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东平：胡耀邦从发病到去世的详细经过

胡耀邦突感胸闷难受，想迈步离开会场

1989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秋，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笔者曾看到一篇发表于2005年9月的文章，这篇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以下简称“最后”)的文章，也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而且还写得相当生动和详细。因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故笔者将其文相关部分先摘录如下：

会议于9点钟开始。这个文件草案(即《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发展和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是第四次修改稿了，今天政治局讨论后，拟将这个决定草案在党内外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适当时候，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予以审议。

工作人员开始宣读决定草案，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

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

有人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

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到10分钟，中南海保健处的医护人员赶到。又过了5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来，临时抬来一张床，就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抢救工作。

根据医生的意见，胡耀邦的身体不允许移动。因此，政治局会议挪到其他会议室开，有关领导嘱咐温家宝和中办副主任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怀仁堂成了抢救胡耀邦的临时病房。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

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

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据王敏清回忆，4月8日中午大约12点15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

电话究竟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打的还是中南海保健处打的，因当时很匆忙他也没有注意这一细节。

按正常情况，如果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帮出现危机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

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

胡耀邦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

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

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的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清晰地显示着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

“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胡耀邦不幸逝世的噩耗，令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在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

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听从关于“心脏病”的推测，并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并嗅亚硝酸异戊脂？

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们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

“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想：北京医院一直是负责中央党政领导人医疗诊治的医院，且今来现场急救的也是北京医院的专家钱贻简，他已经在进行检查和治疗工作了，不宜再换医院、换人，否则，辗转交接，再检查介绍病情将会延误治疗，就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

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

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4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症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4月9日、10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

然而就在4月16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听着广播，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次抢救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4月21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来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在他的家中，笔者看到那张他和化妆师，俯身在胡耀邦身边致哀的照片。

在整理本文的过程中，编者又查阅到胡耀邦女儿满妹的一篇短文，对胡耀邦最后7天从发病到去世的经过有着详细的描述，也转录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

1989年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举手说："我请个假"。

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

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醋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耀邦同志，大口吸气！"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止，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此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化作了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 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来源：书摘 转自：老知青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