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指导5省农村调研，奠定第一个农村一号文件
（一）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至党的十二大，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十二大以后，担任党的总书记。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农业问题。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了大部分，农村的问题解决不好，国家的问题就不好办，改革必须从农村先做起。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要从振兴农业着手来振兴整个国民经济。所以他在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端正党的组织路线，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后，在一个时期内就集中力量解决农业问题。他主导制定的第一个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肯定和推动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个制度使我国的农业和农村走出人民公社的死胡同。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农村改革里程碑式的文件，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统一经营，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开，解放了8亿农民和几十亿亩山水土地，解放了难以数计的生产力。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6000亿斤。到1984年，粮食增加到8000亿斤。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央一号文件首先推动了“双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普及。一号文件下发后，包产、包干到户在全国大范围推开，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管理集中、大锅饭、大怠工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
到1982年年底，在全国506万个生产队中，实行“包干到户”的达到495万多个，占97.8%。这一年全国农业丰收，小麦、棉花、油菜籽总产量分别增长14.8%、21.3%、39.2%。
其次，奠定了中国农村基本制度框架。确立土地公有制、家庭承包责任制“两个长期不变”的基本制度框架，成为此后几十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根基，深刻塑造着我国农业发展格局。
第三、推动全国改革开放进程。农村改革取得的实际成效，反过来推动城市改革、流通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与重要实践样本。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四大核心政策：
一、结束长期思想争论，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不是分田单干、不是资本主义，终结了党内持续多年关于“双包”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解除基层干部思想顾虑，为改革扫清政治思想障碍。
二、 确立“两个长期不变”的重大政策规定，给全国农民吃下定心丸 。明确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解除农民害怕政策反复的担忧，把家庭承包确定为长期不变的政策，稳定农村社会大局。
三、 尊重群众首创，坚持因地制宜，允许各地根据群众意愿自主选择责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尊重农民选择各种形式责任制的权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农村改革的集中体现。
四、拓展农村发展路径，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单一粮食生产格局，推动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推动农村从单纯自给自足农业向商品生产转型，为专业户、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兴起创造政策空间。
一号文件的四大核心政策，其思想源头、基层调研情况、政策建议，均来自耀邦同志组织安排的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在5省农村长达70多天调查基层实行各种责任制情况之后，形成的《关于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
胡耀邦1981年8月4日对杜润生谈话指出：每年农业要搞一个一号文件。开创中央一号文件模式，由此形成每年年初以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农村工作的制度惯例，把“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顶层政策的优先位置，为此后连续多年出台农村改革文件奠定制度模式。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报告指出：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
（二）
1981年1月19日，胡耀邦收到国务院领导推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关于农村考察后的政策建议，3月27日，中央办公厅批转杜润生的政策建议。杜润生在《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今年元月1日至8日，我随紫阳同志到鄂豫鲁3省的宜昌、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困难地区）5个专区进行考察，深感农村形势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好一些。杜润生建议，农村实行经济责任制，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处理：在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杜润生总结说：类似兰考、东明这样的穷困地区，全国大约有1.5亿人口。退到包产到户，搞它三、五年，使这里的社队转变穷困面貌，
杜润生建议：适于中间社队采用一种责任制——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全国约有20%左右的社队属于“三靠队”，允许搞包产到户。另有25%的社队生产力先进，多种经营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集体经济比较巩固，这些社队有条件逐步推广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社队处于中间状态，办得不算好，包产到户的出现，使这些社队面临新的挑战。任其自流自发地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
（三）
3月20日，为深入了解农村改革、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实际情况，耀邦同志组织安排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到皖、浙、赣、苏、豫5省农村，调研各种类型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当年层级、规格最高、最权威的调查组。调查组撰写的调研报告《关于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经耀邦同志审阅定稿，7月20日在中央党校声名卓著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汇编本，半公开发行该报告。当年《理论动态》在政界、学界、经济界影响很大，1978年5月10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及其他几十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均发表在《理论动态》上。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党、全国公开发表该《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为起草制定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主要政策条文的建议。由此拉开制定1982年一号文件的序幕。
万里同志身为中央书记处负责农村工作的专职书记，国务院负责农村工作的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在组织安排联合调查组下去5省调查农村实行责任制实际情况，并形成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予以公开发表。耀邦同志与万里声气相求，应该是互相通气商议、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的。
《调查报告》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二者关于一号文件四大政策核心要点的思路高度一致：一、认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性质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二、提出“两个长期不变”，稳定政策，以消除农民顾虑；三、主张因地制宜、尊重农民自愿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四、倡导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单一粮食生产格局。
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报告，是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最重要的前期调研依据：报告提前半年系统回答了当时最大的争论——包产到户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论证了土地公有、承包责任制政策稳定、因地制宜、尊重群众选择及发展多种经营四条重要政策结论，这些重要结论被一号文件全部接受，转化为有关政策条文、内容。《调查报告》明确拒绝一些人正在鼓吹“切三刀”的作法，强调尊重广大农民选择各种形式责任制的权利。《调查报告》呼吁、推动新文件、新政策尽快出台，以顺应正在兴起的“双包”到户的改革大潮。
（四）
调查组一行6人，从3月20日至5月30日，到皖、浙、赣、苏、豫5省农村，调查各种类型的生产责任制。实地考察了穷的、中间状态的、富裕的公社、生产队，访问了各地农民以及各级干部。《调查报告》指出：由于实行了各种联产责任制，这些地区的农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许多穷队一季翻身，一年大变，富队更是富上加富，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增产，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收入几千元的户成批涌现，不少地方建起一排排的新瓦房，集市贸易人山人海，购销两旺，农民群众喜气洋洋，整个农村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三中全会路线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合乎国情，顺乎民心，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科学基础。广大农民冲破各种阻力起来搞包产到户或联产到劳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不是偶然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表面上看，实行责任制是一种经营管理形式的变化，直接表现为经济效益上的增产增收，但实质上却反映了自土改、合作化以来农村发生的一场经济、政治、社会的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中，调整了生产关系，贯彻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五）
7月20日，胡耀邦安排调研、布置写作、审阅定稿的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撰写的调研报告《关于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一文，在《理论动态》第290期发表。《调查报告》指出：农村联产责任制形式很多，但主要的有3种。一个地区、一个社队往往以一种形式为主，同时伴有其他形式。
-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是生产队在“三不变”，即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定产部分统一分配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把全部农活和产量包到户，以地定产，以产定工；定产以内统一分配，超产归己，赔产则罚。
包干到户是在生产队体制不变、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把农田包干到户耕作，生产工具分到户管理使用或作价归户，实行分户经营，生产投资由户负责，不再进行统一分配，只承包上交任务，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实行，主要是在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的“三靠”(生产靠贷款，吃粮靠回销，生活靠救济)地区和居住分散的边远山区。实行“双包”的，还有一部分生产水平、社员分配水平属于中间状态的社队和个别较富裕的社队。这些社队的社员要求实行“双包”，除了过去集体生产成本高，浪费大，增产不增收以及存在着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干和不干一个样的不合理现象以外，一个突出的原因是由于干部的特殊化，劳少酬高，多吃多占。如属于中、上水平的安微全椒县小集公社共有大队、小队干部500多人，年动用公款高达10万余元，人均挪用200多元。从某些困难落后的地区和经营管理水平比较差的社队来看，“双包”、特别是包干到户，仍有发展的趋势。
“双包”使劳动好坏同收入直接地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较快地改变着贫穷落后的面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过去长年总产在3万斤左右，人均口粮在200斤左右。实行包干到户后的1980年，总产一跃为20万斤。
《调查报告》强调：“双包”的实行，使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劳力剩余了，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生产上的协作和副业、加工业、建筑业等方面的联合体。“双包”也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实行包干到户，由集体经营转向以个体经营为主，它带来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生产“小而全”；二是给集体事业的建设、公共义务的承担带来一定困难，有些地方集体积累难以按规定提取。
《调查报告》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双包到户是在“生产队体制不变、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的情况下，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双包到户使农民收入同其劳动直接挂勾，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调查报告》肯定了“双包”在全国范围实践的情况。为什么“双包”能在短时间在全国普遍实行，首先，因为75号文件规定，贫困地区可以“双包”。请问，当时中国农村有多少地区不贫困？其次，《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双包到户是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经营制度有所改革的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双包到户责任制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 统一经营、联产到劳。
基本作法叫“三不变、四统一、五定一奖到劳力”。三不变是集体所有制、统一分配、基本经济核算单位不变；四统一是种植计划、耕种、管水用水、畜役和大中农机具的管理使用统一；五定一奖是定劳力、地段、产量、投资、报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这种责任制，综合了多种责任制的长处，适应性较广。它吸收了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的集体经营、分工负责的优点，又克服了这种形式不联产的缺点。但是与“双包”相比，由于实行统一分配，劳动好坏同收入的联系没有那么直接，个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程度比不上“双包”。
-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在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的前提下，按照农林牧副渔各业的需要，每个劳力的不同特长，实行专业分工、联产计酬。这种生产责任制主要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和有一定数量的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的地方实行。实践证明，这种责任制，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生产力水平较高、拥有一定数量的社队企业，多种经营搞得好的地方、社队，少之又少，只有政治、理论意义，没有普遍实践意义。
《调查报告》指出：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是通过合同制来保证实现的。合同，这是用经济手段处理集体经济内部生产和分配关系的一个关键措施，具有法律效力。生产队和作业组、社员签订的包产合同、包干合同、承包合同等，规定了双方各自承担的责任。它既可以作为计划来指导生产，也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者关系的法约。在实行包干到户的地方，它又代替了过去的年终分配方案。
《调查报告》正面肯定了用合同制形式规范责任制涉及的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采纳了《调查报告》的这条建议措施，一号文件指出：实行各种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必须抓好订立合同的工作，把生产队与农户、作业组、专业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用合同形式确定下来。这是集体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手段，必须认真做好。公共建设劳务、计划生育和统购派购任务也应纳入合同。合同可以由粗到细，形式要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签定合同要民主协商，签定之后必须遵守。
一号文件采纳了《调查报告》赞许和推动的生产队把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责任内容，用合同的方式确定下来的作法和措施。由于责任制的实行，集体化以来对农民的全面行政管控开始松动，步入和农民建立契约型市场关系的阶段，预示着农民与体制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和农民部分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获得。这是生产关系调整情况下出现的进步。双包到户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自由的政治身份由此确认，之后，农民可以进城办企业、打工。以前连出村讨饭也要开路条，当代农村历史上竟然出现过一家数口饿死家中之惨剧！
《调查报告》指出：现在各地农民所选择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是农民自己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三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的状况。它殊途同归，都可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有较快的发展，使农民由穷变富，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向农业现代化方向前进。当前，在实行责任制问题上，……必须正确地总结经验，科学地加以引导，宣传上要考虑到千差万别的特殊情况，切不可使人感到中央只提倡某一种生产责任制。
《调查报告》强调：在实行责任制问题上，“切不可使人感到中央只提倡某一种生产责任制”，要尊重全国亿万农民充分的选择权。报告中提到“中央”二字，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充分说明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的规格和《调查报告》的份量与重要性；也充分说明中央尊重广大农民选择不同的生产责任制的自主权。“切三刀”的作法，全国只允许20%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其他80%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显然与《调查报告》强调的精神相距甚远。与此同时，一支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县域调查组离京前往某县，调研基层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实际情况。离京前农委负责同志向青年调查组带队负责人交代：“中央的政策是，30%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50%的中间地带实行“联产到劳”，20%的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记住啊！”带着框框下去调研，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吗？（见《陈某回忆录》第257页）
一号文件明确规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不同形式的承包，都有它在一定地点和条件下的适应性和局限性，即使在一个生产队内，也可以因生产项目、作业种类不同而采取多种形式。各级领导干部在指导群众确定生产责任制形式时，一定要下苦功夫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真正做到因队制宜。切不可凭主观好恶硬推、硬扭，重复“一刀切”的错误，也不可撒手不管，任其自流。
通观《调查报告》全文，无一处提到三个百分比的“切三刀”、“双包到户”只搞“三五年”之说；一号文件全文也无三个百分比的“切三刀”、“双包到户”只搞“三五年”之说。《调查报告》回避“切三刀”，就是不赞成“切三刀”。到1981年六、七月间，“双包”到户已占全国农户的“半壁江山”。《调查报告》强调“切不可使人感到中央只提倡某一种生产责任制”，是对“切三刀”作法的明确否定。关于包产到户搞“三五年”之说、耀邦同志多次申明：我讲“方兴未艾”，就是针对“三五年”之说的。
杜润生在其《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一文中指出：（一号）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一个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必定是个群众选择的过程。
（六）
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对几个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调查报告》提出8项看法和建议。实际上是在呼吁和推动中央及有关部门，要顺应和指引正在兴起的农村改革大潮，尽快出台新文件、新政策。下半年，耀邦同志十数次指出，年底中央要出台新的农业文件。1982年中央第一个农村一号文件，人们已经看到它清晰的轮廓。
8项建议很重要，事关农村改革全局，故亦分成几个章节分开叙述。
建议之一：要稳定政策，安定人心。
《调查报告》建议：现在农民已经尝到党的政策的甜头，但走一步望一步，担心政策变。希望明确宣布联产责任制的几种形式，特别是实行“双包”形式的地区，要继续稳定一个时期不变。我们认为：包括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联产责任制形式，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允许存在的，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低级的联产形式将不断向高级的联产形式发展。因此应该稳定政策，安定人心，让农民放心大胆地、甩开膀子去走劳动致富的道路。同时要象支持土改时的带头人一样支持“冒尖户”、“冒尖队”, 总结他们的经验，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吸引农民。我们看到，各地的“冒尖户”正在起着冲击平均主义的革命作用。……指导思想上不要怕富。
《调查报告》强调，一. 农民最大的顾虑：政策朝令夕改，承包制是临时措施；二. 明确两大原则：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改变，承包责任制要长期稳定，明确肯定“双包”的社会主义性质。《调查报告》强调承包责任制“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允许存在的”，整个历史阶段不变。一个历史阶段往往是指数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概念；只有稳定双包长时间不变的预期，农民才敢投资生产、改良土地、发展种养。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完全按照《调查报告》的重要结论，明确规定：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一、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本清源，终结全国长期争论
一号文件首次以中央正式文件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并非资本主义分田单干。破除基层干部思想顾虑，为承包制全面推广奠定政治基础。
二、明确“两个长期不变”，给亿万农民吃下定心丸
确定土地公有制长期不变、农业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消除农民害怕政策反复、土地被收回的担忧，激励农民持续投资改良土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耀邦同志为此多次在各种场合，明确提出“两个长期不变”的重要经济思想，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农业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 ，是耀邦同志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独特贡献。
1981年9月29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召开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耀邦同志说：农业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澄清。实行经济责任制，责任到人、责任到组。我们并没有改变土地的公有制嘛！承包不是改变所有制，所有制永远不能变。中央没有这个说法。要把责任制与所有制区别开来。农业的所有制和责任制要有鲜明的说法，把它说准确。
10月2日，耀邦同志同宣传口领导同志座谈。他说：为什么在农业上面我要讲“一马当先，方兴未艾”8个大字？因为我在好几个材料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讲，生产责任制是行的，3年差不多了。我不这么看，农业的潜力叫做“方兴未艾”。
我们讲农村要搞责任制，有些基层干部老是叫分田到户。这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不改变土地的所有制，土地所有制是集体的，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变的；承包，包的时间要长一点，因为如果不包长一点，农民就不投资了，不投肥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在文件上提一下。
10月12日上午，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杜润生关于农村工作会议和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正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 讲到责任制问题时，耀邦同志说：责任制写清楚了没有？有几方面要研究：责任制没有动摇集体经济。承包后没有破坏集体经济。土地还是掌握在集体手中。耀邦同志针对正在讨论的农村工作文件的草案，明确指出：责任制讲的不完全，有两个问题是长期的。第一，土地不准买卖；第二，责任制是长期的，不管什么形式的都是长期的。
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耀邦同志说：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人民日报》10月22日报道农村工作会议，报道说：会议强调农业生产搞责任制长期不变，责任制的形式多样化不变；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长期不变。因为会议上对“切三刀”、“双包”到户、“双包”时间期限等问题还有不同看法，该报道没有明确指出“两个长期不变”是耀邦同志在会议上着重强调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政策基点。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耀邦同志去东北考察经济工作。10月23日上午，耀邦同志乘中巴轿车进入朝阳县境内，下午，在招待所三楼会议室听取朝阳地委汇报。听取汇报后，耀邦同志说：朝阳地区植树造林要搞责任制，像朝阳这样干旱的地区，只有下最大决心，准备奋斗10年到20年，大搞植树造林，才有出路，地委机关要带头包山头。他强调：土地、山川、河流是公有的，不是私有的；责任制永远不变。不要把分田到户同包产到户混淆在一起。责任制是多种形式的。
《人民日报》11月5日报道：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和国务院主管计划、经济工作的10个部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去辽宁省的锦州、朝阳、沈阳等６个市、地和16个基层单位进行经济调查。耀邦同志在朝阳地区调查农村经济时说，现在有两个永远不变：土地、山川、河流是公有的，这个永远不变；责任制也永远不变。不要把分田到户同包产到户混淆在一起，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两个永远不变”，即是“两个长期不变”，是同一个意思。
中央一号文件据此提出“两个长期不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制度性政策规定：“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两个长期不变”是一号文件稳定全国农民的“定心丸”，该论断、思想最早系统提出、公开发表，来自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的《调研报告》。耀邦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这个论断、思想，规范为“两个长期不变”，这是中国特色农业制度的核心基点，是中央一号文件最重要的政策规定。
（七）
建议之二：在具体政策上不要“限富”、“卡富”。
《调查报告》建议：现在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但某些部门的具体政策、规定，还是过去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有许多东西还是卡农民的。建议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对某些具体政策作必要调整。我们沿途看到，凡是农民富的地方，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都是开展了多种经营。农民是衷心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的。但不少地方发展多种经营还是困难重重，在单一生产粮食思想指导下规定的具体政策还没真正调整过来。供销和商业部门总想独家经营、统购包销的问题也很突出，往往不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出发去考虑问题。有些农副产品在紧销或短缺时，就搞派购，统统拿去；一旦多了，就不收购或压价，使农民吃亏。
《调查报告》批评某些部门限制多种经营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还是单一粮食生产的思路和规定。要求打破人民公社时期“以粮为纲、单一种粮”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要求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推动中央一号文件继1981年13号文件之后，再次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针。纠正过去“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结构，推动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村分工分业，为农村商品经济、社队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把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当前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紧紧跟上。正如一个县的领导同志所讲的：“责任制是启动器，多种经营是突破口，两个环子一齐抓，集体个人一齐上，生产力再次大解放。”
……
按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要求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可以获得综合经济效益，并增加农业经济的内部积累。合理的生产结构必须避免过去生产单一化的错误，与此同时，又必须注意使个别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计划和全国的合理布局协调起来。各地在调整生产结构中，必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中提出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土地利用方面，主要是将本来不宜于种粮食，而适宜种其他作物的耕地逐步改为合理种植;在适宜的地区，发展国家急需的原料如棉花、糖料等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重点应放在开发山区、水域、滩涂、草原和发展家庭养殖业方面。这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要广开生产门路，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而不宜片面地鼓励在有限的耕地上搞自由种植，同时注意不要破坏水土保持和生态平衡。城乡居民的粮食供应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保证粮食生产持续稳步地增长。
1981年中央1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是在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和耀邦同志1980年12月3日-10日在湖南、江西两地推动农村多种经营的近万字谈话的经济思想和具体措施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第一份指导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中央文件。
中央13号文件精辟且预见性指出：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务必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国的农业不但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是摆脱困境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面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这个论断。多种经营即商品经济。1981年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81年第3期，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名义，发表《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一文，全文9000余字，详细论述了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和具体措施。据红旗杂志编审苗作斌著文披露，该文实际上是1980年12月上旬，耀邦同志在湖南、江西两省沿途调研，就推动农村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问题发表的系列谈话。该文为国家农委1981年3月初起草《关于多种经营问题的汇报提纲》及3月19日完成的《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及3月30日中央批复，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具体的政策建议措施。
中央13号文件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做好本地区资源调查、生产配置的区划规划。充分发挥本地区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发展多种经营的计划。在支农资金和物资的使用上，要把扶持多种经营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并在经营管理上给予具体指导。
建议之三：要坚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防止削弱集休经济的倾向。
《调查报告》指出：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每个成员积极性的发挥，只有每个成员创造的物质财富多了，集体经济才能壮大。实行联产责任制，目的是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而不是取消或破坏集体经济。不论采取哪种责任制形式，都要保护水利设施和森林等集体财产，要严肃处理破坏耕地、强占宅基地和乱砍林木的案件；坚持合理提取集体积累。
（八）
建议之四：要正确地认识现阶段的农民。
《调查报告》强调：对于实行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有些人表示担心，议论纷纷，个别地方甚至派工作队去“纠偏”。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左”的影响外，就是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我们认为中国农民是好的，……“五风”刮到死人的地步，农民还是期待党去扭转逆境。农民有了钱，买机器，学技术，学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在国家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就可以提高生产力，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靠8亿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因此，必须从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道路上来认识现阶段农民的历史作用。农民当然还有小生产者的自私落后的一面……我们要看到这种落后面，又不能夸大这种落后面，只能靠正确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政策，和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
（9月1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整版发表该调查报告《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转发时删除了以上内容。）
据《中国农民的牺牲》一文统计：建国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就农业税而言，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就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可以兑换至少11.42亿两黄金(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国家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176亿元。按照当时最低的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相当于58亿两（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
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以上见新三农：《中国农民的牺牲》）
耀邦同志强调：“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而在建国以来近30年的时间内，农民、农村、农业对共和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耀邦同志坚决反对以各种名目剥夺农民。
《调查报告》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实行责任制之后的农民，学技术，学科学种田，搞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在国家无力增加农业投资的情况下，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调查报告》强调：靠8亿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必须从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道路上来认识现阶段农民的历史作用。国家无力投资农村、农业、农民，放开政策是唯一出路。这是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人民日报》删掉这段文字，笔者认为，这段话讲得太直白了。
（九）
建议之五：改革农业管理体制。
《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地建议：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农业及其它各业的全面发展，必须改进现行的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的地方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建议政社分开，设立村长，使人民公社变成经济组织。我们感到河南的“八站一室”可能是个方向，可能是加强改进对农业领导和管理的好办法。开封地区的一些县，社先后办起了农业技术推广站、水利管理站、农电服务站、经营管理站、种籽站、畜牧管理站、林业管理站、农机管理站和社队企业办公室。“八站一室”各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任务。实行公社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农村具有一定管理经验和技术的人员三结合。“八站一室”既是上边业务部门的腿，又是公社的专业办事机构。农业生产千头万绪，但归门别类，离不开八大站的业务范围。
9月1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整版发表该调查报告《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转发时删除了以上内容。
人民公社制度是农村、农民、农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不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农村改革则无从谈起。
7月18日，在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即将面世的前两天，万里同志对农委讲话，尖锐批评人民公社体制，提出中央要起草新的农村文件。此时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完成有日，报告中批评人民公社体制在很多地方已经“名存实亡”，建议政社分开。大势所趋，《调查报告》建议必须尽快制定顺应正在全国兴起的双包责任制大趋势的新文件、新政策。1982年一号文件中制定的四项重要政策，《调查报告》中均已就此提出建议，呼吁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文件。
关于人民公社问题，1981年5月16日，胡耀邦对农委干部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也同意不准包产到户。这两年对农民有了认识。初级社搞早了，高级社就不该搞，人民公社更不该搞。现在，群众兴高采烈，党的威信提升。现在实际是退，一大二公不行么！这是中央同志对改进人民公社问题最早的一个态度。
万里同志1994年8月14日谈话指出：在农村改革中，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对人民公社化的否定，也是对农业集体化的错误的否定。群众为什么那么喜欢包产到户？因为政治上民主了，自由了，经济上实惠了。农村否定家庭经济，是不得民心的，搞集体化，搞穷过渡，严重脱离实际，对农民是个剥夺，农民不仅失去了种植自主权，自身劳动的自主权，而且失去了产品支配权，种什么，怎样种，都要上面说了算。自己生产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甚至口粮吃多少斤，还要县里、省里来定。人民公社，集体化，使农民失去了自主权。户口在他手里，口粮在他手里，你哪里也去不了。广大农民没有办法，于是出现了农民大怠工，怠了20 多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万里强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具有生产、消费等多方面社会功能，他有凝聚力，有稳定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几千年来，家庭一直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村改革核心是支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化的否定。中国人口中80%是农民。正确对待农民，实际上是正确对待人民的问题。农村改革意义重大，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
杜润生在耀邦同志安排他为中央党校教职工作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农民，无论如何不能用暴力手段剥夺他的财产，不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当宣布无代价没收，或者用变相的强制手毁来剥夺他那些东西，这对于几亿农民就是严重的问题。到1956年年底以前全面合作化，对于农民的土地、牲口、农具，一分钱也没有补偿。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大跃进是农业跃进带起来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带来生产连年下降的后果。
之后，数年间人民公社制度逐渐瓦解、政社分开。
（十）
建议之六：关于劳动力出路问题。
《调查报告》建议：由于联产责任制的推广，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村普遍出现大批剩余劳动力。一般都过剩三分之一以上。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当前农村一个重要的课题。从我们调查的一些地方看，一是广开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广度进军；二是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我们从农村集镇建设的调查中得到一点启示：可以把农业和多种经营同农村集镇建设结合起来安排剩余劳力。农民有了钱，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满足农民的多方要求，不能只靠城市，根本办法是建设农村集镇，增设必要的文化、福利设施。如开饭馆、旅店、电影院、浴室、理发馆、缝纫铺、医院、中小学、照相馆、商店、书店、科学文化馆等等，使农村集镇成为农民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同时，它又可以安排一大批剩余劳力。
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大约三分之一、约数亿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耀邦同志1977年复出工作后，一直关注农村问题，关注多种经营问题。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小城镇建设问题，并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此问题书文来往，成为80年代美谈之一。
1981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胡耀邦1980年12月3日至10日，在湖南、江西二省推动多种经营的谈话，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署名。《谈话》指出：为了开展多种经营，我们应当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随着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村的经济生活和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会进一步活跃起来。适应这种情况，作为各地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小城镇，必须得到适当的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产品，绝大部分是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众多的农民只能就近依靠小城镇出售自己的产品，购买城市工业产品，并且在那里吸取科学知识，进行文化娱乐活动。因此，我们应当使小城镇成为农村产品的集散地，成为城乡商品交流的枢纽站，成为适宜分散经营的农产品加工工业的中心，成为向农村输送先进的科学文化的阵地。只靠大中城市不行，没有小城镇，农村就没有腿，就不能够使农村多种经营和整个农村经济和文化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
耀邦同志的这段谈话，指出了建设小城镇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调查报告》则提出农村包产到户之后生产力提高，过剩的约三分之一劳动力需要安排出路，这些农民因身份、户口所限，无法自由进城打工，且此时城市工商企业普遍冗员充斥之际，小城镇建设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也是一个消化过剩劳动力很好的重要措施。联合调查组深谙耀邦同志的经济思想，了解《红旗》杂志所发《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一文的背景、内容及中央13号文件的战略设想，故所提建议，皆为耀邦同志所思所虑，又为农村改革指出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构想。
怎样建设小城镇？耀邦同志说：关键是要放手发展集体经济，放手让它们自负盈亏，放手让它们职工的生活待遇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超过全民企业的职工。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可以集资组织公司，也可以七、八人搞一个小企业，负责人照样叫经理、副经理。不要只搞国营，也不要只搞官办集体，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投资，要搞真正的民办集体。可以由城镇的居民集资办，由附近农村社员集资办；也可以由城乡集体经济单位联合举办，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联合举办。这些丰富多采的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同时，也允许手工作坊、夫妻店等个体经济作为补充。现在，一些城镇里的集体企业，叫什么街道工业，只有这样一个形式和名义，人家不大愿意去，没有多少吸引力。
耀邦同志鼓励民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在小城镇建设中百花齐放、百业并举，民间事业，百舸争流，没有所有制歧视。
1981年3月30日，中央13号文件在“发展多种经营需要进一步解决好的几个问题”条文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结合发展多种经营，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不但是城乡商品交流的需要，而且对向农村传送先进的科学文化，改变国家整个经济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差别，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调查报告》在耀邦同志《红旗》杂志刊发长文《积极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和中央13号文件指导下，在数月5省农村实际调查中形成的这条建议，对1982年一号文件有关内容与政策的形成推动甚大。一号文件指出：
要进一步搞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这一基础工作，为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农业自然资源、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抓好县级农业区划和成果的应用。在区划的基础上，制订土地利用和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把山、水、田、林、路的治理，生产、生活、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的建设和农村小城镇的建设，全面规划好。
……
只有建立起一个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合理的生产结构，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才能吸收农村广大劳动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否则，将大量劳动力缩集在十几亿亩土地的种植业上，必将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农村经济萎缩。只有在多种经营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分工，才有利于动员农村的人力资源。……开拓出新的生产领域，向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这证明：生产、就业、消费三者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多种经营综合发展，路子将越走越宽，形势会越来越好。
（十一）
建议之七：积极地妥善地安排四属、五保户的生活。
《调查报告》指出：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以来，人们普遍关心四属、五保户的生活安排问题。（笔者注：《人民日报》发表时，删了以下小段：开始搞责任制时，四属、五保户的意见比较大，他们通过其在城市工作的亲属，在城市叫喊农村“单干”了，有的还经过他们上告中央。一个时期内他们的反作用力是不小的。因此，安排好这部分人的生活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在调查中专门召开过这些人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各地都在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不一。……一些地区根据四属、五保户的实际情况，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有照顾地安排他们承包力所能及的各种专业活，既适当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又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今后，随着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四属、五保户的生活也将“水涨船高”。没有劳力的必须按政策进行照顾。
耀邦同志在8月4日布置杜润生起草一号文件的谈话中，一方面明确指示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同时要求确保四属、五保户的生活保障。据此，一号文件中多处谈到保障四属、五保户的生活问题。
建议之八：关健是建设一支好的农村干部队伍。
《调查报告》说：从5省农村干部情况看，象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同志那样，了解农村情况，关心农民疾苦，敢于从凤阳的实际出发大胆支持农民包干到户要求的，是少数；不体察农民疾苦，又不研究中央精神的，也是少数；多数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这场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经营管理改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只是“等上级领导开口，盼红头文件到手”。从总的情况看，在这场改革中干部是被群众推着走的。
《调查报告》建议：另一方面，目前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同实行生产责任制、发展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亟待解决。不少干部不懂经营管理，又不认识学习的重要。农村干部也有一个老化的问题。现在的公社、大队一级干部不少还是土改、合作化时期上来的，新的力量很少。公社干部的来源缺乏，农业院校的毕业生数量少，也不愿意当农村干部，从大队干部中提拔又没有国家指标。建议加强现有社队干部的培训，培养充实农村干部队伍。
耀邦同志8月4日与杜润生谈话，也强调指出基层组织和农村干部问题。
一号文件第五部分“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的23条、24条、25条，用大段文字详述干部问题、基层组织问题，落实《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建设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有关问题。
（十二）
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5省《调查报告》，是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最重要的前期基层调查的报告分析、结论和新政策建议：整篇报告依据5省调研情况，呼吁着、推动着中央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顺应农村改革大潮的新文件、新政策，引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趋势！《调查报告》提前半年系统回答了当时最大的争论——包产到户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论证了土地公有、稳定政策，两个长期不变；因地制宜、尊重群众选择的权利和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单一粮食生产格局等四条重要政策建议，这些重要论断、政策建议都被一号文件全部接受、采纳。
《调查报告》只是政策建议，并未形成规范性政策条文。一号文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条文：正式确立胡耀邦多次论述、强调并规范的“两个长期不变”的标准表述，将调研新政策建议制定为全国统一的中央农村政策。
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关于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比对：
- 包产到户的性质定性
《调查报告》要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是资本主义单干；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是承包经营，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一种可行的责任制形式，不能当成分田单干而加以否定；实践已经证明它在很多地方增产增收，应当尊重农民选择双包到户的权利 。
1982年一号文件条文：“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双包到户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不同于合作化以前个体小农经济 。
对比结论：核心定性完全一致。《调查报告》较早从实践层面论证双包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一号文件把这一论断作为中央政策正式定论，表述更加规范、权威。
- “两个长期不变”（土地集体所有制长期不变，责任制长期不变）
《调查报告》要点：农民最大的顾虑是政策多变，担心包产到户几年后又收回去；报告明确建议：稳定集体经济所有制，稳定各种生产责任制，给农民长期稳定预期，这是巩固责任制最重要的条件。承包责任制“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允许存在的”。《调查报告》作为政策建议提出，还没有形成“两个长期不变”的标准表述 。1981年8月之后，耀邦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并规范“两个长期不变”的论断，《人民日报》跟进加以报道。
《调查报告》提出“两个长期不变”的论断，一号文件正式定型成文。
1982年一号文件条文，完整标准提法正式成文：土地集体所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并且要求各地开展宣传教育，打消农民怕政策变化的顾虑 。一号文件原文：1981年冬到1982年春，各地要围绕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这个中心，结合实际的工作问题和思想问题，进行“两不变”、“三兼顾”的宣传教育，使农民懂得：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兼顾，不能只顾一头。集体提留、国家任务都必须保证完成。
对比结论：思想源头来自《调查报告》和耀邦同志；一号文件定稿成为国家土地制度。
三、因地制宜、尊重群众自愿选择原则
《调查报告》要点：各地生产力水平差别很大，不能只用一种责任制模式；不要硬性规定哪些地区不许搞包产到户，应当尊重生产队、农民群众的选择，由群众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责任制形式；反对自上而下强行推行某一种模式。《调查报告》指出：“切不可使人感到中央只提倡某一种生产责任制”，实际上破除了以中央名义推行“切三刀”的做法。
1982年一号文件条文：“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尊重群众创造精神，因队制宜；不再执行75号文件贫困地区才可以包产到户、普通地区一般不要搞的硬性划分，不再用地区类型去卡死责任制形式，把选择权交给农民 。
对比结论：大方向完全一致；《调查报告》是改变旧政策的调查依据，一号文件则取消“切三刀”的区域限制，农民自愿选择责任制形式的原则得到强化。
四、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调查报告》要点：单一粮食生产格局束缚农村经济；包产到户解放大量劳动力，必须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并举，发展家庭副业，拓宽农民收入来源，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
1982年一号文件条文：增加多条政策规定，要求发展多种经营，要求改变单一粮食生产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林牧副渔、家庭副业、社队副业；疏通渠道，支持商品生产；调整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调查报告》和一号文件论断一致，一号文件充实多项政策条文。
对比结论：基本论断完全一致；《调查报告》侧重考察劳动力解放后的现实需求；一号文件则配套流通、计划、收购等一整套政策安排，内容更系统完整。耀邦同志近万字谈话与中央1981年13号文件，为此已做好解放思想和政策铺垫的工作。
当年在耀邦同志直接指导下，参与一号文件起草领导工作的杜润生，在其大作《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总结了一号文件的4项重要内容，与上边两个文件强调的4项重要内容完全一致。
杜文指出：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 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全国已经普遍化。此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同于过去的单干，更不能当做资本主义去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那时候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担心，过去的农村政策多变（广东农民怕“一年放，二年收，三年不认账”），担心它又是一个“权宜之计”，所以“长期不变”这句话最打动人心，都说“一号文件”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一个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必定是个群众选择的过程。
文件还重申了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鼓励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并形成专业分工。过去20多年是不准长途贩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