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耀邦同志和特区货币之五:特区货币缘何不了了之
◤我们的汇率政策千万不能跟着一个国家的硬通货走,而丧失独立货币的地位,人家升,我也升,人家贬,我也贬。
从1979年11月开始酝酿,直到1985年8月之前,发行特区货币在党和政府内都是主流意见。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深圳视察特区工作,自然也接触到深圳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梁湘同志向他汇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小平同志当时的意见是:要发一种新货币,关键问题是要考虑对人民币打击怎么样。(《百年潮》2008年第1期第49页)回到北京后,小平同志2月24日同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姚依林等同志谈话,部分谈话内容在《邓小平年谱》中已有反映,关于特区货币问题的讲话,《年谱》没有收集,非常遗憾。幸好原深圳副市长周溪舞有文章介绍,可以弥补史料之缺。周文讲,小平同志认为:“特区要搞特区货币,因为人民币不能浮动。搞特区货币,外币就可以自由兑换。这样才能调动华商、华侨来投资的积极性”。(《百年潮》2006年第12期第21页)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交换意见后,又说:“我担心的是对人民币冲击究竟有多大,是深圳、珠海搞一种货币,厦门、汕头搞一种货币,还是几个特区发行一种货币,可以研究,失败了也不要紧”。(《百年潮》2006年第12期第21页)可以说,小平同志对深圳发行特区货币,态度非常明确,而且还有设想其他三个特区也可同深圳一样,只发行一种货币的意见。
1984年10月27日,陈云同志听取了谷牧同志的汇报,并看了特区货币的票样以后,除提了两点意见外,同样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当时,分管特区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和副总理田纪云,都是负责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对发行特区货币有清醒、长远的考虑,对这一工作抓得也很紧,甚至对某些现象批评得也很严肃。如田纪云同志1983年11月底就说过这样的话:“有些权威根本就没有来过特区,也没有深入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看过一个反对发行货币的材料,完全是关在家里想出来的,都是吓唬人的,而有些同志看后又不加分析,就信以为真”。(《百年潮》2008年第1期第49页)
为何从深圳、广东以至国务院和党中央都如此关心深圳特区货币的发行呢?因为人民币被高估,不能自由兑换而影响外资、国外专业人才的引进,而进驻深圳的国家大企业又都是看中了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他们带来的资金或者是银行贷款,或者是内联企业的融资。据有关统计表明:“1979年到1983年间,深圳与外商签订的协议投资15亿美元,但实际投入使用的只有4亿美元,而且这4亿美元的80%以上是各种设备和材料”。(《百年潮》2008年第1期第49页)据李岚清同志回忆,只有深圳同志查到了恩格斯的一句原话:“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突围》李岚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12页)深圳同志才敢把土地租给外商,但也不敢用“租金”一词,而改称土地使用费,试想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喊出“时间就是金钱”响亮的口号呢?
外资引进不理想,土地出租又如此之难,特区解放思想的工作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特区建设中,需要很多制度、政策、措施的创新,而一种符合特区特点的货币制度就是一件上自中央、下至深圳群众都普遍关心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1984年11月12日,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166次会议讨论特区货币问题,国务院总理出席会议,由国务院特区货币研究小组刘鸿儒同志向书记处汇报《国务院关于发行特区货币的报告》。经讨论,书记处会议原则同意深圳发行特区货币,认为此事讨论几年,因为是在有限范围试验,不会出那么大问题。这个试验很重要,国内经济、金融改革,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可以通过深圳观察世界金融变化。会议决定将有关文件送人大讨论,送国务院具体落实。(《深圳银行志》第17页)既然发行特区货币的意见党中央已经同意,那么特区货币怎么没有发行呢?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85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从68亿美元陡减了14亿美元,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收紧银根。深圳特区的银根也要收紧,政府对动用外汇储备发行特区货币的方案也变得十分谨慎了。李灏同志于当年8月接任深圳领导职务时,国务院领导对他明确指示:“特区货币要看三年再说,对此要做调查研究”。当谷牧同志于该月15日接到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的特区货币样板时,批示道:“同意,但暂缓印刷。” 谷牧同志是发行特区货币的积极分子,但当时也只能这么批示。1989年2月,中央领导同志来深圳视察,他期望深圳还要再“特起来”,但深圳终没有在最重要的货币问题上真正特起来。
1986年初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一句新的口号,那就是“特区是全国的特区,全国支持特区,特区服务全国”。特区外向型的特点和模式又不那么鲜明了,这是全国收缩银行业务的形势使然,但深圳并未坐待机会的到来,为了解决外资的引进任务,1985年11月,自办了“外汇调剂中心”,以解决产生的汇率矛盾。经过三年的努力,外汇调剂成交额超过22亿美金,国家体改委认为“外汇调剂中心”的汇率接近国际市场的真实汇率。这一举措,还真有一点为改革事业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概,并为1993年朱镕基同志对人民币汇率大胆的调整改革做出了前期试点。
从1985年年初开始,中央政府就开始调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工作,中经1986年、1989年、1990年直至1993年、1994年,都有大的调整。1993年人民币的汇价基本在8.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左右的水平上。国务院采取的这一灵活调节汇率的方式,与特区货币调整汇率的方式大有区别。
应该说这种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以市场为依据,并辅之以人民银行适当干预而做的调整,调整引起了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从1.8:1左右,降为8.7:1左右,并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人民币在短短八年时间内贬值4倍。这一举措势在必行,而且行动果断,首先应该肯定;同时既带来预想不到的成绩,也带来预想不到的问题和人们的诟病。
成绩反映在我国的外贸从长时间的逆差变为顺差,外汇余存有了惊人的增长,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繁荣起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增长幅度相当之大;我国从而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问题表现在,这种汇率的调整,更符合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赚取的外汇,如果在保障我国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平衡,出口产品不断升级的前提下,我们大胆使用外汇,那么我国经济也不能算成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非常遗憾我们没有这么做。我国自2003年的外贸依存度即超过50%,而国内消费率降到35%—39%左右。这种例子在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均无先例可援。我认为,我国在此问题上的教训是,我们的汇率政策千万不能跟着一个国家的硬通货走,而丧失独立货币的地位,人家升,我也升,人家贬,我也贬。
我国经济的发展再三证明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把国内需求放在第一位,尽管经济也会出问题,但不至于动摇经济基础,动摇国本;什么时候忽视了这点,就会出现严重的国内问题。
深圳准备发行的特区货币,其经济模式与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应有根本的区别。在我国保证内需的前提下,特区经济应大胆进行出口导向的试点,进行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的试点,进行和国际货币接轨的试点,这对人民币国内外战略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各种原因,深圳特区货币未能发行,所以特区也未能在最大限度上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