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枫林：胡耀邦与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1977年12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组织部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许多没有座位的人干脆站在走廊里等待。原来，胡耀邦即将到这里出席新部长见面会。这的确是一个十分令人瞩目的事件，因为它不仅仅与机关所有工作人员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更与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

后的组织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里，胡耀邦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开启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创办《组工通讯》

    构建和推行一条适应新情况、新时代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需要打牢理论基石，需要强劲的舆论导向。所以，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被提上了议程。

    1977年12月26日下午，新部长见面会后的第11天，胡耀邦就召集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的同志谈话。谈话是座谈式的，他谈，大家也谈，很快消除了拘谨。

    胡耀邦说：

    研究室的任务，是代表中央组织部把涉及组织工作方面带有全局性的事件、经验、政策，向中央写出有分量的报告。

    中央认为，当前关键是充实、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问题。要使中央知道省市的调整领导班子哪个搞得最好，哪个搞得不好。及早弄清楚

哪些组织、干部部门是多年来顶着林彪、“四人帮”干的，为人民做了好事，哪些是烂掉了的，如何及早调整过来。

    关于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要先掌握情况，再研究政策，这样才能少犯错误。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的许多政策界限，现在我们就要

着手研究。

    关于你们刚才讲到研究室办一个定期刊物的问题，我非常赞成。名字叫《组织情况反映》可以，换个新名字也可以，叫《组工通讯》。办就一定要办好，要办成党中央关于组织、干部工作的重要耳目。意思是说，帮助党中央既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嘛！这个刊物，可以上送，也可以下发。遇有中央需要掌握的重大问题可以出“增刊”，包括各类干部统计，红军时期的干部名单、历次运动对干部的处分情况，等等。我们办这个刊物，既要有典型情况，又要有全面情况。这个刊物，由我审稿。争取1978年1月份出刊，可以先不定期，然后逐步定期出，一周一期。一期四页、六页，或者八页。

    办刊物，就要写重大问题。现在的问题那么严重，不要抓着一些小是小非不放。

    1978年1月17日，胡耀邦又召集研究室同志的几个人谈话，仍旧是座谈式。他主要谈了以下意见：

    研究室的刊物不办则已，一办就要办好。内部刊物办好了，对一个部门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组工通讯》篇幅不要多，一期只发一篇东西，搞多了没人看。每篇4000字以内。重要的下面可以翻印。

    要精心准备。把人选好，独立起来，直接归部长或一位副部长领导。今年3月出第一期。

    关于刊物究竟是什么样子？我现在还说不清楚。我们以创造性的工作去办这个刊物吧！我们的文章，像论文，又不像论文，反映情况，

又不像一般的情况反映，因为我们是概括起来的东西。

    先打出四五十个题目来。办得好，人家会催着你办。办得可有可无，不如睡觉。但你们也不要着急，我们再谈一次。

    《组工通讯》的出刊时间，从1月推到3月，再推到6月，说明胡耀邦对创办组织工作理论刊物特别慎重的态度，也能从中看出他在做着深入思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撰稿人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他的预期要求。他要求储备几十个题目、十几篇文章才可“开张营业”。

    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组工通讯》第一期终于在1978年6月1日出版了。一段时间过去后果然反响很好，大家感到组织、干部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中传来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声音。各省市的电话不断，中央新闻单位要求转载的电话不断。

    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大家关注的，对问题的回答是全新的观念和务实的态度，而使用的语言一扫十年之“帮气”。《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相继加入转载《组工通讯》文章的行列。

    1978年5月29日，胡耀邦还召集中央党校有关领导与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一起，商谈《理论动态》《组工通讯》如何进一步办好。大家先说了一番想法后，胡耀邦说：

    《组工通讯》不要办成《理论动态》的样子，题目小一点，两三年搞出一套组织工作经验来。

    （要写一篇）《革命者要经常解剖自己而不要标榜自己》。有些人借揭批“四人帮”标榜自己，这不好。

    还有几个题目请你们做：

    《必须做事，不要做官》。批评当官做老爷的作风，要鼓起干劲地批。你们把那些当官做老爷的种种表现收集起来，抓住带倾向性的东西做文章。

    《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任何照搬都是错误的，必须通过自己的消化。

    此后到胡耀邦卸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又多次找《组工通讯》和《理论动态》的同志谈话，内容涉及政策界限问题、

内容质量问题等等，但更多的是具体题目问题。可以说，《组工通讯》创办后发表的前60篇文章，绝大部分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绝大部分稿子是胡耀邦审定的，其中一部分文章的原始材料也是他批来的。

    从经胡耀邦精心设计、大家反复推敲写出的—篇篇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在以极大的努力清算“四人帮”对组织工作破坏的基础上，胡耀邦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组织工作“积弊”的反思和清理，以便尽快形成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形势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二、他把民主思想，尊重人、相信人的思想，向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进行着透析，并把这些观念上升为新时期组织路线、干部路线的核心部分。三、他用犀利的语言和动情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是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他把组织制度、用人制度的改革，寄希望于法制化的保证。否则，任何好的制度也会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

    这是胡耀邦为组织路线、干部路线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之一。其实，这在他的部长见面会上简短的讲话中就已经透露出来。不过，后

来做到的这些，不是他一个人在—个早晨想出来的完整方案，而是他凭着执着的精神，几十年对组织、干部工作的领悟，与老一辈革命家

一起，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与治党治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组工通讯》就是他提出、完善和推行这条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理论阵

地、舆论先锋。人们可以从他创办《组工通讯》，出题目、定思路、审稿件，看到这条组织路线、干部路线的形成脉络和完善过程。

    1977年12月26日，胡耀邦第一次同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同志谈话，就交办了撰写《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任务。

    老干部问题的解决，确实到了不能再拖下去的时候了。“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受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平反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分配老干部的工作，使他们思想到位、工作到位，成为拨乱反正的当务之急；“文化大革命”十年，粉碎“四人帮”一年多，长时间打乱干部管理秩序，各级领导班子严重老化；有的老干部失去工作多年，现在年事已高，却要“让贤”“当副手”，思想关很难过；有的老干部对青年干部不信任，认为打倒“四人帮”，一切都要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还有的老干部利用组织分配的岗位，一保之恩、一斗之仇必报，重新陷入派性泥淖。

    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背景，应该说是由王洪文的一句话引出来的。“四人帮”被收审后，王洪文颇不服气地说：“十年后再看。”十年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世界瞩目的问题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决定干一大批老干部以什么样的境界、心态去工作。

    胡耀邦一下子抓住了组织工作的要害。他说：“要意气风发地讲，要讲道理，不要骂人就是了。现在，老干部最香。不过，要告诉老干

部，现在轮到我们犯错误了。因为我们在台上嘛！你们先把提纲拟出来，同我商量一下子。”

    我被指定为文章执笔人。拟定的提纲，在1977年最后一天通过研究室领导同志审查，上报待命。我不敢怠慢，仍一面看材料，一面等消息。

    刚过一周，胡耀邦那里传来意见：“提纲还好，可以动笔，写出来再看。”

    于是，撰稿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一稿、二稿、三稿，都是在研究室内部讨论，有时举室参与，热闹非凡。越讨论修改，大家信心越足，越认识到我们在做的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

1978年1月19日稿，算是研究室通过稿，20日送胡耀邦处，静候评判。谁也没想到，次日一早，耀邦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胡耀邦邀我们去谈稿子。赶到那里，见他很高兴，我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见我们坐定，胡耀邦开门见山地说：

    这篇文章，还要补充一些东西：

    我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到的那段话：请老干部想一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多少？我们对党的原则、党的政策懂多少？我们解决

新问题、解决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有多少？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之后怎么办？靠学习。因此，老干部要坚持不断学习，这一段话要讲得实

一些。

    要提出老干部应严格要求自己，讲党性，遵守纪律，不搞特殊化。老干部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要谦虚，不要老是喜欢讲自己“过五关，

斩六将”那点事。老干部不能靠老资格吃饭。这在第二部分要讲透。

    第三部分要写自然规律，老干部要甘心当“二排议员”，当顾问，当副手，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努力用自己的榜样作用去影响青年干部。……

    权力在谁手上，是个表面现象，暂时现象，只能说是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东西。真理、人心向背、路线正确，才是不可战胜而长远起作用的东西。……那些不贪权的人，不伸手要权的人，诚诚恳恳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终久是倒不了的，即位倒？，人民会怀念他。陈老总谢世了，人民怀念他。人们为什么那样怀念周总理？因为他处处为人榜样、而且每日每时那样，一生都是那样。还有，刘胡兰、黄继光有多大权？而他们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要正面讲道理，又要批评一些东西。

    阐述完自己的意见，胡耀邦说：“你们突击两三天，修改后送人民日报社，争取春节前后发出去。”

    同一天，胡耀邦要秘书把稿件转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几位同志提意见。然后，我们又听了几位老同志的意见。

  《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做了修改后，于1978年2月6日送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周后，我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见面后编辑部同志告诉我，文章已经定稿，要我来商量的是署名问题。我知道，胡耀邦对“文

化大革命”时期的谐音笔名，那种既不让人知道又想叫人知道的拙劣做法一向很反感，所以文章采用笔名发表的办法行不通。而使用领导

机关或领导个人署名发表这篇文章，估计也通不过。我把上述两点向在场的同志做了说明。谈了个把小时，硬是拿不出大家认同的办法。

后来，参与研究的一位同志，突然从记者署名可以由“本报记者”衍生出“特约记者”提出，何不从“本报评论员”衍生出一个“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呢？大家齐声叫绝，说“这是一大发明”。

    这种署名，对这篇有重大背景的重头文章显得十分得体，这是其一。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这种署名可以避开“两个凡是”的锋芒。因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作为一个新文种，人们还来不及把它列入送审范围，而它在以重大背景引起人们特别关注方面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本报特约评论员”“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章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以这一署名刊出的。

    这个署名方案很快得到中央组织部其他领导和胡耀邦的同意。随后，这篇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平反冤假错案的一次宣讲

    很多出版物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做了记载和评说，有的说，这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也有的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对胡耀邦的历史评价，可以留待后人去做。而我作为一位目睹者可以说的是：胡耀邦在为期一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内，投入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量之大，付出的心血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被严重破坏的干部路线、党内生活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推进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又是困难重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在组织上“全党办案”；二是“两个不管”，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导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这两大策略，也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支持下逐渐明确起来的。

    经胡耀邦提议。中央组织部从1978年2月22日至4月13日，分三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全国各省市区组织部负责人和干审人员出席会议。请他们把疑难案例带来共同商量。这可以说是胡耀邦推动“全党办案”的第一把钥匙。

    三次疑难案例座谈会下来，全国性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准备、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问题提上议程，胡耀邦下达了写一个文件的任务。但是，这样大的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发文，就可能引来责难。恰好，定于6月1日出刊的《组工通讯》缺一篇开台锣鼓的文字，我们撰稿的《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文就作为《组工通讯》第一期发出了。随后，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红旗》第六期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可以说，这是一篇发向全国的“平反告示”。

    《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文发表后的两周，1978年6月15日，有中央领导同志对几篇文章进行指责，点名批评胡耀邦，并说：对“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而此时，被唤醒了的全国冤假错案受害者抱着对党的信任走进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涌向各级信访室，于是就有了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的召开，就有了中央领导同志“邀请”胡耀邦去会上讲平反冤假错案的事。这是既知双方认识距离很大，而又无法推脱的。

    1978年9月18日和20日，胡耀邦两次把我叫去口授他构思的信访会议讲话提纲。他说：

    要我到信访会议发个言，我对信访工作不了解，但只好讲。讲四个问题：

    第一，这次信访工作会议很重要。这些年来，干部、群众到我们领导机关上访的很多，粉碎“四人帮”后就更多，现在越来越多……

说明了干部、群众对党中央是很信赖的。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了，对发展大好形势很有好处。

    第二，落实干部政策，纠正冤假错案。一、任务很重。应当说，在平反冤假错案上全党已做了许多工作，但不能估计过高。二、落实政策原则是实事求是。不管什么重要领导定的，哪一级批准的，现在都统统让事实说话。全错了的全部纠正，部分错了的部分纠正，不错的不纠正。三、有阻力。什么“落实干部政策是否定无产阶级大革命”呀，说这类话的还大有人在。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糊涂思想。

    第三，对信访工作同志提点希望。要非常细心负责，一不小心就会搞错了人。要力求把自己经办的每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负责到底。要有本事。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第四，典型示范。全国县以上有两万个单位，这么大的工作面，就要推动全党搞信访，推动全党办案。

这篇讲话把握了这样几条：一是坚守“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线，而不能因为有人查问就倒回去；二是尽量少谈信访工作具体事宜，以免涉足之嫌；三是以充分说理把“全党办案”和“两个不管”的舆论造出去。稿子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加加减减，改来改去，形成一个万字长篇，打出清样后胡耀邦还算满意。

    在胡耀邦赴会前一个小时，我跑到他办公室，说：“胡耀邦同志，有一个建议请你考虑一下。”

    他“哦”了一声，说：“你讲。”但眼睛仍旧盯在稿子上。

    我平静地说：“可不可以考虑找个理由谢绝这次讲话，现在还来得及。”

    他放下手中的笔，吃惊地问：“为什么？”

    我说：“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回旋余地大些，现在却是你自己冲到第一线了！”

    胡耀邦有些生气，声音也大起来，说：“你们就是胆小，谨慎过了嘛！”

    我说：“我的意见是你这番话不是不讲，而是等到机会成熟再讲，你不是说做事要讲究效果吗？”

    胡耀邦开始在屋里踱步，然后突然停下来：“下！下油锅，我先下！总得有人先下嘛！”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我的心仍旧悬在那里。这时，我倒希望胡耀邦批评我的话是对的，确实是我过于谨慎，而事情本身并非我想象得那样。

    我根据讲稿长度计算着讲完的时间，不时地看着窗外。果然，在我估计的时间内胡耀邦的车开进中央组织部大门，我不由自主地向仅有一层之隔的胡耀邦办公室走去。我们恰好在楼梯上相遇。

    我问：“怎么样？”

    胡耀邦进屋坐下来，好像还在兴奋中，说：“今天是我一生第一次一字不差地念稿子！”

    这件事总算过去了。我对证明了我做出的是“过虑”的判断而感到高兴，立时轻松了许多。的确，许多年后回头看，全国信访工作会议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传播渠道之一，为宣传和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难得的讲台。

又一次千万人大解救

    胡耀邦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为上千万人平反冤假错案的事，为人们所崇敬，但是，同是在1978年，他还有另一个对上千万人的大解救行动，却不为人所熟知。前一个千万人大解救，是把已判定的冤案昭雪，为已形成的假案平反，已铸就的错案纠正，把已戴上的帽子摘去，人们前有切肤之痛，后有切身感受。而后一个千万人大解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正确处理那些手持《毛主席语录》去“破除四旧”、冲击机关、批斗干部的犯错误的青年人的问题。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发出了对“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进行清理的指示，这是结束十年内乱的需要，是清除“四人帮”遍布在各地的爪牙的需要，是强化国家法制、保证国家稳定，从而进行四化建设的需要。但是，极少数人的犯罪行为必须同一些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行为区分清楚。

    不过，有时候越想区分清楚，就越容易混同。当然，其中不少是一些受害人感情上“过不去”。于是，有的地方提出“要像搞‘三反’‘五反’运动那样清查打砸抢问题”；有的地方提出“全面清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打砸抢事件”，哪怕是动了一下手指头也要查清；育的地方还专门成立“清查打砸抢办公室”，对参加过打砸抢的人搞游街示众等等。事态很有蔓延的趋势。

    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多次提到对青年人犯错误要允许改正，青年人犯错误之后，认识改正了才会走向成熟，对青年人要宽容、公道。

    1978年8月上旬的一天，一上班，胡耀邦的秘书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一趟。我赶到胡耀邦的办公室，他递过当日的新华社《内参清样》说：

一些地方清理“三种人”，抓“打砸抢分子”搞得过了头，这样下去要乱的。一些人自己犯了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但是对青年人的错误抓住不放，毛主席讲的“三个正确对待”他们早就忘到脑后去了。你找组织局几位熟悉这方面政策的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指示性文件，  简明扼要，要求各地令行禁止。

  然后他看了—下表说：“下班前送给我。”

  这时已近9点，离下班还有三个小时。要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起草一个指示性文件，无疑是战争年代草拟电文的速度。

    我快步赶到组织局。分管局长放下手头工作，紧急招来平日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们，简单议了一下文件框架和大致段落，并约定拟文规则：长话短说，不准打岔，不许走题。

    局长主持，由我执笔先做主述，大家提词，意见一致就落笔。这样一段一段向下推，紧张得几个小时没有人去端一端水杯，当结尾一段话达成一致时大家才算松了口气。

    我看看表，两千字的稿子还来得及誊清一遍。这时，胡耀邦的秘书开门进来，局长招呼他坐下稍等。秘书却说：“耀邦已经在屋里踱步了，只要能看得清楚就不要誊清了。”然后他看了看稿子，一边说“清楚，清楚”，一边把稿子硬是从我手中抽走。

    几天后，即8月13日，文件以中共中央[1978] 48号文紧急发出。

    文件发出，立即引起各地重视，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党避免了一场打击面过宽的错误，对稳定粉碎“四人帮”后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三谈党的政治生活准则

1978年8月13日，胡耀邦召集中组部研究室八位同志，交代写一篇关于党内要有正常政治生活的文字。他说：

    党内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敢于讲真话。讲道理、实事求是、讲民主集中制，要有民主讨论的空气。我们的这些好的传统都被“四人帮”破坏了。

    这篇文字要从历史上讲起，要有论证，说明凡是没有正常政治生活的党就要犯错误。要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是怎样破坏党的正常

生活的，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新同志不熟悉党内生活，所以要把这个问题讲透。要讲清楚，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是什么？有了不同意见怎么办，人犯了错误怎么

办？不能抽象讲团结，要从实际出发讲民主集中制。

    这个题目，我是想好了、想准了的。你们用40天到50天时间拿出稿子，争取国庆节前后发。一定要写得切中时弊。

    胡耀邦一次只交一个题目的情况是很少的，说明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确实占有很重的分量。

    8月23日上午，胡耀邦召集会议，部署召开工会、共青团、妇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谈完准备事宜后，他见我在场，遂把话题转到党内政治生活这个题目上来。他说：

    《党内必须有正常的政治生活》，这篇东西很重要。要使国家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要求我们党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是党内重大事情要经过集体讨论，依靠集体智慧，不能搞“一言堂”。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要有几条基本准则，要讲清楚，要按《党章》和《宪法》办事。

    这篇东西，要精雕细刻地去写好。我们现在习以为常，把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这其中有其不可避免的方面。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看起来合法的东西向人们说明其不合法性……要把什么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准则写出来。

    你们说先写文件，再来写文章，这样可以。文件要发到全国讨论，有3000-4000字就够了。要讲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然后重申党的基本准则。记住，是“基本准则”。

    我们的意见被耀邦采纳，放弃了原拟文章提纲，改按文件形式写，就得重拟提纲。党的政治生活准则所涉内容很多，在文件形式中属

条例性文字。我和合作者商定，采取议清楚一条写一条的办法，写完了再按逻辑关系排列。凡是在党内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弊端，指出其危害性，陈述其违反党内正常生活的根据，然后提出纠正的可行性要求，就可以独立成条。有时几天也议不清楚一条，有时一天可赶出一条。除了边议边写外，我们还抽时间看材料，与党内生活经验丰富的同志交谈。总之，我们以十分认真的态度有板有眼地把这件工作做下去。

    到10月24日，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最早草稿，其中列出纲目17条。这篇东西，只能说想到的都写上去了。垒起来一看，明显感到体例不严整，有些属于子项目或从属性的东西被并列了。毕竟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先例的文稿，它的草拟难度在我们预料之中，70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足够的勇气出手，因为大家知道胡耀邦对这篇东西的要求很高。经过研究室领导同志审稿和论证后，我们就在这个17条草稿的基础上做梳理、归并和提炼工作，以便早日同胡耀邦见面。

    10日后，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向胡耀邦送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11条)。我们的任务，是等待“发落”。

    12月11日，胡耀邦在他的家里紧急召见。一进门，见他手中拿着前些日子送达的《准则（草稿）》清样，已知意图。

    他开宗明义地说：

    “好事不成双”？要成双嘛！我建议把你们的11条改写为12条，  因为这个稿子中的第1 1条，明显是把两条并写在一起的。

    你们再赶写一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工作方法》的文件，加上《准则》12条征求意见稿，再加中共中央关于设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三个文件一起发出去。力争搞得气势大一点。

    胡耀邦的谈话，第三次改变了这篇文稿的命运，从开始时的一篇政论文章，到为中央组织部草拟的一个文件，现在成为发动全党讨论并以中央全会决议通过的党规党法。

    说起这个文件的条目，我们当初确实遵从的是简明原则，希望把条目数压到最小值，于是就出现了12条的布陈。后来考虑到条例性文字12条过去使用得太多，就压缩合并为11条，目的是使文件名称占据一个新的词汇空间，以增强人们的分辨率。谁知，被耀邦一眼看破。

    胡耀邦把条例定为12条，当然是条数服从内容。不过，20天后的一次谈话中，我发现他对12条有着特别的兴奋。他说：“我们党内的几条‘棍子’，他们抓住别人几句话，就说这叫‘黑话’。谢富治就亲口对我说：‘有人搞出的12点、12条，就是国民党旗呀！’我说：‘我不赞成’。这种人当公安部长能不搞冤假错案？”胡耀邦在做出12条定名时，也许与这种特别的兴奋不无关系。因为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江青、康生一批“棍子”整人的恶行不断暴露，胡耀邦的感情常常难以遏止。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我们很快完成了修改工作，经他审定后，将它作为草案提交197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3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此后齣工作，都是在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

    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的胡耀邦，仍然十分关注《准则（草案）》的修改和舆论工作。他在1978年最后一天中央宣传部新部长见面会上，为当时宣传工作开出的14个题目“清单”中，第11个题目就是加强民主法制及党的三大作风的宣传，通报了中央正在制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12条基本准则的意向。

    1979年6月27日的宣传例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公布以后，就要搞严点啦，再不严点我们就严重脱离群众啦！”

    1979年7月8日上午，他在富强胡同家中与我们谈道：

    《准则》12条，还是有影响的。中央立了法，就便于执行检查了。……一个是抓立法，一个是抓同倾向性的问题做斗争。党内没有立法，你惩办人家，人家不服。千万不要用惩办主义来维护党的纪律。至少可以说，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我们的传统是以教育为主、教育同惩办相结合来维护党的纪律。如果平时教育很差，放任自流，党纪靠什么来维护？当然，“教育万能”是错误的，但是不立法就执法，叫作“不教而诛”，本身就不合于党法。

    1980年2月23日至1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干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会《公报》认为：《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凡是违背准则规定的，必须及时地、切实地纠正过来，个别党组织和某些党员的无组织无纪律、继续闹派性和各行其是的现象，必须彻底改变。”

    胡耀邦用跨三个年度的时间，领导和推动了这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切磋草拟、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和舆论宣传工作，前后耗时565天。其间，他虽职务多次变动，仍力促不辍。他对不正常党内生活的憎恶和对健全党内生活的期冀，是感人至深的。当然，《准则》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遗产，是全党同志的集体创作，胡耀邦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但他在领导和推动《准则》完成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将被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