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上个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一下子成了城市里的困难户。已人到中年的当年知青，由于下乡插队“农龄”不算工龄、工资、住房等福利待遇都将从零开始。当时就职于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办公室秘书的萧芸就“农龄”问题写的一封信，得到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亲笔批示。198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1985）23号文件——《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闻讯的知青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因为农村插队期间的“农龄”可以堂堂正正地转成工龄了！
    这封被誉为数千万知识青年福音书的信件原文如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六四——六八年下乡、七八——七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者，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深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肩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田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识青年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上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小，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多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特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人的）？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老天不欺负老实人。”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政策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的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祖国领导者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萧芸插队时文笔很好。知青返城聚在一起时。大家便请萧芸写一篇申诉报告。由于大家不敢签名，萧芸便把落款改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办公室  萧芸”。
    此信最先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运告书记手上。据萧芸说，虽然信以她个人名义署名，但没有领导引荐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因信件内容涉及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被迫查打击；二是被作为一般群众来信处理，石沉大海。萧芸将信寄给潘运告，是因为潘运告在萧芸下放的湘潭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潘运告接到萧芸的信后以出版社收集民情民意的名义将信转到湖南省委。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进京呈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大红印章，青云直上地到了北京，并顺利转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不久，知青“农龄”转工龄，成为胡耀邦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本文由成秋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