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995年9月18日，是个星期一。杜导正早上给我电话：“今天你到我家里来，和我一起走。”这样的电话，我此前接到过，我知道，他可能又要为稿子带我去见谁。

上了车，杜说：去新华社“三叉楼”见戴煌，他完成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稿，你去接手编辑。

关于戴煌写的这篇稿子，已经酝酿一年多了。我刚到杂志社工作时，杜老问我，在报刊上见到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没有？我说，我记得在公开的报刊上没有，但在内刊上，譬如地方的政协文史资料之类的见过。杜说，你注意看看公开报刊的文章，如果有，给我看看。

不久，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发表了张江明的《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文（1994年第3期），我把杂志送给杜老。他说：我也收到杂志了，作者是我的老朋友。把这篇文章打磨一下，我们发。

我知道，杜老说的“打磨”，就是把“刺”拔一下。我编辑完成后给他，他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发表在杂志1994年第7期上。关于责任编辑，他署上了“杜导正”。他说：我来承担责任。

此后，杂志又发了田方写的《胡耀邦谈鲁迅杂文》（1994年10期），孙鸿泉写的《胡耀邦七次来广西》（1994年12期）两篇文章。前一篇由副社长方实“来承担责任”；后一篇则署“方徨”，她是新华社老编辑。

在刊发这几篇稿子的同时，杜老希望能够约到人写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稿子。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大潮中，胡耀邦做了大量为人称颂的工作，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的农村体制改革三项重大工作中，他都是前线总指挥。我们要宣传他。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稿子，我们要着手准备。

杜老先是找到他在新华社的老部下老朋友余志恒。余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也是原中组部长陈野萍的夫人。但她年事已高，又要照顾住院的丈夫，无法承担。不过，她带着杜老去医院看望陈野萍。陈非常赞同写这篇文章，并答应接受采访。他还说：“可惜啊，我退下来了又有了病，不能帮太多忙了。不过，我现在就开个名单，你们找人到中组部看当时的资料。这样文章就好写了。”

为此，杜老安排杂志社的编辑王恂来承担写作任务，余志恒协助。他们二人到有关部门查阅资料时，却吃了闭门羹：你们搞我不管， 但是我们不参加。档案也不能看。这事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杜老还不甘心，他找到了戴煌。

戴煌曾被划为右派，在北大荒改造21年。1977年，杜老从广州新华分社社长调任新华总社国内部主任时，听说戴煌全家好几口挤在北京西四八平方米的破房，生活非常困难，他即派办公室主任找到戴煌，请他回来上班并即发工资和解决房子。那时，戴煌还带着右派的帽子呢，政治部以此阻拦，杜老不理。他对戴说，你不需要什么手续，立刻上班。一年以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右派摘帽，戴煌担任新华社机动记者，专门负责重大事件的新闻调查。

戴煌对杜老说：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也零散地收集了一些资料。我来写。杜、戴二人，信义之交。这事就定下来了。

戴煌生于1928年，这时也66岁了。为了这篇稿子，他进行了为时一年的采访和搜集资料。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锲而不舍，决不放弃。当然，原来的写作计划也突破了，不是一篇稿子所能容纳下的，他决定写一本书。第一章是杂志社定的题目，其余个案分章节来写。

那时，戴煌不富裕，杂志社也资金匮乏，捉襟见肘，连萧克来杂志社视察还得临时去买2两茶叶招待。但是，为帮助戴煌写这篇稿子，杜老拍板，杂志社拿出二千多元补助给给他。

现在，戴煌的稿子终于等到了，杜老很兴奋。

到了宣武门的新华社，见到杜老说的“三叉楼”，原来是三座同样形状的交叉林立的宿舍楼，戴煌住在中间的一座。

到了戴煌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非常著名的记者。在座的还有我们的副社长方实和帮助我们编稿子的方徨。

“在朝鲜北部成川郡石田里寺洞山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坟墓。一个多月，凡是在这座墓前经过的军民人等，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墓基，凭吊这位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同志。”

这是戴煌写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的开篇，中学课本中必背的课文。一见到他，我就情不自禁地默诵，也情不自禁地对他充满敬意。这敬意，来自于戴煌的担当。

落座后，戴煌拿出厚厚的一摞稿子，是书中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按照杂志社的题目写的，第二部分写六十一人案，第三部分写李九莲案。

杜老说：第一，这篇稿子由老方（指方徨）和小徐编辑，以方徨为主；第二，老戴接着写，接下来由小徐编辑，有几篇发几篇。

方徨不愧是新华社老编辑，她将这篇近三万字的稿子压缩到两万多字，付出了辛苦的努力，我就其中的历史事实表述作了些工作。编辑过程中，几次到戴煌家里去，一来二往也就熟悉了。

稿子编辑完成后，杜老认认真真地看了几遍，可以说字斟句酌；对我起草的“编者按”和“导读语”，一字一字的修改。为了突出胡耀邦一心为民的形象，我将他改写过一幅著名的对联放在“题记”的位置上：“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杜老对此非常赞赏，还表扬了我两句。

说到这幅对联，顺便多说两句。这幅对联原联是：“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在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内。

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在汉代均属南阳郡，关于诸葛亮出山前的隐居之地，两地都认为属地在己，历史上争论得不可开交。清朝咸丰年间，南阳知府顾嘉萌为调解争论，撰写了这副脍炙人口的名联。

1958年9月30日，胡耀邦到南阳。在武侯祠参观时，在这副对联前凝视良久，改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并在南阳市人民会场向市直机关干部作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时加以引用。

想来，胡对所改的这副对联很得意。1980年10月23日，他书写送给杨善洲；1986年4月25日，他又书写赠给武侯祠。据看到的材料，2002年春，南阳方面才将胡题写的楹联进行刻制，悬挂于武侯祠大拜殿两侧。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刊发在1995年第11期上，正为纪念胡80岁诞辰。责任编辑署名“方徨 萧徐”。这个“萧徐”，是我在刊物常用的责编名字。文章刊登后，引起震动，但都在预料之中，且安然无事。

接下来，我又编辑了四篇，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虽然署名“萧徐”责编，但杜老都是一字一句地斟酌过。

大约在1996年底，戴煌撰写完成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因为杂志的刊登效果，有数家出版社想出版这本书，但其中也有曲折。这里且按下不表吧。

来源：徐庆全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