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春：胡耀邦一锤定音：废止“二简字”，汉字不再拼音化

1972年春节刚过，回北京探亲的叶籁士就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再回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劳动改造。这时郭沫若找上门来，告诉他不必再去宁夏了，周总理已经给他安排了任务。于是，叶籁士的干校生涯得以提前结束。

 

一简字的继续

叶籁士所接到的任务，正是制定被称为“二简字”的简化字。

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编印《简化字总表》，这个总表收录了2235个简化汉字，这就是目前在中国通行的规范汉字的来源。1964年总表出台时，人们并没有“一简”、“二简”的概念。那时参与制定简化字的专家学者们以及国家领导，都认为汉字简化工作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还应继续努力。因此，负责文字改革工作的文改会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但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改会也像其他国家机关一样受到冲击，多数专家学者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各地，办公地点也被挪作他用。正是这一次的中断，文改出现了前后两个阶段，也就产生了所谓的“一简”、“二简”之分。

1971年，林彪坠机后，国内的秩序有所好转，许多中断的工作也得以恢复，文字改革工作就在其中。

就对文字改革的热情来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不比语言学家和文化名人们低。“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态度为恢复文改铺平了道路。

周恩来指定的具体负责人就是叶籁士。这时，原先的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已于1966年去世，副主任胡愈之依然饱受冲击。这二人加上叶籁士是原来文改会的三架马车，文改会的许多工作都是先由三人一起商议，然后再向周恩来或具体负责领导的胡乔木汇报请示，最后由叶籁士负责组织贯彻落实。叶籁士自1952年进入文改会的前身——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以后，几乎全程参与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熟悉“一简字”的方方面面，选他重新组织文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叶籁士有着新文化运动以来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原名包叔元，17岁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日本的左翼世界语运动。他改名叶籁士正是用了世界语JELEZO的读音，是铁的意思。回国后，叶继续投入世界语运动，同时又积极宣传改革汉字，投身汉字拼音化运动。

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汉字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是民族复兴的绊脚石，要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就必须像西方一样实行拼音化文字，而简化汉字和推行汉语拼音就是过渡。这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情结鼓舞着叶籁士，让他为汉字的拼音化奋斗了终身。

文改恢复上下同心

然而，展现在叶籁士前面的是一个烂摊子。机构没有了，办公场所没有了，阵容也大为缩水——只有七个匆匆从各地调回来的人。

于是，他们先在中科院下面设了一个文字改革办公室。后来由郭沫若出面，要回了文革前的办公场所——朝内小街的一栋五层楼。第二年，经周恩来批示，文字改革办公室恢复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

文字改革办公室是在 1972年的3月设立的，4 月郭沫若就在《红旗》杂志发了一篇文章，来为文改工作的恢复吹风。在这篇名为《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的文章中，郭沫若说，"在汉字拼音化之前要经历一段长远的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为了减少汉字在使用上的困难，故进行了汉字简化和减少字数的工作""民间对汉字纷纷简化，这正表明、”"从事文改工作的人，飞、汉字必须简化"

应该经常注意民间的简化汉字，吸取其可取者而随时加以推广"。

周恩来也多次借各种场合为恢复文改造势他于次年 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简化字到现在还不够，还应增多。

在领导人的支持下，恢复后的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向全国征集新的简化字。这种方式同"一简"时一样，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采用已经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异体字作"一简"时期一些为新的简化字。同时，未被采纳的方案也成了此次研究的对象。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每到周三，朝内小街那栋办公楼的一楼里，叶籁士和他的同事们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讨论。

相对于文改会的安静，外面的世界可就热闹多了，民众对汉字简化的热情被彻底调动起来。我们可以从 1976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窥见当时人们的热情。这本名叫《汉字简化是当前文字改革的重要步骤》的小册子汇集了《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的部分文章。《文字改革》专刊在文革前就有，文革时停刊，1973 年经※※※的批示才复刊。

小册子的标题多是这样的∶《文字改革我们应当发言》，作者是中科院印刷厂的四名工人;《人民群众简化汉字的洪流不可阻挡》，作者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四级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将文字交给大众"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作者是吉林省德惠县达家沟公社六家子三队文字改革小组。生产队都有了文字改革小组，可见当时社会最基层的工农学大众对简化汉字的热情。

 

五年心血被迫修订

1975年5月，文改会经过三年的整理研究拟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确定了 111 个简化字，报送国务院审阅。四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室转来周恩来的批示∶"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

总理的埋怨让文改会和叶籁士如坐针毡。这 111个字，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群众已经使用的字，如果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但总理的指示又必须要执行，于是方案又进行了近两年的修订工作，这也为日后方案案饱受各界批评埋下了伏笔。

1977年5月，文改会修订后的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审阅，此时草案光第一表就有了248个字。但这时，※※※、周恩来均已去世。五个多月后，国务院批示∶草案可在《人民日报》及省一级的报纸上发表，征求各界意见，其中第一表的字，自草案发表之日起即在图书报刊上先行试用，在试用中征求意见。

当年 12月 20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了该草案，第二天就开始试用第一表的字。事情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叶籁士和同事们暂时松了一口气。

不料，次年伊始，批评声就开始朝他们涌来，其中叶籁士的老同事们的一记闷棍打的最要命。1978年 3月 4日，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 23人联名写信给第五届全国政协秘书处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秘书处，要求第五届全国政协和第五届全国人大的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本是文革前文改会的重要人物，叶籁士最初领导文改会搞"二简字"时，他们还深陷文革漩涡中不能自拔。随着文革的结束，专家们逐渐得到平反。在"二简字"草案公布之前，文改会虽就草案的内容征求过其中一些人的意见，但是，草案公布以后，有些人还是表示了反对。不过，就草案本身来说确有不妥之处，其中不少字确实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一些字有生造之嫌。

这次联名信事件之后，社会各界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一个多月后的 4 月 26日，全国政协教育组邀请在京委员四十多人座谈二简字草案，胡愈之、董纯才、王力、周有光等出席，会上，叶籁士和文改会的工作成果再次被批评。

同时，一些党政机关对新简化字的态度也摇摆不定。教育部于1978年3月2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统编的中小学各科教材从当年秋天一律试用第一表的二简字，各省、市、自治区当年秋天自编的教材，应全部试用草案第一表的二简字。但是仅仅过了一个半月，4月17日，教育部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说当年秋天供应的教材，凡未发排的，不再使用新简化字，使用了的可不再改动，但仍用原字进行教学，再版时改用原字。

同年 7月，中宣部通知《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有关的出版社，停止试用新简化字。8 月以后，全国的图书、报刊也不再使用草案的第一表简化字。

各方面都表明了对"二简字"的否定，草案被迫进入修订阶段。

 

反复修订终未定案

1980年3月，国务院对文改会实行改组，叶籁士不再担任一把手，新的一把手是董纯才。国务院同时任命了五个副主任，叶籁士是其中之一，但排名最后，前面是胡愈之、张友渔、吕叔湘、王力，此外，又增补了周有光等多个委员。

改组后的文改会可谓阵容强大，其中董纯才、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周有光等人都是文革前文改会的重要成员。

此时，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胡乔木也是老文改会的委员之一，于是他就负责了中央分管文改工作的任务。胡乔木和董纯才、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周有光等人，同叶籁士一样，都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文字救国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热情。

文改会在改组后的短时间内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的重点就是"二简字"的修订。在第二次主任会议上，胡乔木说，草案是正式发表的，政协还开了会，后来暂停试用，所以一定要有个交待，明确宣布哪些字可以用，哪些字不能用。第四次主任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草案修订委员会由王力和叶籁士主持。

这次的修订委员会工作非常谨慎，依据约定俗成和合理简化的原则，又综合之前各界对草案提出的意见，从 1980年 7 月到1981年6 月，共召开了9次会议，对草案所列简化字逐字进行审议，最终于1981 年8月制定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这个草案共收简化字111个，删除了另外一百多个饱受各界批评的“二简字"。

该草案经文改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开始在政协、教育等系统内征求意见。发出的 10 万份修订草案中有8万多份在两个多月后收回，被调查的多数人同意这个草案提出的简化字，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意见。

可以说，草案的修订工作从文改会改组到此时一直进行得非常紧凑。但是，在根据收回的意见进一步进行修改时，修订委员会又参照了胡乔木刚刚提出的全面整理汉字的意见，决定对 1956 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进行整理，这就拖慢了工作的进度。

时间不等人，老一代的委员们如董纯才、胡愈之等人由于身体原因逐渐不能胜任工作，新的力量在慢慢补充进来，而新老两代人在汉字拼音化这个根本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差异，进而在"二简字"问题上也就有不少分歧。

这一拖又是两年。1984年2月，经多次讨论后，文改会决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不再作为修订方案公布，而拟作《增订汉字简化方案》发表。新方案保留了修订草案的111个简化字，同时又对1956 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 6 个字进行了调整。

但九个月后的主任（扩大）会议又否定了对这6个字的调整，认为《汉字简化方案》已经推行了近三十年，群众早已习惯，如果再改变几个字，势必引起使用上的困难。

此时的文改会领导班子已经全部换掉，早在这次主任（扩大）会议召开的三个月前，国务院就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主任是刘导生。原来的文改会主力胡愈之、吕叔湘、王力、叶籁士、周有光等人统统退居二线。

新的《增订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终于在 1985 年5月出笼，为此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分别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座谈会上人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尽快定案公布，有的则认为不宜急于公布。

就这样，新方案又搁置下来。

 

新重心新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大环境，而通用规范文字也应稳定。

从八十年代开始，"二简字"的继续修订多拖一天，就多一份被否定的危险。而当时的文改会老成员们依然梦想着高举拼音文字的大旗，希望将汉字的简化工作逐渐推行下去。

胡乔木在 1982 年初的一次会议上就说，拼音文字一定会实行。他还提出了一种构想∶在"拼音"化之前，先把汉字改造成为"拼形"的文字，也就是把汉字的字形改造成为许多可以独立的结构组合的字。这种构想其实是汉字简化之后的进一步改造。

但是岁月不饶人，老人们在逐渐退出历史，新人们则没有了这种理想，再加上中央工作的重心已转向经济建设，拼音化的理想大旗已后继乏人。在这种情况下，能保住已有的111个"二简字"已是一种奢望。

文改会的新主任刘导生本不是搞语言文字出生，在担任文改会主任之前，先后担任北京市市长和北京市政协主席，可以说对此时全国的大局势把握得非常准确，他更倾向于将通用文字稳定下来。在文改会内部，刘导生的看法遭到了一些旧人的质疑。

刘导生是 1984年8 月就任的，此时一些文改会的旧人仍在积极修订《增订汉字简化方案》，而刘倾向于不再修订。文改会出现了两派。

后来，刘导生去外地进行了一番调查。由于 1977 年之后的修订草案没有再向社会公布，公众对"二简字"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年多前，而那次草案在国内的反响不好，所以，"二简字"的群众基础也大不如前。

回到北京，刘导生向胡乔木作了汇报。刘说，一个国家的文字不能总在变，这会使人无所适从。他建议把 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作为日常使用的规范字。胡乔木同意了刘的意见，但认为汉字简化还要不断进行，拉丁化的理想也要坚持。

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新的看法。

 

十四年心血一朝被否

1985年 12 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强调国家语委要"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一通知表明拼音化道路已被放弃。

随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Z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二简字"的问题。胡耀邦说，已有的简化成果要稳定下来，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理想主义者们彻底死了心，他们从 1972 年以来的十四年心血被否定了。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刘导生在会上说，以后对汉字简化应持谨慎态度，要在一个时期内使汉字的形体保持相对的稳定。他建议国务院正式宣布废止二简字草案。

6 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语委废除二简字草案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说∶

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特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废止 1977 年的二简字草案，也等于将后来的修订草案和增订草案统统废除。文字拼音化的大旗正式被砍掉了。

随后，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共计 2235个简化字，只对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6个字做了调整。

原载：《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