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宋振庭的道歉
宋振庭
1984年9月,宋振庭在病危之际,给著名剧作家夏衍写信,为自己在反右运动及文革中批判过他而表示道歉。夏衍在回信中,戏仿明末清初流传甚广的《剃头谣》,写了一首打油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以调侃他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整人与被整的年代。
宋振庭(1921~1985),吉林延吉人。读初中时即投身革命,加入进步学生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七七事变”后,他和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被华北联大(前身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指名调到联大,18岁就当了联大教育科长。
1943年初,22岁的宋振庭腰上别着一支盒子枪,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参加抗战,过了3年游击生活。他摸过炮楼,负过伤,大腿上留有碗口大的伤疤。
解放战争中,宋振庭随解放军转战东北。1946年4月,解放军退出长春那天,《东北日报》接到急令,需要一个懂古书的人抢运《四库全书》。任务落到了宋振庭肩上。
《四库全书》洋洋近8万卷,纂修于乾隆年间,是世人皆知的国宝之一。宋振庭带着8个士兵,雇了一大串马车,亲自押车,往返五六趟,才把整部书搬上火车,运往他的家乡延吉。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部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宋振庭功不可没。
任务完成后,宋振庭留在家乡,出任延吉市第一任市委书记。他妻子后来装扮成要饭的,一路"乞讨"到延吉,夫妻二人这才团聚。
1952年,31岁的宋振庭出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任职十几年间,他主持创建吉剧,筹建吉林省博物馆,主抓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生产,经常跑北京,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会议,与夏衍属于文化及电影系统内的上下级关系。反右运动及文革中,他参与批判过夏衍。后来他也受到迫害,饱受被整之苦,直到文革结束后,又再度出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
任职期间,宋振庭兴趣广泛,既博览群书,又为人热情,诚恳厚道,有不少画家、收藏家,都把他视为真正的朋友。
1957年,收藏家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在北京无处立足。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将他请到吉林,任命为博物馆副馆长。此后,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直到1982年张伯驹去世。
1961年夏天,画家傅抱石与朋友到东北写生。宋振庭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多次与傅抱石畅谈,并对其画作给予了与众不同的评论。傅抱石听了,起身整衣,深鞠一躬,说:“你是我的老师。”俩人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
1965年9月,傅抱石因病去世。文革期间,傅抱石女儿傅益璇,去看望在北京的宋振庭。他一见是傅抱石的女儿,便久久握住她的手不放,一边与她说话,一边不断地环顾四周,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她。大概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情急之下他干脆将铺在床上的一张大老虎皮抽了出来,不由分说地硬塞给傅益璇。又转身去里间翻箱倒柜,拿出一个蓝布包,里面有两根有些残缺的翡翠簪子,一定要送给傅益璇,说是当年打仗时的战利品,地主小老婆的。但他仍觉得不够表达心意,又拿出几个青花瓷器,说:“这可是好东西呀,快拿着吧!”
1979年3月,宋振庭调到中央党校,历任该校教育长、校常委及顾问。他是党内少有的真正既懂文化又尊重文化人的官员。
但即便厚道如他,心里也潜伏着多年的内疚。
宋振庭人生的最后几年,基本是在与胰腺癌的搏斗中度过的。1984年秋,84岁高龄的夏衍,在偶然得知宋振庭住院治疗的消息后,前去医院探望他。这大大出乎宋振庭意外,万分感慨之下,自忖身染重病来日无多的他,抱病给夏衍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道歉信。
在这封道歉信中,宋振庭坦陈在以往历次运动中,“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整得两败俱伤”。尤其是反右运动及文革中,自己“亦因浮言障目,轻率行文,伤及长者”,自责再三,但求获得夏衍老一语宽宥。同时,他也就自己曾经伤及过另外两位文化人表示深切致歉。他在信中写道:“病废之余,黄泉在望,唯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读来令人动容。
像宋振庭这样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知识分子,没有死于战乱,不曾殒于敌牢,已是人生大幸。却在和平时期奉“斗争哲学”之命,卷入一场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民族自戕运动,亲历冤狱密布、法治荡然、人人自危的境况,令他回首前尘,痛定思痛,百感交集。
在大多数人都已忘却往事时,唯有这位病榻上的老人,还沉浸在无穷无尽的自我检讨中。只因他当年在吉林分管电影工作期间,曾说了些违心之言以附会时局,给夏衍、陈荒煤等电影人造成了伤害。几十年来,他的灵魂饱受折磨,陷于自责而不能自拔,唯有用忏悔来表达自己真诚的道歉。
宋振庭的这封苛责自己的道歉信,深深震动了夏衍。他很快就给宋振庭写了回信,在回信中,夏衍既婉言抚慰宋振庭的负疚之心,又例举建国后封建残余继续为患的诸多事实,深刻检讨说:我们这些人曾经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岿然不动’……致使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不自觉地卷入到人整人的漩涡中
两位文化老人的通信,既是一次有关往事的坦陈,也是一次直击人性的对话。如今,宋振庭、夏衍这两位上世纪的文化老人,均已先后作古,可是他们通过遗存于世的这两封书信,不仅为我们记录了一段家国痛史,也让两位当事人,在醒悟与了然之后,重新唤回了久违的良知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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