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系国家的通病，越痴迷于宏大计划展示辉煌和力量，就越脱离现实

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也是最大的另类。这种另类不仅体现在其政治体制，也体现在其宏大计划。细数苏联以及受其影响的苏系国家，往往痴迷于一个个宏大计划。一开始雄心壮志、旗帜鲜明，动辄画出“百年蓝图”“五年奇迹”，工程动静之大足以震惊世界；但最终往往是虎头蛇尾，劳民伤财，留下的不是荣耀，而是烂尾、债务、人民的苦难。

苏联是宏大计划症的鼻祖。早在斯大林时期，五年计划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生产钢铁多少万吨，拖拉机多少辆，住房面积多少平米，全由政府说了算。每一个计划都是赶英超美的豪言壮语，都是工业奇迹的代名词。

但你若翻看苏联历史，便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数字越来越漂亮，人民却越来越苦；计划越来越庞大，产品却越来越粗糙；成绩越来越炫目，社会却越来越僵化。

早在20年代，苏联便启动了一系列宏大的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白海—波罗的海的运河、苏维埃宫、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MMK）等等项目，无一不是冠绝当世，个个都堪称苏式美学之代表。

然而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大。第聂伯河水电站象征着苏联工业化和“战天斗地”精神的胜利。但其造成的生态破坏和人口强制迁移，被诟病至今。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得到高尔基的盛赞，被其称为“重新锻造人类灵魂”的壮举。但由于工程质量低劣，基本无法承担原定功能。那么质量为何低劣呢？因为施工劳动力主要来自古拉格系统，总计超过20万囚徒被投入建设。

在极其恶劣的劳动与生存条件下，质量如何保证？工地疾病与事故高发，最后死亡人数高达2-5万人。对此苏联官方一直讳莫如深，只称“建设中有困难与牺牲”，并用英雄主义语言掩盖人道灾难。

至于苏维埃宫，那是斯大林时期雄心万丈的产物。为了建设它，苏联不惜将世界上最高最大的东正教教堂——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夷为平地，来建设这个20世纪最具象征性的工程，作为共产主义胜利的象征。可是苏维埃宫成为了历史的反讽，它从未真正拔地而起，成为了20世纪最大的烂尾工程。

尽管前期巨大的投入都打了水漂，但这并没有影响苏联对宏大计划的痴迷，他们的理念就是：即使无法实现，也要先画一个震撼世界的大饼。这一思维在日后仍然反复出现，甚至到了勃列日涅夫晚期，仍在规划“世界最大高炉、最大广场、最长地铁”，却忽视了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苦、民族矛盾激化等根本问题。

最极端的例子是苏联的“太空竞赛”。加加林上天的确是一大壮举，但是在他飞天的同一年，苏联农村严重饥荒，千万人在忍饥挨饿。苏联一边宣称“我们征服了宇宙”，一边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有人会说，那美国也有星球大战计划呀，不也一样是宏大计划。实际上它们有很大区别，苏联的太空竞赛本质是政治动员型面子工程，加加林上天、月球探测等都具有高度宣传意义，宣传导向压倒战略意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也很宏大，但它其实从未真正全面实施，更多是技术研究和政治操作。

当然，美国也并不止星球大战计划，还有阿帕网计划、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建设等等宏大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除了具有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外，还兼具促进经济的职能。比如阿帕网原为军方项目，用于战时通信，结果成为了互联网的前身。美国通过这些计划实施，来带动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以保持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领先地位。

这决定了在资源调配方式上，美苏完全不同。美国的方式是利用其军事工业复合体，鼓励民间科研机构竞争，有着严格的财政预算。苏联是以国家命令为核心，计划经济动员全部资源，丝毫不考虑投入的问题。

于是民众被迫为宏大计划成就买单，导致社会供需失衡、民众生活恶化。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计划脱实入虚”的病根已深入骨髓——计划经济根本无法适应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最终只剩纸上繁荣，一朝坍塌。

那么其他苏系国家呢？在苏联的影响下，也个个争相上马宏大工程，作为国家的标配。比如朝鲜，日成时代起，朝鲜就走上了极端苏化路线：自力更生、主体思想、一元领导、全民动员。它也制定了“五年发展计划”“十大建设工程”，还扬言要“20年赶超日本”。

朝鲜也修了“世界级”的平壤地铁，建了雄伟的主体思想塔。还开建了超豪华的柳京饭店，高达330米，落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酒店”。

现实呢？柳京饭店烂尾近30年，直到2016年才终于竣工。地铁虽然深得离谱，但线路稀少，外宾观摩意义大于民生意义；朝鲜农村依旧缺电，城市夜晚如黑洞，GDP如同非洲最穷国家。

朝鲜的宏大叙事早已成了权力幻觉的工具，它所要呈现的辉煌，与人民的现实生活几乎毫无交集。

古巴革命成功后，也迅速苏联化。

卡斯特罗上台后，提出“十年建成发达国家”，强调“人人平等，共享成果”。他曾疯狂推动“种甘蔗换工业”政策，全民种甘蔗，然后换取苏联机械设备。卡斯特罗还曾试图用“全民扫盲”造就“教育强国”形象。古巴的医疗与教育一度被神化，实际上医护待遇极差，医生靠出国打零工补贴家用；国家免费配给制度僵化，效率低得惊人；“社会主义成果”只存在于政绩报告和外宣影片中，民众普遍偷渡逃离。

2010以后，古巴只得无奈搞起了市场改革，实际上抛弃了卡斯特罗的理想。

再近一点的，还有委内瑞拉和哈萨克斯坦。

委内瑞拉查韦斯执政后，走的是“21世纪社会主义”路线，本质却是披着左翼外衣的资源国家式苏联主义。查韦斯和继任的马杜罗一度大搞“国家掌控经济”，提出“玻利瓦尔复兴计划”，大炼国企、大印货币、大搞民粹补贴。

最开始油价高，国家还能维持体面，查韦斯一度被冠以反美斗士美称。但油价一跌，宏大叙事立即破产：超过700万人逃离委内瑞拉，成为拉美最大难民潮。通货膨胀率高达1000000%，货币成为废纸，首都加拉加斯成全球治安最差城市之一。

查韦斯的失败，也是因为他沉迷于制造强大国家的幻觉，而忽视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

哈萨克斯坦是苏联解体后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石油、天然气、铀矿储量丰富。但它也继承了苏联体制的许多通病：权贵资本主义、计划导向型发展、宣传优于实干。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执政近30年，修建了众多世界级建筑。如世界上最奇怪的金帐宫，造价数十亿美元；世界最大帐篷商场Khan Shatyr；为彰显领导人威望而新建的首都努尔苏丹（原名阿斯塔纳）。

这些建筑本可象征国家现代化，但却成了脱离人民生活的象征。哈萨克斯坦乡村医疗、教育、水利仍极度薄弱，贫富差距拉大，青年失业率飙升。2022年更因燃油涨价引发全国骚乱，最终引来俄罗斯派军平乱。

总结以上，苏系国家的通病，习惯于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信条，而对民生、效率和可持续性则漠然视之。他们不缺资源，人民也不是不勤奋。但他们就是习惯于用神话式的规划掩盖现实的缺陷，用视觉冲击的建设成果替代对日常治理的琐碎关怀。

他们向世界展示的是火箭、摩天大楼、广场阅兵。他们回避的是失业、通胀、医疗、教育、贫困。

这些国家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视野，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它能否制造奇迹，而在于它是否接受平凡；不在于它建起了多少地标建筑，而在于普通人有没有饭吃、能否安心生活。

宏大计划如果只是表演，那它注定和人民没有关系。

来源：读明史的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