聘教职员工以及开除学生之权。至于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如何避免党、政不分，机构臃肿的问题，可另作专题研究。六、在发展高等教育中，还必须尽快改变目前严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错误倾向。

1983年1月，千家驹将他发表在《教育研究》的《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一文，直接寄给陈云，并在附信中建议：将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 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以便保证一九九"年前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陈云很重视，批示要计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

1983年4月，千家驹又将他要在全国财政学会理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寄给胡耀邦。前引胡耀邦的这封信，就是读了这篇文章给千家驹的回复。

在《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这篇文章中，千家驹强调指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要把教育投资视为生产投资”。他进一步阐明说：“要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工业与现代化农业是离不开科学和技术的。而取得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教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的训练和教育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劳动力的内涵发生变化，劳动力的智力因素在增加。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不断更新，更需要对劳动力进行科学技术的再教育。既然劳动力是生产力，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的技能和技巧的训练，这种劳动的技能和技巧的教育事业的投资，当然是生产的投资。而且这种投资被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是一项一本万利的投资。”他列举大量的比例数字，证明日本的复兴，美国和苏联的发达都是重视智力投资的结果。

文末，他很感慨地说：“如果今天对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也如五十年代的人口问题一样，不被认识，不被重视，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也将尝到它的严重后果，不要说我们不可能赶上先进的国家，而且我国能否立足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也将成为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胡耀邦赞誉他“这种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值得提倡”，也只能如陈云一样，将他的文章批给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去考虑。

但是，“国家计委的几位同志”不但没有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还在计委的内部刊物《计划经济研究》上“写文章”驳斥他的观点。据千家驹回忆，“他们反驳我的理由是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各国预算制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是实施义务教育，不能由国家包下来，应由多渠道进行，主要应靠民间来办学。但他们最主要的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经济是基础，教育是上层建筑’，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教育事业。”

那时，国家财力有限，1988年的经济又处于一个大波动时节。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还不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重点计划之列。不过，“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千家驹的观点，即使在国力如此强盛的今天，依然“鸡鸣戒旦”，确如耀邦所言，“是值得提倡的”。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