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回到胡耀邦（中）

——兼论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

第5点：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何方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开放”二字一次未提。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35]。

文革前和文革中，胡耀邦对国际形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就有很全面的了解[36]。1975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诞生几百年来，已经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看来这些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适应和自我调节中，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空间，还没到垂死阶段。”在主持中央工作后，胡耀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世界大战，80年代更加打不起来。[37]”因此，1982 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他对“一切从事对外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同志”提出希望：“一定要从战略上深刻地认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提到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输入和外汇的问题（见《红旗》1982 第８期）。

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初，胡耀邦来到深圳、珠海实地考察，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同年，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决定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随后，中国又建立了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同时，中央部署了各种层次、各种方式的对外开放步骤。在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1979年，就通过了《中外合资企业法》。

1983年，胡耀邦在视察海南岛时听取工作汇报中，把海南岛与台湾作了比较，然后说：“如何认识海南岛，优势在哪，不足在哪？对外基本封闭状态，闭岛锁区。要以开放促开发，以开放扶发展，开发与开放密不可分。[38]”

1984年10月，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这个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这是正式地把改革与开放结合起来谈。

当1985年我国外汇储备500亿时，胡耀邦说，钱要用起来，不要和地主一样把钱放地窖里。阿曼曾经有两个苏丹，老苏丹用石油盈余买黄金，另一个苏丹办工厂搞医院等事业，耀邦说，我们是学老苏丹还是新苏丹呢？当今我们两种市场有了，但两种资源还没处理好，管理方法也有缺陷。

在特区和对外开放成为党内某些思想保守的人攻击的众矢之的的的时候，“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援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援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胡启立语) 1983年，胡耀邦在在深圳考察中高度赞赏了深圳的建设成就，并为深圳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党史记载，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

第6点：胡耀邦深刻揭露四人帮的本质，倡导政治改革，提出民主建设蓝图。

1978年11月25日，在社会力量和党内有良知的领导人共同推动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此之前和之后，中国大地上涌起一波民主浪潮。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继承近百年来无数先烈之遗志，特别是总结新中国近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种思想觉悟的必然升华、理想火炬的再度点燃，也预示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上，这一浪潮的代表是西单民主墙，在党内，则是以叶剑英、胡耀邦、华国锋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家。

中共领导对于民主法制的倡导，是从对四人帮的本质认识及批判开始的。按照胡德平的说法，党内高层领袖中，第一个正确指出四人帮社会阶级本质的是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的讲话中，叶剑英就特别指出并批判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本质，同时专门讲了民主与法制问题。认为：

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给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叶剑英肯定“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并且要求把这种充分的民主“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一定要推广到全党、全国去。[39]”他还说了这样今天看来令人震动的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40]。

在紧接着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叶剑英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41]。

胡耀邦参与了叶剑英讲话的起草工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其中关于西单民主墙评价的这句话，在有很大争议的情况下，由于胡耀邦的建议得以保留[42]。

就“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和加强民主建设，在叶剑英正式提出之前和之后，胡耀邦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呼应。在1977年5月，胡耀邦在与中央党校的同志谈到如何认识“四人帮”这一历史现象时，说：

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四人帮)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分析“四人帮”的基础，要找一点马克思论封建主义、论流氓无产阶级的东西出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讲了这些[43]。

另据沈宝祥介绍：

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1978年6月10日，经胡耀邦审阅的一篇关于民主与法制的文章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风俗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从‘四人帮’的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的阴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8·18讲话”)早了一个多月。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又发表了《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所以说，耀邦同志对反封建提得很早，说得很到位[44]。

胡耀邦早有自由与权利思想。在“文革”中，胡耀邦曾引用过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意识到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英雄；意识不到奴隶地位而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赞美奴隶生活并对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在1978年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前后，他格外强调自由，“在中国这样一个不自由的国度，这么发展下去怎么能够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呢？”

1978年底，已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做了一件大事。与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形成的党内高层对民主的回归以及西单民主墙的社会民主浪潮呼应，由他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中央党校阮铭参与，1978年1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祝华新认为这篇文章是胡耀邦的一个民主改革蓝图。

这篇文章从总结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说起，以党和人民的关系为主线，落脚到民主建设。这样一篇荡气回肠的雄文，给当时年青的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这篇文章。下面是祝华新对这篇文章的概要介绍，虽然文字稍长，但我不忍删节：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强调广场运动的自发性质，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广场运动发生后，如此汹涌的民意为何不能赶走大家如此憎恶的领导人？文章认为，这是国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深刻地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约评论员文章”表现了1978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觉悟，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 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45]

胡绩伟认为，在当时民主墙日益引起党内高层疑虑的时候，胡耀邦策划《人民万岁》，表明他希望把体制内外两股民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46]。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中共建政后中国共产党高层关于民主建设的最系统、最完全和最到位的认识。直到今天，它的思想高度在某些方面来说，我们还没有超越。

可惜胡耀邦这次的努力没有成功。后来，西单民主墙和《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被在三中全会上成为党内实际领袖的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主流否定(其中对于西单民主墙邓小平先是肯定后又否定)，中国由此在政治上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分歧，从这篇文章开始。但是胡耀邦并不完全退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顽强坚持着、开拓着民主建设。

在1979年3月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理论战线工作评价不高。胡耀邦虽然对四项基本原则表态支持与拥护，也以新任中宣部长的身份对这一段工作承担了责任，但还是指出“这个会开得怎样让历史来检验”，再次提出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在会议结束前与吴江的谈话中，胡耀邦也指出：“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47]”

按照胡德平的说法，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对于社会上“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所表现出的“民主个人主义”不赞成，但也指出“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并指出：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自由，这就不对了。

胡德平说：“以后讲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他这次先讲了三项基本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却很少提，他讲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专政’。[48]”。

他在当时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在许多场合，仍然坚持《人民万岁》所表达的基本立场。1979年6月，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公开表示：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的看法。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49]。

1979年11月14日，在政治形势趋紧的情况下，胡耀邦仍然审阅并同意《人民日报》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当然，这篇文章又成为民主派的一个罪行。

李锐曾指出：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的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收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50]。

1980年6月，经过胡耀邦的审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大寨弄虚作假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一文中，从这个极其野蛮和劳民伤财的事件引申，特意指出：

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祝华新说：这个判断振聋发聩，力透纸背。一位署名“共产党员王定”的读者给《人民日报》来信，感奋不已：

写出了多少年来人民心坎中要说的话，是一篇向封建官僚主义者开火的檄文。这篇社论看来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过目的。一个有作为、能为人民做大好事的党中央，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多难兴邦的征兆[51]。

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胡耀邦仍然将自由、民主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奋斗目标，也因此形成了他对党内、社会上宪政改革诉求的理解、宽容、同情和支持。即使在复杂甚至不利的政治形势下，他仍然勇敢地坚持民主与法制，提出了“经济上坚持改革，政治上发扬民主”的工作方针，认为现实“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反左”。1983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蛇口的干部选举改革试验，并说：“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就曾写了个讽刺官僚主义者的诗，他骂县太爷堂上的鼓是‘一棵大树腹中空，上头全是皮儿糊，每天上堂敲三下，扑通扑通又扑通。’[52]”

到了1986年，胡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他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朱厚泽后来说：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53]。

胡耀邦也重视法制，上引1979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的讲话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了法治。胡耀邦主导全国人大创制我国完整的法律体系，首先落实法制的“有法可依”。他说，法律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护谁的。他说，私权在通常时期都是不能被侵犯的。胡耀邦对“严打，对从速从重处理，没有正面讲过，他常讲的是综合治理。综合治理这句话，内涵丰富，在打击之外还得教育，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要防范，要给出路，都包括在这里面了。[54]”

1983年1月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胡耀邦提到政法改革：

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

朱厚泽后来说，胡耀邦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55]。

1986年9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胡耀邦已经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决议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即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等等。

胡耀邦对于民主法制和政治改革，不但有理性思考和战略规划，而且身体力行，推动了许多重大的改革。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经过多次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他的意见被采纳。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耀邦，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

在他的推动和中央许多老领导的带头下，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胡多次表示他要在十三大上退下，“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鼓励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他十分重视人们的不同意见，喜欢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问题，愿意与人探讨问题、争论问题，认为这有利于丰富自己的见解，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他从不计较与他发生过争论的人，把他们当成知己的朋友。胡耀邦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胡启立语）。据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56]。

总之在这一时期，在全党全国追求民主的历史潮流中，特别是在叶剑英、胡耀邦、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多次提出反封建、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后，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讲话，采纳和概括大家的意见，明确地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

可惜的是，邓小平的反封建和政治改革的思想没有贯彻下来，甚至这一重要讲话当时没有大范围传达。同样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共高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但有的人言行并不一致，特别是对当时社会上的民主浪潮的看法不一。“那种刚刚出现的民主氛围和思想解放的浪潮受到严重影响，‘民主’、‘自由’一度成了讳莫如深的字眼。”(胡冀燕语)真诚主张民主、法制、宽容、稳妥的胡耀邦，与党内另一些领导人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并导致了一场场激烈的斗争。终于，因为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定”，以及要在十三大上终结老人政治，在1987年4月17日，被某些老一代领导人用很不正常的方式免去了总书记的职位。

“邓小平、胡耀邦这对延安年代的师生、战争中的上下级、文革时的难兄难弟、拨乱反正的并肩战友，最终在中共是否要落实民主政治的争议中分道扬镳。”(亚洲周刊语)胡耀邦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提出的民主政治改革的思想和蓝图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第7点：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这个决议，是胡耀邦时主持制定的最后一个重大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同样充满创新的思想亮点。决议一是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三大内容之一，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的基本指导方针。三是首次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牢记历史教训，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四是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就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五是首次提出了在道德建设上要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形成亿万人民的强大力量。

第8点：主持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开创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并不认为我国外交工作需要拨乱反正，相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中我国外交路线和政策完全肯定。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进行调整。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政策有两个转变：第一个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个转变是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

胡耀邦从1978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之后，就以无私无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着手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在邓小平所说的这两个重大转变中，胡耀邦都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1．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邓、陈等主要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1982年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断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57]。

1984年5月，胡耀邦在欢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讲话中指出：“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中央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关于发展问题，胡耀邦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学习会上有更多的说明，“亚非拉一百多个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四十年以来，它们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斗争了几十年的时间，但一般说来情况都不妙。民族独立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经济发展都不好，绝大多数国家情况不妙。”因此，不是抱怨西方的发展，而是如何从全球化的观点出发，促进南方发展得更快一些。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2．胡耀邦也是第一位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改变一条线战略的领导人。

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一些驻外大使对“联美反苏”的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谈了几点体会。他说：我们过去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苏联要打我们，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占领中国，至少得1000万军队，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泯，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友好的，对他们必须放开手做工作；边界上我们不能挑衅，那个地方是不能挑衅的；对东欧国家也要做工作。

胡耀邦上述“个人体会”，由于邓小平的反对[58]，被会议的总结报告否定了。

198l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外交工作。耀邦对外交工作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这次讲话的主题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棒转；我们不要提“联美反苏”，美国的霸权主义本性没有变化等等。胡耀邦的看法得到时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李先念的支持。

l982年 9月 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第五节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总标题，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后来他又公开说：“独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

胡耀邦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须做到的三条”，这就是“一，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二，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国际上往往出现一些临时事件，好像很严重。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临时事件对我国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但不受临时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被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要考虑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来他的这次讲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都对他说，“你太大胆了，敢（把这次讲话）印出来。[59]”

3．胡耀邦终结了中国输出革命的外交

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还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从新中国以来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否定了“革命外交路线”。胡耀邦亲自对一些长住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做工作，给这些党充分的时间转变政策，逐步减少对其援助直至完全停止；对这些领导人愿意留在中国的，其生活也做了妥善安置，并要求不得再参加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可以说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是做到仁至义尽的。[60]”

胡耀邦也提出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为恢复和发展我们党同外国一些正常的关系，为推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彼此了解和友谊，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4．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也涉及到外交工作特点和人员素质要求。

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 他大声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1989年4月5日，胡耀邦在与李锐谈话中，对于自己在改革开放后外交工作上的作为有一段话：“1982年前，讲联美反苏，徐（帅）不赞成。我做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紫阳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共产党）的提法，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钩，自己秤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61]”

第9点：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改革创新，创造了多党合作、民族关系的新局面。

早在主持川北工作时期，胡耀邦就高度重视统战工作，纠正“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大胆起用民主人士，顺利完成土改工作，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拨乱反正时期，主持完成了牵涉到大量党外人士的全部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使得蒙冤多年的党外人士发自内心地高呼“共产党万岁！”他重新审视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坚决主张废除“思想改造”这个在实践中导致弊端甚多的口号。他真诚地与党外民主人士交朋友，要求中共干部为党外干部解决“一能知情，二能出力”的问题，这至今仍然是进行合作共事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1981年底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第一次提出“今后，我们党一定要同一切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在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的报告中，胡耀邦正式提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至此，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

正是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尊重厚爱，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刻洞见，使得胡耀邦同志能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基本方针的完善添上圆满的一笔，从而也赢得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的真情爱戴。

胡耀邦在民族工作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有许多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何方认为：胡耀邦“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的建树包罗万象，极为深广。”“单是这方面，他的水平就在党的历代领导人之上，至今尚无出其右者。[62]”胡耀邦对民族工作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 他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区域自治的实质有超过以往的理解和概括。在向党的十二大作报告时，就提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以前的1981年2月书记处讨论新疆问题时，他也曾提到“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那次会上他概括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曾受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并且成为一句历史名言。他不只一般地高呼民族团结，而且还极有针对性地强调两点：一是，说团结主要指“汉族干部和当地人民的团结”；二是，重视团结上层和宗教界人士工作。

对于民族自治，1980年5月，他在视察西藏工作时明确指出，“自治就是自主权。”“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面，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关键的所在。”在西藏干部会上他又说，“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其次，胡耀邦提出对少数民族的情况要“再认识”。这是指对他们的特点要有客观、深入、真实的了解，承认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他无论是在视察时还是在中央讨论民族问题的会议上都曾一再强调这点。例如关于西藏的特点，他在1984年书记处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就有精辟的概括：“对西藏比校隔绝的地理环境，长时期的封建农奴制，单一藏族的自我团聚力，政教合一的喇嘛教，以及世界舆论的关注，这些特点使西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将长期存在。我们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第三，胡耀邦指出，民族工作过去的错误，“根本问题是极左路线的破坏，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左”的错误推到极致，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就是“文革”以前的政策也有很多是左的。1980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在3月14日和15日召开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的就是西藏工作问题，并于会后发出座谈会纪要，明确推翻了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论断，提出了一整套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消除左的影响，胡耀邦在在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特别讲了要去掉干部中的“四个担心”(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和“三个兴趣不浓”(对如何因地制宜看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经济搞上去与兴趣不浓，对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与兴趣不浓，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不浓)，提出“六件大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坚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所有经济问题上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国家对西藏的支持，发展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地加强汉藏干部团结)。

胡耀邦所提出的民族工作政策方针，得到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国际上也给予很大注意。连逃居国外的达赖喇嘛在中共十二大时也致电中央说，“当胡耀邦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直到2005年11月17日，在接受美国《世界日报》采访时，达赖还说，“如果胡耀邦当时继续掌权，西藏问题早就解决了。”

第四，胡耀邦也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发展的总体战略中。一个是开发大西北的战略，一个是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这些战略虽然当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但是后来陆续成为国家的正式发展战略[63]。

第10点：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对腐败、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做了开拓性工作。

在思想领导方面。在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后，在意识形态主管领导和一些老人主导下，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的反复，总的趋势是从紧和左转，党的思想领导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但是民间的思想还很活跃，除了追求自由民主外，各种思潮都出现了。特别是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间和其后，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在“左右夹攻”下，胡耀邦十分艰难。但他仍然努力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他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并保护知识分子。

胡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在政治领导方面。胡耀邦主张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要结合起来。而改善党的领导，除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民主外，也要注重改善对业务工作的领导。在1984～1985年开展的整党工作中，胡耀邦强调指出，在完成整党任务特别是第一期整党任务中要注意突出重点，解决好端正业务工作指导思想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正在展开的重大转折关头，整党工作必须同这个大转折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事实证明，突出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各地区各部门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党内生活方面。胡耀邦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特别强调它的正常化和规范化。1980年由他主持制定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他特别注意党内民主建设，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1986年4月9日，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文中指出：（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在干部工作上。胡耀邦主持制定了干部“四化”方针，注重提拔任用年轻干部，这成为当时党的干部最突出的特点。今天党和国家最高层的领导，大多数都是胡耀邦时代提拔的，其中不乏出身草根的人。在1982年胡耀邦领导实施了结束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后，省及省以下各级，基本实现了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

胡耀邦特别重视党的反腐败斗争，虽然还没有出现党内腐败这个词，一般用不正之风来指代。胡启立回忆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党内一些领域开始出现腐败之风，引起了人民群众的议论，也引起了耀邦的高度重视。耀邦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党风，要从自己身边抓起、从中央抓起，在首都八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件事震动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实说，我当时是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义无反顾。我至今记得，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对我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三个“最”，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他说，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他还用一种凝重的语气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今天，重温这番话，真让人感慨万千啊[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