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识到“难兄难弟”

——我和胡耀邦交往的一段历史

（一） 闻名

我和胡耀邦的交往应该从1975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工作时算起。从那时起，我同他才在工作上以及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有接触。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一直彼此互不相识。早在1938年春天，我就知道我们党内有一个名叫胡耀邦的年轻人，以后我又多次听人说起过他。
我是怎么知道有胡耀邦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象周扬、艾思奇那样写文章的人，在我与周扬、艾思奇见面相识之前，就从周扬、艾思奇的书中知道他们了。胡耀邦也不是象朱德、彭德怀那样的战将，朱德、彭德怀的名字就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时常出现。胡耀邦这两条都沾不上边，所以，直到1938年初我还没有听说过胡耀邦。我知道胡耀邦这个人的过程有点特殊，因此记得非常清楚。
1938年1月，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属中共中央长江局代管。东南分局的青年部长是陈丕显。东南分局的领导同志考虑到陈丕显一直在农村工作，对于城市中的青年不熟悉，因此就向长江局提出，希望派一位对城市青年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到分局去，帮助陈丕显。于是长江局就派时任长江局青委会委员的我前往南昌。
那时东南分局的机关就设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那个院子里。项英、曾山、黄道等东南分局的领导和陈丕显都住在那儿。我从武汉到南昌之后，直奔新四军办事处。在那里我见到项英等同志之后，就和陈丕显住在一间房子里。许多天来，我们谈工作，也天南地北地闲聊。
有一天，陈丕显讲起他自己的经历，说在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福建进行长征以前，他曾担任党中央儿童局局长的书记。我听到中央还有一个儿童局，而且还有儿童局书记这样一个职务，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起来。陈丕显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对我说，那时的党中央不但有儿童局，而且还有青年局。他的那个儿童局就同青年局联系，受青年局指导。党中央青年局也有书记，书记名叫胡耀邦。他还告诉我，自己在原来的苏区打了三年游击战争，而中央红军长征时，胡耀邦跟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中央苏区，现在延安。接着他就大谈了一通胡耀邦。他告诉我，胡耀邦比他才大两岁。他说胡耀邦文化程度比自己高许多，上过中学，说胡耀邦特别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陈丕显还讲，胡耀邦工作能力很强，作风特别好，他自己同胡耀邦很合得来，很服胡耀邦的指导。
陈丕显的这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将近两年后，我在设于粤北韶关的广东省委机关工作时，广东省青委书记吴华从延安参加青年工作座谈会回来，带来了一个已经成立了中央青委的消息。他告诉我，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青委委员中有一个胡耀邦。我就问他胡耀邦的情况，吴华告诉我，他同胡耀邦没有接触，只知道他在部队做青年工作，别的说不出来。

（二） 相识

1939年5月，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青委会要我去延安。我离开韶关广东省委机关，路上走了两个多月，7月下旬才到延安。到延安后在中央青委机关见到冯文彬等同志，但没有见到胡耀邦。我问冯文彬怎么没有见到胡耀邦，胡耀邦在中央青委分工管哪方面的工作？冯文彬告诉我，胡耀邦在部队作青年工作，但他不完全做青年工作，还在部队做政治工作。
在我到中央青委后不到两个月的1939年9月6日，延安隆重举行一个纪念国际青年节的大会。按照当时延安的惯例，举行这样性质的大会，会议开始的时候常常先通过一个名誉主席团的名单。主席团名单中的第一名是冯文彬，他当时实际上主持中央青委的工作，第二名就是胡耀邦。我也是主席团的成员。按惯例，主席团是要上主席台的。我就是在那次大会的主席台上认识了胡耀邦，仿佛是李昌把我介绍给他。他似乎也已知道我的名字，在会议的主席台上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见面时我对他突出的印象是个子特别小，也特别年轻。那时我自己的年龄也只有24岁。但在我们年轻人的眼中他仍显得特别年轻。象个中学生。这个会由刘光主持，他讲了一番话后就是李昌讲话。接着是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投到我们队伍来的日本士兵和一个朝鲜青年讲话，并通过了给蒋委员长、毛泽东、苏联青年、晋东南前线抗日战士的通电和给日本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为了放空，会议下午才开始，散会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在大会上我一直注意新认识的胡耀邦。他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很专心地听人发言，不像我那样东张西望。在那个会上，冯文彬、胡耀邦等都没有讲话。

（三） 有缘相识，无缘交谊

那一次我们在会上见面相识，我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我很注意观察他。那时不时兴交换名片这种事情。经过介绍，说了几句话，我认识了他，他认识了我，彼此就“相识”了。
在1939年认识他之后的十五六年中，彼此间没有再见面。但是关于他的消息还是不断听到一些的。在延安，我知道他先在军委总政治部当过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在日本投降后他跟随着部队南征北战。解放战争胜利后转到地方当上了川北区委书记，独挡一面。这样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说明他已经很成熟了。一直到1952年胡耀邦从川北调来北京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之后，我们才有见面。
胡耀邦到青年团工作以后，从我的在青年团工作的朋友们那里经常听到胡耀邦的消息，他们常同我谈起胡耀邦。谈起胡耀邦，他们总是赞不绝口，特别赞扬他的思想作风，这使我知道胡耀邦在团中央的威信很高。后来听说他去了湖南。在他去湖南之前不久，我正好出差去湖南，而他到湖南时我却又离开了，在湖南又未见面。他从湖南回来后，正式离开团中央，主持陕西省委工作前，我因工作曾多次去陕西。比如我去过武功的农学院，了解他们的工作。而恰巧胡耀邦在陕北主持工作那段时间，我又没有去过陕西，因此在陕西又没有受过他的接待。他在陕西工作的时间似乎并不长，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到北京，在团中央接受“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在“文革”中我和他不在一个系统，也没有和他一起挨批斗。上五七干校我去宁夏，他去河南。两个干校即便比较临近，但在那个时候是不会有什么往来的。1972年国庆节前我回到北京。我之所以能回北京，根本的原因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后，形势有所改善。不过我想回北京总得找到能说得出口的“理由”。我找的“理由”是“身体状况欠佳，需要回京修养治疗”。回北京后，在青年团系统工作的友人到我家，又谈起胡耀邦。谈话中我知道他差不多和我同时，几乎以同样的“理由”回到了北京。他们还告诉我不少胡耀邦在干校中的故事，说他在干校劳动特别出力，不但劳动态度好，而且是一个好劳动力，精神特别振作。给我讲这个情况的朋友——我已记不起是谁了——又对他赞不绝口。
从1939年到1975年，三十六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和胡耀邦彼此之间仍只是相识的“熟人”和“同志”，却无缘成为朋友。

（四） 难兄难弟

1975年，胡耀邦作为一个已经得到解放的高级干部，在中央读书班等待分配。此时读书班中“四人帮”的影响很大，因此胡耀邦等在班内仍处在受批评与监视的地位。经过班内胡耀邦等同志的斗争和7月邓小平在这个班上的讲话，改变了读书班的状况。胡耀邦从读书班出来后，就在7月中旬到中国科学院领导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我也是在7月5日正式被任命为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个负责人之一。1975年7月5日正好是我60岁生日，因此我记得特别清楚。
从1975年7月到10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做了短短的3个月的整顿工作。在这时间，从组织对组织来说，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都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组织。中国科学院是一个人数很多的机构，特别由于在“文革”中，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都不存在了，三个“科”字头的机构都统一在科学院一个机构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人员很少，基本上是一个笔杆子的机构。总的任务是整理准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指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它所属的研究机构的工作，筹办一个刊名为《思想战线》的刊物，同时也写些文章，向邓小平反映一些重要情况等等。帮助科学院，为他们出出主意，参加文件的起草等这类工作也是政治研究室份内的事。从个人对个人来说，胡耀邦知道我长期从事党对科学事业进行指导和管理方面的工作，而他当时正在抓起草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文件，因此特别想听听我的意见。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作了两件事，一事立即在院部并深入各研究所进行整顿。他与科学工作者、政治组织工作者、行政工作者，广泛接触，讲方针、讲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受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青年的拥护。胡耀邦先声夺人，又稳扎稳打坚定的前进，使科学院里“四人帮”的爪牙们不得不暂时收敛。对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胡耀邦立即采取行动。整个科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就变了空气，收到实效。这方面的事，他们做得很好，我帮不上什么忙，也用不着我帮忙。第二个方面便是邓小平的指示的、要他们起草一个文件，提出整顿科学院的方针政策。邓小平的想法是，这个文件起草好了，经过毛泽东批准，就可以用它来作为对“四人帮”把持下的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进行整顿的武器。对这一工作，胡耀邦就希望我帮他们一点忙。所以在那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写出第一稿后，胡耀邦就派人把它送给我，并且带来了一个口信，要我花一点时间看看，提点意见。我认为自己对于从事这样的工作义不容辞，于是我与他就有了一个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工作关系。我研究了这个文件后，亲手改了一下。我现存的档案中就有一份“于光远的改稿”。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到科学院，同胡耀邦等同志开会研究，讨论问题。其实这件事我也没起多大的作用，也没有提出什么我回忆得起来的值得讲一讲的意见。不过这是第一件同胡耀邦在一起合作的事情，因而是有纪念意义的。
说起《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最近找出来看了一下。它的内容今天看来其实很平常，简直没有什么好写的。邓小平1977年在一次谈话中就说过，那个汇报提纲其实没有什么“错”，只是讲得不够，因为当时要考虑到接受程度——意思是要争取毛泽东批准，内容不可能写得很尖锐。甚至邓小平曾主张把胡耀邦主持下写的某些尖锐的语言减少些。可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并不尖锐的文件，“四人帮”却说它是“毒草”。而且是一株“大毒草”。应该说，那时节，对起草这个文件，胡耀邦等和我之所以有兴趣，没有别的，就只因为它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我们的积极性就在这里。
这个工作总算赶在9月下旬完成了，在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汇报了。这次会议差不多所有的副总理都到了，有关部委的人也到了，大都发了言或作了插话。当时主管科学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讲了不少。邓小平要胡耀邦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事，最早就是华国锋向胡耀邦、李昌等传达的。邓小平在那次汇报会上讲得最多。汇报后，主要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将提纲作了修改之后送到毛泽东那里了。毛泽东看后，对提纲中引用的，说他讲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表示他未记得自己讲过（我记得他的确没有讲过，是误引了）。退回来后又进行修改，再送上去时，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这个提纲毛泽东就没有批下来。再没有听到有关的消息。提纲的事，就这样没有下文。要说有什么下文的话，就是“四人帮”对它开展了批判。我手边就保存有这样的小册子。
我们在邓小平领导下做反对“四人帮”的工作只有三个来月。到1975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听取他的侄子毛远新的几次汇报之后，就改变了他对邓小平支持的态度，要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只让邓小平管一下外事。这时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所的工作就统统干不下去了。接着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很快展开。到第二年，1976年1月，政治局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1975年10月到1976年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招呼会议的文件，批邓问题就在党内公开。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打招呼会议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内部开展了“批邓”运动，搞“揭发”、“批判”、“交代”、“检查”这一套。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内成天开这样的会。胡耀邦也在中国科学院内开同样性质的会。在邓小平领导下一起做反对“四人帮”的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内，我和胡耀邦有时间见面，一到“批邓”这个时期，我和胡耀邦各自在本单位挨整，就见不到面了。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内的运动，我是亲自经历的，情况当然很清楚。科学院的情况我也可以想象得出来。我知道那时候的运动同“文革”初期有很大的不同。这时候的大环境不再是“文革”初期的大环境，群众不再是“文革”初期的群众，挨批斗的人也不再是“文革”初期挨批斗的人。
正在“批邓”的高潮中，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殃及北京。在“批邓”中整人的人也爱惜自己的生命，防震去了。我和胡耀邦很高兴地得到了一个自由活动的机会，有一天我从家步行到富强胡同他家，俩人敞开思想无所顾忌地聊了一上午。 谈话中他动情地说：“我们真是难兄难弟”。

（来源：党史天地  199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