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被雪藏45年的胡耀邦重要谈话 ——胡耀邦布置杜润生起草中央一号文件(中)

发布时间:2026-11-19 13:27 作者:盛平 浏览:756次

这是一次关于农村改革破局的谈话,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颠覆了至今45年来农村改革的叙事,涉及到农村改革进程真相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评价耀邦同志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作用。8月5日,农委即将谈话记录传达给有关同志。但45年来,这次事关冲破农村发展僵局、如何起草制定农村一号文件、掀起农村改革大潮的重要谈话,却如石沉大海,谈话内容对外密不透风,庙堂与坊间毫不知情。45年来,直到今年7月间,才被有关研究专家披露面世。真是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一件奇葩!

三、

1981年8月4日,耀邦同志就农村改革形势,要解决的问题,起草1982年农村工作的文件,与杜润生做了长时间的谈话。(1)据国家农委会议记录,谈话内容很丰富系统,谈话记录约3500个字。

谈话开始,耀邦同志明确提出起草农村工作文件的问题,他说:“我的意思农业要再写个东西,题目是关于1982年农业生产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起草后发给各省征求意见,同时按这个意见稿部署冬季生产。10月中旬以前稿子发到省,11月上旬开工作会议最后通过”。他说:“这个文件不要像三中全会决定那样长,搞个万把字左右。把过去没有明确的问题进一步明确起来,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出来,过去没有看清楚的、有意识回避的,这次都要提出来。”

耀邦同志谈到今后几年以中央文件指导农村工作的考虑,他说:“农业一年有一两个文件,提纲挈领,纲领性的,再搞四五年,农业面貌就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其他文件就是具体的文件,有也好,没有也无足轻重。四五年间,每年要有一两个纲领性文件。”

按照耀邦同志的设想,由此开创了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历史惯例,形成工作范式,成为重中之重。在耀邦同志推动下,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围绕农村改革展开,把“三农”工作提升到国家顶层政策优先位置,形成党和国家重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长期制度性安排的传统。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广大农民从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和工作中得到实惠。

胡*锦*涛时期共发出9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即 2004年至 2012年连续9年,一号文件全部聚焦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继1982—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之后,再次连续用一号文件锁定“三农”。这一时期取得粮食生产“八连增”、农民收入“八连快”的成效,还全面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党的十八大之后延续了这个传统,至今每年一号文件仍以“三农”为主题。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1981年10月12日,在一次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同志讲:75号文件、13号文件刚刚实行,还将继续起很大作用,还有很大潜力。现在不是另外找一个更大的窍门,主要问题还是继续贯彻13号和75号文件。耀邦同志讲方兴未艾,贯彻的是少数地方,不到一年发个文件,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是必要的,但带有根本性大突破的文件是不可能的。

耀邦同志就农村改革的形势、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这一变革的意义,指出: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得救,农业是一马当先,现在还是一马当先。解放思想,经济方面农业是解放的比较好的。因为过去的苦头吃得太大了,党内许多同志在农村呆得时间长,对正反两方面经验体会得深,所以问题一提出来就理解。中国经济变革,农业行动最快,幅度最大。还有哪些方面比得上?巩固这个变革,发展这个变革,在思想上、实践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农业生产更加好转,别的方面,工业、财贸不上也得上。

8月5日上午,国家经委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西山招待所召开体制改革与经济责任制座谈会。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说:提出经济责任制问题和大家商量。去年,耀邦同志批条子给我,说:“考虑了很久,农业政策落实,农业面貌变化,振奋人心!什么时候工业上有振奋人心之举呢?工业上什么时候有大的突破?”在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基金,这是好的。但是,还是吃大锅饭,或者是变相吃大锅饭,完成计划和主要指标就可以提留,而计划在年终通过调整都可以完成。奖金办法多是平均主义,甚至变成附加工资。耀邦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工业部门眼前和长期要考虑的问题,但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薛暮桥同志在会上批评说:有些同志对农业责任制评头论足,到农村蹲3天,找出一大堆毛病,甚至说要取消农村的责任制!对农村的责任制要总结、帮助、继续推动。对工业责任制同样也要持这个态度。打破了过去的传统体制,如果只按一个模式、搞一个框框,只有一个模式,体制改革办公室可以休息了,经济工作可不用搞了。工业搞经济责任制时间不长,效果明显,一包就灵!今年如果没有这一条,国家财政收入很难保证!鸡西矿务局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报告,胡耀邦同志批示:在企业应该推行这个办法,计件工资封顶,是戴帽子,影响积极性。(2)

耀邦同志对杜润生明确提出文件要写放宽政策问题。他说:我国农业好转,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宽政策的作用。1978年开始好转,1979年生产责任制、口粮田、扩大自留地,有相当规模发展。此前起码是三分之一的省没有放开。去冬今春挡不住了,山东是“北四区”领了头,江苏、湖北、湖南一些地方今年也转过来了。河南、广东放开,云南、贵州、新疆放开了,今春责任制普遍推广。1980年实际收成比统计的好,反正农民手上的粮食多了。新的文件还要放宽政策。

何谓放宽政策?耀邦同志出思想、出题目、布置写作、审阅定稿,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放宽政策决不是放弃领导》一文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放宽农村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形势越来越好。什么叫放宽政策?放宽政策主要是纠正左倾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确立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要办法之一,就是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联产计酬,真正体现按劳分配。过去的毛病出在哪里?是出在不切实际地追求“一大二公”,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另一方面是,由于政策上、经营管理上、工作上的种种错误和不适当的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既损害了生产力,又损害了生产关系。如剥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劳动管理制度不合理,搞平均主义,生产上“一刀切”,砍掉多种经营,加各种“苛捐杂税”于农民,干部搞不正之风等等,这些弊病把许多生产队搞穷了。在这种情况下,改善经营管理势在必行。这几年的实践证明,生产责任制是清除过去种种积弊的一条正确途径。

曾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组长的吴振坤教授回忆:耀邦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为《理论动态》出了许多重要的文章选题,还出思想,指导文章写作,并亲自审阅定稿。后来,他在调离中央党校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大部分重要文章仍送他审阅定稿。对于经济上的拨乱反正,耀邦同志是从农村工作抓起的,按他出的题目和思想写成一组纠正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左”的错误的文章,以“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3)

“文件写几个什么问题”?耀邦同志指出,第一是责任制。他说:基本情况怎么样?是几种形式?还是要因地制宜。今后多少年农业建设难以有大的投资,主要靠政策。今后若干年,政策的潜力还很大。挖掘政策的潜力靠改革。确实有一部分干部反对搞责任制,因为伤害了他的利益。一部分干部反对责任制,要教育,不行的要调整。有人认为责任制是临时办法,是两三年寿命,逼得我讲方兴未艾。

1981年1月中旬,农委负责同志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即持此种建议。建议说:在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全国大约有1.5亿人口。退到包产到户,搞它三、五年。这份调研报告实质上认为包产到户是“退”,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耀邦同志明确反对责任制是临时办法,是“退到包产到户”,是两三年寿命的提法。在他批转的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中,确认“双包”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建议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要实行这种生产责任制。随后,耀邦同志在他考察豫、冀、晋3省的“农村一号文件之行”后,即向全党明确提出“两个长期不变”,即土地公有制长期不变,“双包”责任制长期不变。

耀邦同志在谈话中用“一马当先、方兴未艾”肯定了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强调今后第一位的还是抓责任制,因为国家无力投资农村、农业,农村、农业发展主要靠政策。实行以“双包”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各种责任制,是放宽政策的主要内容。

家庭规模的生产经营,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不适合集体生产,不适合雇佣劳动。农业、农产品的生产有生命周期,生产环节多,需要全周期、全过程精心呵护,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工业生产,生产一台机床、一辆汽车,哪个零件不行,换掉就可以,但是农业生产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前面所做的工作就会全部报废。世界各国都是这样,规模经营也都是家庭经营。

农业生产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家庭经营是最合适、最高效的经营模式。农业生产以动植物为劳动对象,生产周期漫长且环节零散,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大,全程需要精细化、持续性的照料与管护。传统集体集中劳动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制度短板。集体生产难以精准考核劳动质量与付出,劳动贡献和收益分配脱节,极大弱化了生产主体的主动性与责任心,难以适应农业灵活生产的需求。

家庭经营恰好切合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将生产权责、收益高度统一。农户自主把控生产全过程,能够根据时节、土地、作物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劳作方式,主动用心管护生产。家庭作出生产决定,过程简易,沟通成本低。家庭经营彻底打破了集体生产的激励困境,充分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经营形态,也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耀邦同志提出的“两个长期不变”成为一号文件的制度性规定之后,“包产到户”责任制对农民的收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民从没有财产权利到拥有自己的财产权利。农村改革以前,数亿农民家徒四壁,除了住宅(不含宅基地)以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财产。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户财产估价不超过500元。集体财产也少得可怜。

实行“双包”到户责任制改革以后,亿万农民的财产有了巨大的增长,到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固定资产约19300亿元,平均每户7600多元,增长15倍以上,其中50%多为农业资产,约19%为牧业资产,12%为交通运输仓储等资产,约7%为制造业资产(4)。落实一号文件之后,农民获得三种形式的财产权;一是私人财产,主要由存款、私宅、家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构成;二是承包期间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承包权归农民,由农民长期承包,使农民获得前所未有的收益权利;三是农民支配自己人力资本的权利。(5)

耀邦同志支持亿万农民“双包”到户,除了从发展生产力、经营自主权、农民人身自由、维护农民的财产权、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等方面考虑之外,支持广大农民摆脱农村干部的“苛捐杂税”,爱护农村干部,使其少犯多吃多占的错误,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此前一个月,7月6日,耀邦同志对一份农村问题调查报告作出批语:我认为这是一份真正深入了实际而不是浮皮潦草的调查,很值得一看。看过之后,我还建议作些进一步的联想。这个调查,说的是富裕地区,即一些所谓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地区,为什么广大社员也强烈要求包干到户的两个根本原因。这同紫阳同志在省市委书记座谈会说的意思是一致的,只是紫阳同志把问题说得更深刻和透彻些。紫阳同志说,中国农民现在要求摆脱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要求摆脱平均主义和农村干部“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

批示说:我们的同志是否真正同意这个看法呢?这是一。第二,农村推广各种责任制之后,许多农村干部对社员的非分“剥削”,是否能有效的制止?我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既坚决又稳妥的措施,克服这方面的消极现象?我觉得需要我们首先是农业工作的同志加以认真研究。

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选择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富裕地区的农民也选择“双包”到户责任制,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摆脱很多农村干部的“剥削”。这是农民的一种沉重负担。

中央一号文件第1条至第6条充分落实了耀邦同志的上述指示。

在强调推动责任制的同时,耀邦同志还强调,要把责任制改革与农村改变以粮为纲单一格局的经济结构变革联系起来,解决农民既有饭吃又手中有钱的问题;强调发展多种经营即发展商品经济。

耀邦同志明确指出:七、八年后,我们每人有一亩粮田就可以了,山东一季麦子就是500斤,还可再种一季玉米。18亿亩耕地,10亿亩种粮,8亿亩经济作物,准备10年改过来。农民是很会算账的,有了畜牧业就有了肥料。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现在有机肥与化肥比是多少?化肥要发展一点,但主要靠有机肥,发展经济作物,解决农民手中有钱的问题。

1980年12月3日至10日,耀邦同志在湖南、江西两省沿途调研,就推动农村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问题发表系列谈话(6),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发展多种经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为什么我们在农业上既要抓紧粮食生产,又决不放松多种经营,说来无他,就是为了在广大农村充分运用和开发自然力和劳动力的潜力。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但耕地少。在保证粮食逐步增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正是为了扬长避短,发挥地大人多这两大优势,克服耕地不多这一劣势。这既是利用经济规律的问题,也是利用自然规律的问题;既是提高农业的社会生产率问题,也是提高农业的自然生产率问题。

发展多种经营,要有必要的扶助和具体的指导。耀邦同志说:三中全会以来,多种经营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客观可能性和人民需要的迫切性来说,还是十分不够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过去开展多种经营,被诬蔑为发展资本主义,搞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许多地方盲目地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使多种经营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强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也限制了多种经营。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对于多种经营重视不够,缺乏研究,知识不广。有关部门也没有在计划布局、收购价格和奖励政策等方面,对农村多种经营的各个环节作出全面的合理的安排。这样,也就不能帮助社队干部千方百计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他说:加快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要给以适当的扶助和具体的指导。不然,雷声大、雨点小,年复一年,不能取得应有的进展。

1981年3月30日,耀邦同志口述制定的中央13号文件(7)转发全党。文件系统制定了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和措施,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在湘赣沿途讲话的精神和内容,13号文件是指导农村开展多种经营的重要文件。13号文件指出: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务必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国的农业不但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是摆脱困境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面肯定和使用“商品经济”这个论断,第一次正面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比《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前了3年。

一号文件第7条至第11条、第18条至20条均为落实耀邦同志提出的搞好多种经营的政策条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条文中提到要落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1981年13号文件和1981年3月《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均为耀邦同志亲自起草制定。

第二,关于农民负担问题。耀邦同志说:这次要提出来。过去提了一点,不太明确。我在能源会议上批评煤炭部,是站在工人中的落后意识方面去剥夺农民。怎么可以那样搞呢?我尖锐批评了,但还没有一个文件。商业上是从消费者身上打主意,怎么使价格高一点,涨一点,而不是从生产上面想办法。总是想到国家工作人员的利益,忽视群众的利益。煤炭部提要照顾工属。你煤矿发两份工资,农忙时还要回家种地,还要农民照顾,煤炭部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工属优待要取消。群众负担问题要讲透,对烈属军属、真正的困难户要照顾,别的就不应该照顾。这要提到原则高度写清楚。负担问题不解决,群众观点树立不起来。

7月31日,耀邦同志刚刚批转一期《国内动态清样》给万里同志,批示尖锐批评了有关部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批示指出:“万里同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引起重视,千百只手向农民搞苛捐杂税,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先要从指导思想上解决。昨天我提出,我们的同志从消费者身上打主意多,从生产者身上想办法少,就是这个意思。”(8)

耀邦同志多次提出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丝毫没有社会上轻视农民的错误思想,既体现了强烈的群众观点,又同样维护工农的利益,同样尊重工人、农民,他在多种场合强调这个问题。

耀邦同志指出:“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而在建国以来近30年的时间内,农村、农民、农业对共和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耀邦同志坚决反对剥夺农民。

据吴敬琏在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一书中指出:在政府控制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定价权的情况下,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多种形式,从农业取得大量收入。据有关部门测算,1951~1978年间,农民以税收形式给国家提供了978亿元,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式给国家提供了5100亿元;同期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仅为1763亿元,收支相抵,农民共为工业化提供净积累多达4340亿元。

据《中国农民的牺牲》一文统计:建国后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就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据王锋博士统计,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

可以说,共和国的第一桶金,在30多年的时间里,均取自数亿辛苦劳作于田间的农夫农妇。进入小康时代,怎能忍心老农老妪继续挣扎在贫困线下劳作生存呢?耀邦同志逝世37年了,农民的负担问题解决得怎样呢?

根据耀邦同志的批评和指示,1982年一号文件第22条提出:集体经济的核算单位,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度,搞好经济活动分析,降低生产成本。社队的财务整顿,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分批展开,争取一两年内完成。通过整顿,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特别是民主监督的制度。要整顿编制,缩减人员补贴,减轻不合理负担。一号文件第24条提出:要给基层干部以合理报酬,同时也要注意精简人员,减轻群众负担。要从农村工作的实际出发,经过试点,逐步建立各级干部的岗位责任制。

第三个问题,要认真总结多年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经验,有成绩,也确有教训。耀邦同志强调:我同水利部有争论,我们吃的苦头太大了。我讲这话不是心血来潮,是近20年经常跑农村得到的印象。你们深入调研一下,主要是大型排灌,南方多年来一直搞提水灌溉,现在还有作用吗?福建、四川的大部分废掉了嘛!还有所谓渡槽,你们去看看湖南的,是应付参观的。湖区的大型排灌,还有什么虹吸管,工程是好看,用得起吗?用一次要多少电,花多少钱?我不是说都不许搞。这些经验总结了没有?为什么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陕西的郑国渠,甘肃的通渭渠能保存下来?不深入研究历史经验不行,不研究就会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还要看到,近期国家没有多少钱用到农建上,要靠政策。小型水利,水力发电,大水库,我主张搞一点。我们的钱要用到扶持多种经营、搞种子上来,我们的脑子不要僵化。

8月8日至22日,耀邦同志考察河南、河北、山西3省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开始他的“农村一号文件之行”。

关于农田水利问题,耀邦同志在3省多地考察中指出:农田基本建设,要解剖几个麻雀,彻底调查研究一下。河北有人说:张书记来挖,李书记来填,国家、群众白花钱。……我不否定水利建设的巨大成绩,但有几件事我怀疑:第一种叫渡槽,山东的也好,湖南的也好,起码50%没用。第二种工程叫大口井,我们在山西坐直升飞机,看到很多大口井都是干的。一口井就算搞一亩大吧,实际搞不到,里边要积一米、二米深的水,那得需要老天下多少雨呀,下那么多雨非山洪暴发不行。再说,要搞一米深的水,就要下1000毫米的雨,华北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多?就是能积到一米深的水,能灌多少地?这个是百分之百失败的。第三种工程叫高扬程。这是解放初期从福建搞起的,逐渐推广,即使有水,你能搞得起吗?第四种工程叫盐碱地排灌,最典型的是包头那里。第五种工程叫储泄洪水湖旁边的大的排灌工程。为什么不养鱼,非要一下雨就排?至少这5种工程,不说百分百,起码50%不能用。我们到河南听有的同志说:这叫没雨用不上,有雨用不着,即使用也用不起。(9)

耀邦同志关于农田水利问题的指示,实事求是,深刻到位;既有对既往历史教训的批评,又有深刻的反思;在国家无力向农村投资的情况下,强调要依靠政策推进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一号文件的有关条文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

一号文件第21条提出:要着重抓好水利、农机、化肥等项投资的利用效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文件说:建国以来,水利建设成绩很大,但有不小的浪费和损失。今后,大型水利建设,必须根据总体流域规划,按择优原则和基建程序进行,花钱多效益小的缓办,无效益的不办。已建成又有效益的,要搞好配套,建一处成一处。投入使用的,要抓好科学管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要继续积极量力进行,讲求实效。要总结推广先进的灌溉技术和耕作措施,切实做到科学用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城乡工农业用水应重新核订收费制度。

第四,政社体制问题。耀邦同志说:至少把政社体制问题提出来,思想上要明确,肯定要向着分开的方向前进。这个改革步骤上要分期分批,搞一批,推广一批经验,不要一哄而起,可以用三五年时间完成。不然,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不了,经济民主也搞不好,群众负担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吸取合作化的经验教训,要改革、生产两不误。

人民公社制度是农村、农民、农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不解决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农村改革则无从谈起。农村集体化运动否定家庭经济,是不得民心的,严重脱离实际,对农民是严重的剥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具有生产、消费等多方面社会功能,家庭有凝聚力,有稳定性。几千年来,家庭一直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单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农村改革,核心是支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以顺应我国农业长期以来适配的家庭生产、经营规模,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

政社合一制度包括户籍制度、粮票制度、口粮制度等,这些制度的确立,致使农民失去支配自己财产、劳动和产品的权利及人身自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每月吃多少斤粮食,粗粮、细粮各占多少,全部由政府和干部说了算。计划层层下达,各级干部催种催收、分钱分粮,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被动接受;政府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由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经营,严禁农民从事长途贩运等商业活动。农民终年劳累,收益极低。即使在没有灾害的年份,温饱也难以保障。1978年还有约2.5亿农民,即全体农村居民的30.7%处于赤贫状态。(10)

此前,5月16日,耀邦同志与农委干部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也同意不准包产到户。这两年对农民有了认识。初级社搞早了,高级社就不该搞,人民公社更不该搞。现在,群众兴高采烈,党的威信提升。现在实际是退,一大二公不行么!

7月20日出版的、耀邦同志批转的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明确建议:要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即人民公社政社分开。《调查报告》指出: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农业及其它各业的全面发展,必须改进现行的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的地方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建议政社分开,设立村长,使人民公社变成经济组织。

此后数年间,在耀邦同志指导下,民政部参与,进行政社分开、设乡建制的工作,几年间完成了这项艰难的转制工作。数亿农民摆脱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冲破了社队干部“苛捐杂税”的骚扰,推动了农村改革。

在全国部分地方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之际,1982年4月22日,全国人大五届常委会23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做出新规定: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代会和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今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乡人代会和乡人民政府,1978年宪法规定的农村人民公社不再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1)这项规定,是对正在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7月18日,万里同志在听取杜润生等农口领导同志汇报农村调查情况时强调:公社体制长不了,改革势在必行。万里指出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评工记分基本不行,农村不合适,工厂不合适,机关也不合适,本来大家很团结,越评越打架。集体劳动才叫优越性?奴隶时代就是。工人、农民地位应比资本主义社会高。宪法、党章都给了,实践没有。他们所处的地位,从生产到流通、分配都不是。我们成天讲也不行。责任制搞好了,农民才真正是主人翁了。如果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应当突破,最大的障碍是公社体制。

一年前的1980年7月11日、12日,耀邦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曾谈到奴隶与集体劳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者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面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12)

万里同志上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看法,与耀邦同志的态度是一致的。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3月20日开始5省农村调研,5月30日回到北京,开始撰写《关于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至7月20日该《调查报告》在《理论动态》发表,历时约50天。《调查报告》中关于建议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内容,胡、万二人应当是一致同意的。

1994年8月,万里同志曾谈话指出:在农村改革中,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对人民公社化的否定,也是对农业集体化错误的否定。群众为什么那么喜欢包产到户?因为政治上民主了,自由了,经济上实惠了。搞集体化,搞穷过渡,农民不仅失去了种植自主权,自身劳动支配的自主权,而且,失去了产品支配权,种什么,怎样种,都要上面说了算。自己生产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甚至口粮吃多少斤,还要县里、省里来定。人民公社,集体化,使农民失去了自主权,事实上成了“奴隶”。户口在他手里,口粮在他手里,你哪里也去不了。广大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消极反抗,于是出现了农民大怠工,怠了20多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国人口中80%是农民。正确对待农民,实际上是正确对待人民的问题。农村改革意义重大,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13)

9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向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发表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因为敏感,《人民日报》发表时删除了《调查报告》中有关建议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段落。

第五,商品流通问题。耀邦同志说:要走小城镇搞农产品初级加工的路子。说是油料多了,你加工成肥皂和其它产品,就不多了嘛。商业上有个很大问题是价格倒挂,猪肉、油、花生都是这样,为何不搞加工呢?花生加工成食品就不倒挂了嘛!让广大的小城镇搞初级加工是个好路子。我们的商业亏本一塌糊涂,国家要补贴200亿元,如果减少100亿就好了。粮食部为什么不搞加工?拿100亿斤加工。国家收796亿斤,197亿斤补贴,占17%。粮卖一斤贴一毛,油卖一斤贴八角。加工就可以不贴钱,还可以解决就业。上海加工的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搞家庭加工,要有人向他们收购。既不要车间,更不要厂房。搞农产品加工需要有一套政策,你们要好好研究。供销社也要搞加工。农村中购销问题要重新研究。我们一搞就搞高级的,盖厂房,为何不搞家庭加工?把包装材料送到农村去。供销社官衙门,流通问题要好好研究。

上述问题耀邦同志已考虑多时。11天之前,7月24日下午,在听取全国食品工业协会筹备领导小组汇报时,他说:粮食部的职能太单一化,如果能同食品工业结合起来,那就好了。……粮食返销要倒挂。过去就提出拿出100亿斤粮食加工食品,加上点糖、油,搞得好加工一斤一元钱,就是100亿元。我的意见,明年食品工业最可靠的东西,一是搞糕点,一是搞饮料,还可以搞饼干、挂面等。他指出:食品工业协会是一个口,对各地食品工业的情况,就用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通知,限定两个月内把基本情况和今后的规划报来。食品协会的理事不是当官,是有责任的。要从基本做起,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把食品工业搞个基本分类。并写上产值及逐年的需要量。(14)

耀邦同志提出农村商品流通问题,把农业、商品流通、加工业联系起来,农村与小城镇发展联系起来。在支持农村搞包产到户责任制之际,耀邦同志同时提出在小城镇鼓励家庭搞农产品加工,突破只能由国营、集体企业搞农产品加工的政策框框;强调小城镇搞家庭加工,有利用现有家庭空间,不用另搞厂房、车间,成本较低的优势;并要求供销社提供把包装材料送去,把加工产品收购上来的服务。

一号文件第7条至第11条,详细周全地落实了耀邦同志提出的搞好农村商品流通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第8条沿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最后,耀邦同志指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干部作风要不要写一段?多种经营、科学问题要不要写,你们考虑。不要写平淡了,不要太长,不要超过8个问题。最后写个结语,目的是使明年农业有个大幅度增长,全面增长,要说明农业增长有什么意义。

他强调说:我们已经搞了一个75号文件,一个多种经营文件,都是有水平的。这次8月一个月,9月写出来,万把字,写不完可以搞附件。农业上再打一次胜仗。

他明确指出:干部中间还是要开展批评,党的三大作风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批评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哪有实事求是?没有批评自我批评,能分清是非功过吗?对干部只讲教育表扬,不讲批评不行。干部问题要写一条。

一号文件第24条提出:落实党在农村的一切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包括党的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否则,一切工作都会落空。当前一些地方,由于放松了领导,生产队的机构和领导班子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很多工作无人负责。完善生产责任制,首先要把社队的领导班子搞好,使生产队把应负的经济职能和政权职能担当起来。

耀邦同志在上述指示中提到的多种经营问题、科学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一号文件均有条文严肃完整地落实他的有关指示。

耀邦同志说:9月份庄稼大体可看出来了,文件两个月可以写出来,11月份发出。今年就不发别的文件了。文件书记处先过过目,11月发下去。

在8月4日与杜润生谈话作出指示后,耀邦同志于8月8日至8月22日,赴华北三省调研,开始了半个月之久的华北地区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情况的调研,开始了他的“农村一号文件之行”。

注释:

(1)见国家农委会议传达记录。

(2)引自《周少华工作笔记》。

(3)参见《吴振坤文集》。

(4)见《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

(5)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

(6)1981年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积极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该文是耀邦同志1980年12月3日至10日视察江西、湖南沿途的讲话。参见《红旗》杂志编审苗作斌:《胡耀邦与<红旗>杂志》。

(7)见《胡耀邦同志在视察凉山州时的讲话》(1982年9月20日、21日)。

(8)参见崔传义:《胡耀邦与中央第一个农村1号文件》。

(9)见《胡耀邦在视察河南、山西、河北时有关经济文化建设问题的谈话要点》。

(10)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

(11)参见白益华:《改革开放时期全国建乡始末》,《百年潮》2016年第6期。

(12)见《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7月11日、12日)。

(13)见1994年8月14日,万里与《万里文选》编辑谈话,张广友记录,赵树凯编辑。

(14)引自商业部粮食购销司:《粮油食品经营》(北京:工商出版社,1984),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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