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 ：胡耀邦在平反冤案中用“两个不管”推倒“两个凡是”

平反冤假错案，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课题。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平反冤案的第一声号角

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后，即抓紧中央党校的冤案平反，但他更关注全国的冤案平反问题。

耀邦同志决定采取措施推进这个重要而又紧迫问题的解决。他决定通过一篇文章来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提出这个问题。1977年，他在紧张筹备中央党校复校的同时，具体指导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大文章。

耀邦同志说：现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提出，文章要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题目就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他比较具体地讲了文章的构思和框架。

依据耀邦同志谈话的精神，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三个人很快就写出了文章初稿。耀邦同志同《人民日报》的同志一起，经过十七次修改才定稿。

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刊登了整整一版。

文章说，“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影响很坏，流毒深广，危害极大。文章进而指出，至今有的同志、特别是有的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仍然认识不足，有的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文章明确提出要求，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当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这篇文章使千万个蒙冤受屈的家庭看到了希望。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有的说，看了文章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一个长篇电报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天亮了。

耀邦同志指导撰写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祖国大地。

这篇文章吹响了平反冤案的第一声号角。

 

二，“两个不管”的最早版本

中央党校长期受“左”的祸害，十年“文革”中，党校更是“重灾区”，积累了许多冤案。

耀邦同志对平反中央党校的冤假错案十分重视。在整风会议期间，他就建立了落实政策的临时机构，具体抓平反冤案的事。

耀邦同志说，落实政策是以事实为准，以党的政策为准，不是按照哪一个人说了怎么办，这不涉及对中央那一个同志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毛主席过去就因为情况反映错了，他自己作了修改。

在中央党校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论时，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在平反时，具体负责落实政策的一位同志对他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论，是毛主席领导的。此事反映到耀邦同志那里。他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那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校临时党委决定，再设一个落实政策的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这位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也平反了。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就提出了“两个不管”的主张。

 

三，“两个不管”同“两个凡是”的碰撞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同“两个凡是”的斗争特别尖锐激烈。

1977年12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他挑起了在全党和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当时的情况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责任重大，阻力更大。最大的阻力就是“两个凡是”。耀邦同志首先抓大案要案，而这些大案要案无一不是最高领导人过问的，有的就是最高领导人定的。

你要平反这些案件吗？他们就给你扣上“砍旗”、“反对毛主席”等大帽子。还说，不要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过去定了的案子就要推翻。

胡耀邦同志和中组部，同“两个凡是”短兵相接，直面较量。

1977年9月，中央召开信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由胡耀邦主持。9月25日，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他讲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摆出了存在的问题，并作了剖析。他说：现在，需要落实干部政策的人还很多，要解决的问题成堆，这些问题怎么办？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99页）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不管”。

这“两个不管”，是实践标准在这个特定领域的体现，它与“两个凡是”直接对立。“两个不管”，是耀邦同志一贯坚持的思想和原则，这一次，他从彻底的唯物主义高度提出和阐明问题，讲得更完善更深刻了。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两个不管”，是平反冤假错案形势发展的需要，也表现出耀邦同志的勇气和魄力。

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但也有一些人思想不通，提出疑问甚至责难，更遭到一些负责人的反对、刁难、指责、阻挠。一位负责会务的领导同志在会议简报刊登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时，将“两个不管”的内容全部删除。他们将一些思想不通的与会者的发言刊登简报，借此批评指责耀邦同志的讲话。一位领导人在会议总结讲话时蛮横地宣布：“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

胡耀邦同志找他们询问，这句话有何不妥？据有的论著记载，双方有如下一段对话：

有人反问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答：“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问：“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这显然是胡搅蛮缠！

答：“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以上材料引自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9页。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介绍过当时争论的情况。

 

四，“两个不管”公之于众

《人民日报》于1978年11月1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这篇以《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为题的文章，刊登在头版头条位置。文章在列举平反冤假错案的各种“不平衡”，“做得不好”的情况后强调：“总之，落实干部政策只能根据事实，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评论员文章进而指出：“决不能划一条杠杠：下级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可以纠正；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这篇评论员文章郑重地宣讲了胡耀邦同志“两个不管”的主张。

在“两个不管”被封杀的形势下，耀邦同志让理论动态组撰写文章，广泛宣传。他出的题目是：《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理论动态组开会研究，决定由本人承担撰写任务。（补志：耀邦同志是在10月上旬下达写作任务的。本人承担撰写任务后，本该在10月中旬完成，但因住了一段医院，耽误了时间）

《理论动态》第98期（1978年11月20日）刊登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于同一天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转载，这显然是耀邦同志安排的。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光明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广泛转载。

这篇文章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段话，基本上是照抄耀邦同志在信访工作会议的讲话。

当时，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热烈议论几个大案。耀邦同志将这一期《理论动态》带到会上。他对我们说，平反冤案的文章，中央工作会议上反映很好，陈丕显、万里都说好。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文章的公开发表，“两个不管”昭然天下，标志着在平反冤假错案上的“两个凡是”，已经被推倒了。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中，有专论“特约评论员”的一篇。他将“特约评论员”文章比喻为针对“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并举《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一篇为例。他说：“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录自沈宝祥《亲历拨乱反正》、《胡耀邦在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