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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平：胡耀邦主持中央第一个农村一号文件出台（之一）

——政策是农村改革的生命线（上）

发布时间：2026-06-05 17:55 作者：盛平浏览：635次

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前后多次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政策搞好。政策是我们的生命线。农业、农村的政策，那更是我们的生命线。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

中国改革以经济改革为突破口、经济改革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制度变革。胡耀邦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万里发动农村改革，尤其是推动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推广和落实。这一改革路径几经磨难、最终由民间探索、局部试行，上升为国策，进而带动全国经济腾飞。胡耀邦在思想破冰、政策破局、中央决策定型、推动改革从农村走向全国经济改革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终结了建国近30年来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以胡耀邦组织写作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为开端，在全国掀起冲破僵化教条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解放数千万“贱民”并惠及上亿人，彻底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拓出新的路径和空间。其深远的意义在于，正是由此发轫，从鼓励农村包产到户开始，推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经济，积极把农村改革经验引入工业领域，由此在全国各行各业掀起改革热潮。一些经济学家在回顾我国的改革史时，都认为胡耀邦作为思想解放的奠基者、经济改革的先驱者之一，历史贡献彪炳史册。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总结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时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是很成功的。第一，在起步的最初几年（1979～1982年），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农业方面，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形势下，首先重点抓农业的改革，是很正确的。第二，我们在推行国营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同时，加快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三资”企业适当成长，发挥他们的补充作用，较快地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这对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育成长，起到重要作用，避免了改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经济萎缩或社会政治动荡，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在改革过程中蓬勃发展，日益繁荣。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指出：“文革”后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胡耀邦、万里在推动农村包产到户、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方面，通过一系列变革性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破土而出和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吴敬琏把这种改革战略叫做增量改革战略或边缘性、体制外改革，或叫薄弱环节突破。80年代、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改革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胡耀邦是中共高层熟悉农业问题的行家之一。他出身于农民家庭，长期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精通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善于抓住农业生产的政策关键。对农村问题的长期关注，使胡耀邦主持领导农村改革时，能够及时推出并制定一系列重大决策。农业生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核心制度安排，而这一制度安排是在胡耀邦主持并力推下完成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是一个适合农村家庭经营的生产领域，家庭承包经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家庭承包经营的优越性和正当性。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肯定包产到户，《决定》指出：家庭“经营方式，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

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市斤。我国农村改革开始时的1978年前后，我国农村的大多数地区实际上都处于贫困状态。（见黄道霞：《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经过》）

据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一文回顾当年农村农民的贫穷状况：1978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以上见李锦：《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中国农村的改革，就是在这个穷困的基础上开始的。

改革之初，胡耀邦就开始强调农业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作用和质疑集体经济的优越性。1978年11月中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环节。”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胡耀邦指出，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胡耀邦的思路很清晰：全国工作的突破在农业，农业要搞上去的关键在于提高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解脱基层干部的文件正在落实中，扭转农村干部作风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37号（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报告的批示》1978年6月23日）、4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1978年7月19日）已经出台；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除了落实生产责任制外，破除身份政治，摘掉地富帽子，解放和焕发数千万人的头脑和生产积极性，舍此无他矣！

1978年3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现在农村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有人回答是过渡，有人回答是机械化，有人回答是水肥。去年年底，万里回答主要是政策。我相信万里的回答。胡耀邦同意万里的看法，他认为最大的政策，最基本的问题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和生产队以生产经营自主权；平反、解放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摘掉四类分子的帽子，改定四类分子子女的成份、出身；这些都是涉及上亿人人生的政治举措，是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可以空前地解放农民的思想，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讲话说，明年必须把农业搞上去，但是明年这一年，我看要把农业搞上去，还是个落实政策问题，把国家、集体、个人这三个积极性统统发挥出来。为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安定团结。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使政治上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做到是非分明。

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呼吁要用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经济方面来讲，就是要搞农村生产责任制，不赞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走到包工到组、包产到户。从政治方面讲，一是要为农村1700多万基层干部中约400多万的基层干部落实政策，平反各种冤假错案，摘掉他们头上花样繁多的各种政治帽子；一是要解脱数百万已带帽改造几十年且大多已年老体衰的地富分子，为数千万地富子女改定成份、出身，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思想解放人，最终才形成广大农村朝气蓬勃的改革与发展的局面。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强调，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与否，要看中国的农业问题解决的成功与否，而中国的农业能否大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现实状况下，就是要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给他们自主权，放手让他们干。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或者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如何实现？胡耀邦早有考虑。他在三中全会之后明确指出，农业要翻身，要大发展，必须给农民和生产队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生产责任制。必须平反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解脱数千万四类分子及其子女。

一、要尊重农民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1978年11月下旬，胡耀邦在一个会议上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他说：这次中央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搞了两个文件，一是加速农业发展的决定，一个是六十条。参加会议的210多人，只有两人说文件好。我在会上讲了两个小时话。这两个文件要改。有三种意见，一是大改，一是小改，一是半年后再改。华主席问我，我说尽量要改出来。我们小组推我和于光远参加修改。我说要警惕重犯剥夺农民的错误。胡耀邦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会议上有人还在鼓吹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搞穷过渡。胡耀邦曾讲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农业、农村、农民对共和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胡耀邦坚决反对剥夺农民。

中央工作会议上，西北组讨论农业问题十分热烈，意见也很多。大家推举胡耀邦、王任重（陕西省负责人）、江一真（卫生部负责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等人参与文件修改，对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一个修改稿，供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时参考（见《胡耀邦传（第二版）》）。

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新六十条）两个文件修改好，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重新改写，于1979年1月11日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全国各地农村社队讨论试行，并要求各地提出修改意见。文件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总结多年来农业发展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要认真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纠正生产管理中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文件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按照群众利益办事，因地制宜搞好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受到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文件规定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正面提到包干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等敏感问题。但文件中还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历史痕迹。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新六十条），这 两份文件最初由纪登奎牵头，农林部起草，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但初稿残留浓厚的计划经济与“学大寨”痕迹，明确写有“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两个不许”条款，对生产队和农民经营自主权束缚严重。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用6天讨论农业议题，由于会议代表对两份文件初稿提出尖锐批评，要求改写文件，会议延长讨论时间。

中央政治局指定胡耀邦牵头两份农业文件的全面修改工作，胡耀邦汇总各组意见、主持文稿改写，最终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11月19日，胡耀邦召集各小组有关人员成立文件修改小组，系统整理各小组代表意见，核心围绕三个方向修改：1. 系统反思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左”的教训，批判强迫命令、瞎指挥、平调剥夺农民等错误做法；2. 大幅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强调生产队经营自主权，放开家庭副业、多种经营、集市贸易；3. 调整劳动分配制度，放宽对生产责任制的限制，为农村后续改革预留政策空间。

胡耀邦在多次会议发言中明确提出：劳动者的积极性是生产力发展最基本的因素，农村政策必须尊重农民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一思想直接贯穿两份文件修改全过程，成为文稿核心基调。

12月中旬，修改后的这两份农业文件草案，经中央政治局审议后，提交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原则通过这两份草案，决定下发全国试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新六十条）修改后的核心内容：

（一）《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 系统总结农业发展的7条经验教训，清算“左”倾错误对农业的破坏，明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2. 提出25条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保障生产队在生产、分配、经营上的自主权，上级不得瞎指挥；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市贸易，鼓励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推行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确立“三个可以”的分配原则：“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重申减轻农民负担，禁止平调生产队财物、劳动力，落实按劳分配；3. 保留“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条款，但政策弹性显著提升。

（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新六十条）：

1. 重新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框架，但弱化公社对生产队的行政管控；2. 细化生产队自主权条款，规范干部行为，严禁强迫命令、虚报浮夸；3. 明确家庭副业、自留地的合法地位，完善收益分配制度，纠正平均主义；4. 对核算单位、劳动管理作出弹性规定，为公社体制后续改革预留空间。

胡耀邦在文件修改过程中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主导文件从“管控型”向“激励型”转变，打破农业领域长达近30年的思想禁锢。作为文件修改工作负责人，协调各方分歧，平衡改革诉求与现实条件，确保两份文件顺利通过。为下一步包产到户改革做好铺垫，通过放宽责任制限制、放宽经营政策，为80年代包产到户的全面推广、农村改革破冰，奠定关键政策基础。

针对文件中争议最大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胡耀邦在文件修改中采取务实策略：1. 受当时整体思想环境限制，无法直接删除“不许包产到户”，但大幅扩大“三个可以”的政策空间：可以定额记工、按时记工评议、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放开“包产到组”的改革口子；2. 协调各方分歧，平衡保守意见与改革诉求，既守住当时政策底线，又最大限度，放松体制束缚，为后续包产到户合法化埋下伏笔。3.在1979年9月四中全会上，胡耀邦经过努力，将“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

《人民日报》时任总编胡绩伟曾回忆到：三中全会前后，耀邦同志参与起草和修改《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记得他同我谈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所以他在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端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后，他在一个时期内就集中力量解决农业问题。

据《中国农民的牺牲》一文统计：“建国后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实行统购统销后，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新三农：《中国农民的牺牲》）

1978年9月9日，胡耀邦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他说：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个很大的错误。个体农民是在十字路口，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如果个体农民就是资本主义，那不是说几千年就是资本主义。从事后看，从1955年开始，这个空气在党内非常高，合作化慢一点就是资本主义。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1955年开始，一直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得非常高。只要一集体化了，合作化了，人民公社化了，不管内容怎样，是社会主义；只要还是单干，不管内容怎样，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1955年后一直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剥夺农民，我们可厉害呢！20几年来，基层干部、县委干部怕得要死，不怕穷，就是怕资本主义尾巴。昨天我看了一个材料，广东5棵树以上，收归队上。理论上的错误，什么叫资本主义，把单干等于资本主义，理论上非常荒唐。个体不等于资本主义。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引导的方法。强迫命令是错的。胜利冲昏头脑。我们搞初级社很好，搞高级社急燥了，后来人民公社化比苏联还厉害。写农业问题，要澄清这个问题，如何写，要研究。

杜润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农民，无论如何不能用暴力手段剥夺他的财产，不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当宣布无代价没收，或者用变相的强制手毁来剥夺他那些东西，这对于几亿农民就是严重的问题。到1956年年底以前全面合作化，而且是高级合作化。对于农民的土地、牲口、农具一分钱也没有补偿。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大跃进是农业跃进带起来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引来生产连年下降的后果。

11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就农业问题发表讲话。谈到尽快发展农业和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时，他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如今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的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指出：要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正视我国农业现在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来。

11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并讲话。他说：四个现代化的首要条件问题，就是我们的农业怎么搞好。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搞不搞得上去，一个首要的条件，也是一个基本保证，就是看我们的农业搞不搞得上去。指出：把农业搞上去的关键还是要把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共产党搞任何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依靠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什么工作都搞不好。要把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我们一定要把政策搞好。政策是我们的生命线。农业、农村的政策，那更是我们的生命线。他说：几年来，我们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叫资本主义没有弄清楚嘛，你批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有什么尾巴？也没有弄清楚。“主义”没有弄清楚，“尾巴”也没有弄清楚，界限没弄清楚就发命令，瞎指挥可厉害了！他说：我们正在为中央起草一个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我们搞农业的方法有些地方不大对头，主要是领导不对头，经验没有好好的总结。20几年搞一般号召多，要三级所有啊，要“穷过渡”啊，搞这个。我们20几年来，拚命的割人家的尾巴。把树也砍光了，把房后香蕉也砍了，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人家房前房后种点香蕉、苹果、梨就是资本主义呀？我是延安时期也好，川北时期也好，到北京来以后也好，房前房后，照例的搞它一点“尾巴”。现在我那个院子里面有柿子树，有葡萄树。葡萄，我是1956年花了50块钱买的，收了20几年的葡萄了，一年几十斤，是家中自己劳动产的嘛！不要老是脑子里面怕资本主义，怕资本主义那个鬼！农业问题本来很多，就是要有积极性，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要瞎指挥，给他们点自主权，放手让他们干。

二、领导中组部为农村几百万基层干部平反、解脱

1978年10月7日至14日，中央组织部为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平反农村基层干部在30余年政治运动中形成的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召开座谈会。13日上午，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八省市、自治区农村基层干部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落实政策胆子要大些，处分人胆子要小些，落实政策我们要当诸葛亮，处分人要当司马懿。开始我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你们看过《空城计》这出戏吗？诸葛亮设了空城计，司马懿不敢进城，事后，司马懿说：“诸葛亮啊诸葛亮，你的胆子太大了，司马懿啊司马懿，你的胆子太小了。”处理人我们要慎重点。

11月13日下午，胡耀邦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在西北组发言说：我们有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200万之多；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对受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重点的转移也难顺利。有些事可以“一风吹”。

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发出《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文件说，全国农村68万个生产大队，480万个生产队，约有大队、生产队干部1700多万人，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许多基层干部被揪斗、遭批判，甚至被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关押审查，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的也受到株连，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文件要求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对冤案、假案、错案，经过查证核实，认真加以解决。对“四清”和”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要纠正过来。家属子女无辜受株连而遭到错误处理的，要妥善加以解决。对落实农村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政策，文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重要意义。农村基层干部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比较熟悉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是党在农村联系、带领群众进行新长征的基本骨干。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好，落实党的政策，对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有重大意义。中央今年已发了37号、42号文件，通过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和改进干部作风，调动了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再把基层干部的政策落实好，将会进一步调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二、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具体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对冤案、假案、错案，经过查证核实，认真加以解决。特别是对那些把人民内部问题错定为敌我矛盾的，要坚决纠正过来。（二）对未经政法部门批准被擅自关押或变相关押，或虽经批准但确是错关错押的，要一律释放出来，根据查证核实的事实，作恰当的处理。（三）对遭受迫害，造成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同志，要做好善后工作。（四）对“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错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要纠正过来。（五）对被错开除党籍、劝退、不予登记的，现在具备党员条件的，要恢复其党籍。（六）家属子女无辜受株连而遭到错误处理的，要妥善加以解决。（七）对加给干部的不实之词的文字材料，在做出正式结论后，加以销毁。（八）对不应撤职而撤了职，现在身体还好，群众拥护的，要注意使用他们，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文件强调，对“四清”、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中的错案，也要妥善加以解决。

三、慎重处理落实基层干部政策中遇到的经济问题。落实政策主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但对有些经济问题也要适当解决。

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属搞错了的案件，不论是谁搞的，哪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全部错的全部纠正，部分错的部分纠正。要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般的多吃多占，同严重违法乱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加以区别。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要听取本人意见，经过党组织讨论，报上级党组织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