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亲历胡耀邦追悼会》的一个细节

徐按：

一、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日，编发这篇文章以示纪念。

二、李平先生这篇文章，是在2015年纪念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写的。原题为《忆述胡耀邦追悼会——压力和阴影笼罩下的治丧工作》。原文一万多字，我略作压缩，发表在2015年第3期上。今编发，又压缩到一半。即使如此，对公号读者来说，也还是有点长。不过，李平先生当年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的工作人员，受新闻工作者使命的驱使，他记录了经历的一切。他的文字又好。文章虽长，但好读、耐读。

三、文中提到一个细节：4月17日，高层曾经有个安排，4月20日和21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耀邦遗容。但，17日晚9点宣布取消。

四、作出这个安排，是在17日下午的治丧办公室会议上。会议由乔石主持，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与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参加了会议。钱李仁下午五点半回到报社传达，时任副总编辑陆超祺“日记”有记载：决定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万人的遗体告别仪式。

五、17日晚9点取消后，胡耀邦家属如何反应？李鹏“日记”有记载。

4月18日晚。李鹏去胡家吊唁。耀邦夫人李昭对他说：“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从“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一语看，“公开瞻仰遗容”一项，是李昭及家属非常坚持的意见。

而在李鹏看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他写道：“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4月15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同志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六、4月18日下午3点，陆超祺参加胡耀邦治丧办公室召集的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要是昨天决定的21日10万人向耀邦遗体告别仪式不搞了，传出去的话，群众可能有意见。乔石否认有这个决定，说不能把治丧办公室个别人的设想传出去……。这表明，在这次会议上又有人提议讨论这个问题。

七、接下来就是李鹏4月19日的记载。上午，他接到温家宝通知，“说李昭同志已向治丧办明确表示，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一切听从中央安排。这就是说，她撤回了昨晚对我讲的要求公开瞻仰耀邦遗容的建议，同意开追悼会。这说明，李昭同志还是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人。”至此，“十万人瞻仰遗容”一项宣告取消。

 

李平：亲历胡耀邦追悼会

胡耀邦同志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中央有关部门很快组织成立了由乔石同志牵头的治丧办公室，下设六个组，分别是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新闻组、外事组、群众组，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参加各组的工作。各组均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分别占用了大会堂西区二楼的六个厅。我被抽调到新闻组工作，办公地点在山西厅，新闻组组长为曾建徽。

 

十万人瞻仰遗容被取消

    胡耀邦同志时年73岁，原本身体很好，性格开朗豁达，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大智大勇，冲锋陷阵，为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建树了历史性的功勋，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乃至海内外都有巨大的威信。他遭受拂逆而卸任，以他的刚烈，肯定是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应该是导致他过早辞世的因素之一。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一是同情弱者，耀邦的去世，使群众中敬重他、怀念他的情绪更为浓烈，当时恐怕没有哪位领导人的去世会像耀邦离去那样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了。

4月15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耀邦逝世的噩耗，4月16日即有人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就刊登了献花圈的图片。从4月17日开始，来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许多人结队致送花圈，纪念碑周围挤得人山人海，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在京的外国人，到广场拍照，传抄花圈上的挽联和悼词。

4月18日一早，更有人大和北大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提出诉求。这使胡耀邦同志治丧工作，一开始就是在前所未有的复杂、紧张、压力的形势下开展和进行的。

4月17日晚7点半，曾建徽在山西厅召集新华社、广电部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治丧办公室当天下午在中南海开会确定的有关事项和精神。治丧办的会议由乔石主持，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决定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比照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的规模举行，即按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规格办理丧事。同时作出了很好的意向性的决定：允许各地学校、单位、企业的群众举行悼念活动，各学校可以设灵堂，团委和学生会等组织都应积极参加；为使群众感情和情绪正常抒发和分流，计划于4月20日和21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对群众性的自发的悼念活动，也可作适当的报道。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在人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实况转播。按惯例不邀请外国人参加追悼会，驻外使领馆也不专设灵堂，可以悬挂胡耀邦同志的遗像。在香港的新华社分社内可设立灵堂。对外国领导人发来的唁电，如金日成、昂纳克、西哈努克等人的唁电，应即时摘发刊登。很多人都感觉，这是现任领导比较开明并似乎具有些许补过性质的表示。

据悉，提出组织群众瞻仰遗容的设想，出自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徐瑞新等领导在4月17日上午即征询总务组、群众组的意见，都认为可行，随即拟定了初步计划，在下午由乔石主持的治丧办公室会上确认了这个方案。

新闻组据此作了一些准备和安排：确定中央电视台近日重播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视察青海、新疆、西沙群岛的电视片；新华社选发胡耀邦生平照片40张，供各报选用；新影和央视根据资料拍摄胡耀邦生平纪录片，片长10至20分钟，定名《胡耀邦同志光辉的一生》，争取周四即请相关领导人审查，周日（4月23日）即播出。

报纸宣传方面也都作适度反映，尽快组织一些回忆和悼念的文章。如考虑商请习仲勋同志谈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请宋任穷同志谈耀邦与解放干部；请胡启立同志或郑必坚等身边工作人员谈耀邦的工作作风；请项南同志谈耀邦与青年工作；请杜润生同志谈耀邦与农村和农业改革；请徐向前元帅谈耀邦与军队政治工作，等等。

各地各报，如耀邦工作过的地方，也可自行组织采写回忆、悼念的文章。近日电视台的节目亦须作相应调整，减少过于欢快的文艺性节目，在追悼会当天，中央电视台广告节目亦停播一天。

新闻组的会还没开完，17日晚9点，忽然传达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电话通知：下午确定的10万人瞻仰遗容取消，除4月22日上午较大规模的追悼会之外，其他一切活动都不搞了；对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也不报道了。即实际上改变为完全的低调处理了。这当然是最高决策层即高于乔石、胡启立等现任常委的人作出的决定。

 

丧事比照叶帅规格

    最高决策者一锤定音后，胡耀邦的治丧工作即在事务性层面下进行。但中央高层确已比较敏锐地从学生的行动中察觉到群众的情绪，并不断在寻找化解的由头。

针对不少群众认为有些元老态度淡漠的不满，中办不断向治丧办提供些情况，以期通过媒体公布，能得到些谅解。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连日打电话告：邓小平同志在胡耀邦临终时，派秘书到医院探望；胡耀邦逝世后，卓琳和邓朴方亲到胡家，向李昭同志及胡家人亲属表示慰问；邓小平表示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但没同意由他主持追悼会的提议，提出请杨尚昆主持，由赵紫阳致悼词。李先念同志在外地，几次打电话回京，向在医院治疗的胡耀邦表示问候；胡耀邦去世后，李先念直接打电话给李昭，请她多加保重。陈云同志亦在外地，胡耀邦逝世后，马上从外地发回表示哀悼的唁电。徐瑞新还指示：陈云同志在外地，暂不回京，无法参加追悼会；其他有些老同志，如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亦因身体状况无法参加追悼会；而李先念、彭真同志是否参加，也难以确定。如这些老同志不参加追悼会，为避免外界的猜测，应在有关的新闻报道中提及，或发表陈云同志的唁电，总之，要有所表示。

经过具体研究，治丧办公室确定，迎灵在4月21日晚进行，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陪同家属，于晚9时从人民大会堂出发，集体乘面包车，进出均由大会堂东正门，走长安街至王府井路口拐向南往北京医院。原路返回后，遗体直接安放在追悼会会场，用液氮等防腐降温的保护措施。

胡耀邦追悼会基本比照叶剑英追悼会的规模。叶剑英元帅于1986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90岁。10月29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叶剑英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当时报道，首都各族各界人士5000人参加了追悼会，实际参加的人数为6000多人。

胡耀邦追悼会最初预计参加人数为4000人，实际发出的请柬，已超过5300张。追悼会确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追悼会于10时开始，9点50分入场完毕，老同志晚入场，早退场。追悼会及向遗体告别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致悼词时间大约为20分钟。向遗体告别时，中央领导人包括四副两高大名单上的共110名负责人与家属握手，其他人员一律不握手，在保证现场严肃、安静、秩序的情况下，把人员组织好，排成四路向遗体告别，适当走快一些，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追悼会举行的当天，毛主席纪念堂停止瞻仰一天。

追悼会后即送灵火化，仍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陪同家属前往。灵车队出人大会堂东门，经十里长街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告别室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即行火化，家属等到京西宾馆午餐并略事休息，下午到八宝山挑选骨灰。23日上午9时，再由宋平、温家宝和治丧办公室其他负责人到八宝山，举行一个简短的骨灰安放仪式，把胡耀邦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新骨灰堂。后得知胡家提出将骨灰安放在江西共青城的要求，遂转报中央请示。

治丧办公室再次确定，不安排外国代表团参加丧礼，由外交部发言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夫妇要求来华吊唁胡耀邦，还有些国家提出派代表团或特使参加丧礼，并有日本友人、女作家山崎丰子已来京，要求参加追悼会或到胡家慰问，都予婉谢。中国驻外使领馆于4月22日下半旗一天，仍不设灵堂，但可接受官方和友人的悼唁。外国和外国驻华使团送花圈，均予接受，集中后于21日下午送到大会堂北门。在北京的越南黄文欢同志亦提出送花圈，可以摆放到追悼会会场。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公告宣布：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各地可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追悼大会实况。

中共中央的公告刊登在4月20日《人民日报》报眼位置。这天下午，天公落泪，雨势时大时小，延续至晚未停。

 

迎灵柩

    4月21日晚到北京医院迎灵，已根本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鉴于围聚的人始终不断，至晚越来越多，大会堂东门外已处于实际上的交通断绝状态，为防意外，只好临时改变方案，杨德中上午召开会议研究迎灵具体事宜时，还确定北路去，南路回，即去时出大会堂东门，走长安街至北京医院，返回时经前三门大街，进大会堂西南门。到下午则囿于形势，再改变方案，使迎灵车队减少车辆，于晚8时半出人大会堂西南门，不从广场露面而往北京医院，以此迂回行动，避开长安街上大批想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参加当晚拍摄电影电视资料和照片任务的记者，则提前于8点即赶到北京医院待命。

迎灵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各组负责人陪同李昭等家属同往北京医院。8点40分到达，进入医院小告别室，向已经整容完毕、安放于玻璃抬棺、用党旗覆盖的胡耀邦遗体三鞠躬。匆匆行礼如仪后，在紧张、凝重的气氛中启运。四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自动步枪前后护卫，八位身穿黑色西服的工人以肩抬棺，送上车头悬挂黑黄色纱球、由哈尔滨生产的大轿子灵车。车队经前三门大街返回。

迎灵车队直接驶入人大会堂西南门内球场，仍由礼兵护卫，工人抬棺，缓步进入追悼会会场的中央大厅。中央警卫局的几百名官兵，人大会堂和治丧办公室上百名工作人员，在行路红地毯两侧排成单行间隔，肃立默哀，注目致敬。大会堂内灯火通明，气氛庄严、肃穆，声息凝重、沉静，因此显得抬棺工人行进的脚步声非常清晰。在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彦的具体指挥下，工人们将胡耀邦的遗体由玻璃抬棺移入会场正中的水晶棺，领导人和家属再次向遗体三鞠躬，此时耀邦的女儿忍不住哭出声，在空旷、静寂的大厅中，那哭声格外撼人刺心，也引出现场很多人的眼泪。此时是21日晚10时，距追悼会举行的时间只有12个小时。

 

追悼会

4月22 日早8点，乔石和温家宝就到达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10点整，追悼会开始，胡氏家属以耀邦夫人李昭领头入场。参加追悼会的中央领导人一一入场。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他的声音显得喑哑，程序上亦出了点口误，默哀后应是奏“国歌”，被说成“奏国际歌”，当然即时改正，在会场内未引起反应。赵紫阳致悼词，表现出一种晦暗的声调和情调。邓小平则自始至终脸色阴沉，不发一言。

追悼会历时近30分钟，奏“国际歌”后向胡耀邦遗体告别。胡氏家属从站立在水晶棺前移至水晶棺后，领导人仍以邓小平为首，排成单行走过，向在水晶棺中安卧的胡耀邦遗体鞠躬致意，然后上前与家属一一握手。

此时，摄影记者群中发生推挤、冲突，警卫局的人强力推赶，互相呵斥争执的声音极大，在肃穆、沉重的会场中给人以一种紧张和异样的冲击。

这天到场的摄影记者过多，除治丧办公室组织电视台实况转播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摄影记者，已有十二、三台摄象机、摄影机、照相机外，胡家又自请了10多人的近乎一个摄影队，还有谁也拦不住、限制不了的杨绍明，都有不凡的来头，谁也不让谁，在邓小平走上前与李昭握手时，即拥堵在一起，互相推挤，几至吵成一团。

领导人向遗体告别并与家属握手后退场，请胡氏家属移至水晶棺后。参加追悼会的其他人员分由水晶棺两边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治丧办公室的人员挡在前边，拦阻人们与家属握手，并催赶着人们快走。由于态度焦急、生硬，甚至有推搡的动作，引致很多人不满。

按照原计划，在大批与会者向遗体告别时，应请李昭等家属到休息室小憩，但她执意不肯，连工作人员拿来的折叠椅也不坐，一直站在那里，扬着两手向人们致谢。她的举动，当然决不会使告别的队列走得稍快。

 

送灵车队

近午11点半，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全部结束，遂开始移灵，将胡耀邦遗体从水晶棺抬至玻璃抬棺，顺前一晚的路线抬到西南门的停车场，送入灵车。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人员陪同家属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按原定计划，送灵车队应出人民大会堂东正门，沿长安街西行往八宝山。现在东门外被学生封堵，已根本不可行。在灵车队启行前的短暂时刻，不断有情况报给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十里长街，人潮汹涌，西单、复兴门、公主坟等处，人群几乎已堵满了车行道。人们要最后表达送别胡耀邦的悼唁之情。治丧办公室确实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曾认真考虑送灵车队舍长安街而走地铁路的备用线。乔石拍板，送灵仍走长安街，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在行前又临时对送灵车队作了调整。

送灵车编队，第一辆先导车为北京市公安局派出的奔驰警车；第二辆0号车为中央警卫局派出的奔驰车，系指挥车，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北京市副秘书长杨登彦乘坐；第三辆是编为13号的红旗敞篷车，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派出并由车队队长亲自驾驶，乘员为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的5名摄影记者；第四辆是编为01号的前卫车；第五辆是编为1号的大轿子灵车，礼兵和抬棺的工作人员亦乘此车；第六辆是编为02号的后卫车；第七辆是编为2号的红旗轿车，为李昭乘坐；第八、九、十辆车编为3、4、5号，是警卫局派出的考斯特面包车，乘坐耀邦家属、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第十一辆车编为6号，也是大考斯特，乘坐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杨德中、徐瑞新、曹志、常捷、刘凯、顾林肪、曾建徽等；接着的7号车乘坐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8号车为备用车；以后为收尾的医务车、机动车、警车等。

到启行时，又在车队序列排在第五而编号为“1”号的灵车前后，各加了一辆未编号的大轿车，里边装满武警和公安干警，以在路途拥堵时下来舒缓交通和处理各种不测事件。

送灵车队开出人大会堂西南门，从南长街口拐向西行，一露面，早已等候在街上的人们便发出巨大的哭泣、呼唤声浪。十里长街，全部戒严，百万人拥上街头，为胡耀邦送行。南长街口至新华门一线，虽然围聚的人多，但警力充足，大量武警排成几行，手拉手拦住人，能保持较宽的道路，车行顺畅。一出六部口，就开始出现紧张状况，人越来越多，拥挤着压向路中间，仅容车队通过；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几乎发生压车情况，此时灵车前后两辆大轿车上的公安、武警，跳下车来，一边声音嘶哑的呐喊“谢谢大家，请大家帮帮忙，向后退”，一边奋力推赶，才得使车队通过。出复兴门后，在工会大楼、京西宾馆、公主坟等处均是此状。再向西行，人仍不减少，车队前方新增加了不少公安、武警的面包车开路，向外拐行，以迫使人们向后让路，历时一个小时，方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来源：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