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之死”引爆中央农口“文革”
人物简介：田家英，1922—1966，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厅副主任。裴润，1920 —2008，曾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处（局）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人民公社组（局）长、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
1，田家英因何被毛泽东抛弃？
——田家英之女回忆
1966年5月23日，父亲田家英上午10点左右在中南海永福堂寓所自缢了。前一天的下午3点，中央三人小组忽然到家里宣布了“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右倾和停职反省”的通知。对于这个等不到星期一正常上班，来势之汹、之猛的举动，连明了中央上层内情的父亲，也感到了它的意外和急迫。整个下午和晚上，父亲一句话也没说，直至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后，他才说了句：“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到如此下场！”
母亲说父亲：“你为什么把刘少奇的意见说成是你的意见，你就是一个秘书，胆子也太大了。”父亲回答：“主席从一开始听我讲包产到户的意见，就表现出极其的不悦，他早有自己的考虑，我要再说这是少奇的意见，不是影响两个主席团结吗？”
这场对话，母亲在“文革”中也没有讲出来。父亲的担当，最终没有维护得了两个主席的“团结”，但他的担当，让母亲对父亲的正派和人格，深深地信服了。
（ 本文原题：我的母亲董边。转自公众号“ 空谷来音”。）
2， 田家英之死引爆中央农口“文革”
——原国务院农办人民公社组（局）长裴润回忆
1966年2 月，我在谭震林直接领导下，到山西搞抗旱工作，四、五月间，回北京开会汇报,听说揭发了北京市委的问题, “三家村”“黑店”等。一天下午，王录同志到我们办公室来，谈到彭真同志被撤职，据说问题很大，我听了很惊讶! 正说话之间，中办来了电话，叫王录回去，他马上就走了。那时，他在中央办公厅田家英领导下的一个组工作, 我在国务院农办，都在中南海上班，故我也没在意。后来，我返回山西，黎城、屯留、长子等县调查。6月14日和15日，两次接到农办办公室付主任耿华零同志的电话，要我马上回京，好像很急，未说有什么事,也未引起我的诧异，可见我有多么迟钝!
我于6月24日晚回到家里，妻子告我说，田家英被揪出来了，要我交待同田家英的关系，揭发田家英和王录的问题。我以为，我同田家英的关系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非正常的关系，故不以为然。第二天，我还准备向谭震林汇报工作,晚上,郝中士叫我到他家里谈话,问我和田家英的关系，我如实谈了1961 年和1962 年同田家英三次下乡调查，起草“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也曾到过他家里几次？都是谈工作，同时，谈到王录那次到我公室谈到彭真同志的问题，他说我“不老实。”。27日早上，我还去上班，走到办公室门前，就看到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是“黑帮分子”，“披羊皮的狼”!“为什么“能叫裴润进中南海”看了这些大字报，“如雷轰顶”!不知何故，压力很大，但我还尽量克制，表现镇静。那天在班车上，除耿华零同我打了个招呼外，没一个人敢同我说话。二十八日早晨，郝中士通知我，不要上班了，在家里准备检查，交待问题。
七月一日,谭震林同志在十号大院原中央农村工作部三楼会议室召开大会，做动员报告，说农办有个田家英的“黑分店”，点了张修竹的名，并且说王录已陷得很深，王录以外是否还有别人，自己交待，有多少交待多少!这分明是间接点我的名。其实，早在六月的一天，谭的秘书陈永芳已到农办煽风点火，点了我的名，故紧急通知我回京。
七·一以后，即正式开始批斗。由公社组和林业组联口对我进行批斗,首先要我交待同田家英和王录的关系,我交待了同田三次调查及参与修改六十条等工作，曾到过田家几次，都是谈工作,王录曾同我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共事，彼此感情甚好，1962 年底，他调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任副部长，以后又调回北京，在中办田家英领导的一个组工作，仍有通信和往来，没有什么不正当的活动，一次次的交待都过不了关，有人提到1962 年同田家英、王录搞包产到户，订“攻守同盟”，对于包产到户等问题的调查和看法等，我都作了详细交待，有人问我:“田家英封了你什么官”?一次次地追问，都认为我不老实。为了证明我没有么见不得人的活动,我把我几年来写的日记统统交出，请审查。
大院里有人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下乡和田家英“一起鬼混”。此外，再也揭发不出别的, 就给我带了个“黑帮分子”的牌子，天天扫院子、拔草，接着是抄家，把公家给我配的两个沙发和衣柜都搬走了 ,把我所有的工作笔记和调查材料都拿走了。有一天，叫我和张修竹、赵璧、郭桂枫四人带黑牌子游街，张修竹在前，一面敲锣，一面自己喊:“打倒张修竹”，也令我自己喊:“打倒裴润”。由于我在农办、农政是首当其冲，精神上毫无准备，许多人不明真相,见我不敢正面看我,老是躲着,有些不懂事的孩子,见了我也跟着起哄,也喊:“打倒黑帮分子裴润!”。
（文章来源：《裴润片段回忆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