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对于我所提供的两条史料的补充说明

宋木文《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刊出后，吴江就其《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中的两条史料又作了补充说明。为便于读者了解相关背景，本报今日特同时刊发宋木文随《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一文提供给本报编辑部的两个复印件，其中胡乔木致胡耀邦的一封信已收入《胡乔木书信集》，《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已收入《陈翰伯文集》，两书均已公开出版。

我在今年5月7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一文，很简短，实际上只能算是史料线索。不久，在7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宋木文同志所写《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一文，并提供了一些资料，其中有一篇已故陈翰伯同志所写的《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十分重要，这是我所看到的正式提出我们应当制定一部新闻出版法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也从乔木给胡耀邦的信说起)。但我不来谈这篇文章，我只是想对我提供的两条史料做一点补充说明，以回应宋木文同志的厚意。

先说第一条史料，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宣部一次例会上的讲话。这次讲话缘起如下：1979年1月2日，正是筹办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时候，华国锋突然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话，谈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有一本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书(作者韩洪洪)记录了这件事，说：“胡乔木在1月3日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趋势都出来了。……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说这话的不是个别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见该书第172页)

请注意：胡乔木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上述的趋势。这是什么话！接着他接连说了全盘否定毛主席，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说现在的形势和1957年初相似，甚至还要复杂。

我现在想起了，胡乔木为什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少露面，由胡耀邦一人唱独角戏。这个重要的会议最后终于草草收场了，惜哉！

关于第二条史料，对波兰发生团结工会事件的态度。在国内，1980年是领导层大变动时期，华国锋下台，1980年2月，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夏天，波兰事件发生了，我国上下当然关注这件事，但看法不同。如上所说，陈翰伯同志是提出要以波兰事件为殷鉴，研究我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制订并实行正确的政策，以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之一是制订新闻出版法，正确解决出版自由问题，这是有勇气的。胡耀邦则提出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改革来化解各种矛盾，以改革来防止类似波兰事件的发生。胡乔木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为此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于就职总书记后不久来党校安排工作，谈起波兰事件和胡乔木给他的信，他对这封信说了他自己的看法，话并不多，是附带提及的。

现在宋木文同志将胡乔木致胡耀邦的信从已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摘出，向我们公布。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胡乔木的信是在胡耀邦的手里，胡耀邦即使有意见，也不会将原信退回。那么，收在《胡乔木书信集》里的那封信是复印件呢，还是另有修改？这点且放下。即使从宋木文同志提供的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致胡耀邦信，我们也可以看出胡乔木的态度，他一语不及改革，更不提“出版自由”，只是警告我们，“我们也有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我们应当对这些成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争取分化工作并辅以必要的打击措施应成为当务之急”。仅此两句，已令人刮目相看，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的上空，波兰团结工会的乌云，直到苏联垮台东欧变色以后，才最终散去。

这段历史总算跨过去了！

2010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