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张澜之问——共产党今后如何保持廉洁？

张澜先生一生致力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1949年8月，朱德拜访老师张澜。在交谈中张澜问道，“国民党得天下后腐化了，共产党今后将如何保持廉洁？朱德郑重回答说，“老师爱护我党发自脏腑，老师，您可以放心，我们有办法”。笔者将这段话称为张澜之问。

张澜之问与黄炎培与毛泽东“延安对”有异曲同工之处。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多年来心中的远虑。他引用《左传》《礼记·中庸》等典章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如何能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对于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思，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朱德回答张澜之问是“有办法了”，具体什么办法没有明说。笔者理解，办法也应是毛泽东答案——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包括政府的领导人，共产党才有可能保持廉洁。

问题是，无论是黄炎培的“延安对”，还是张澜之问，新路是找到了，办法也确实有了。但究竟执行的如何，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答案。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民主仍然在路上；在党内腐败层出不穷情况下，治理腐败也仍然在路上。张澜之问，即如何保持党的廉洁性，今天仍有重要现实意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二、民主之澜的回答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推动者，张澜在提出“张澜之问”时，实际上已经有清晰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人民主权与宪政民主。

（一）主权在民

张澜将人民主权视为现代国家的根本原则。1943年，张澜出版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提出了什么是“真正民主政治”

1、真正的主权，一定是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在一个党的手里。

2、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民众来直接讨论处理，此为直接民主政治。假若这个做不到，至少也应有全体民众直接推选代表，来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国事，监督政府，以实行所谓间接民主政治。

3、民众代表，应有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使人造名单推选，或加倍推选，再由党和政府圈定。

4、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绝不可削减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

5、一个国家，应有其根本大法，及早日颁行其有关与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组织权责的民主宪法。宪法之责成，应由国民代表推举若干人参与议订，再开国民大会决定而颁布之。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首也，亦应严为遵守，不得以己意变更法律。（《张澜文集》上册， 群言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第209页）。

在张澜看来，中国需要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是拿民主做幌子的政治。关于要怎样才能走上真正的民主呢?他说:“用磕头的办法,是磕不出民主来的。”

（二）宪政民主

张澜主张的“主权在民”，必须通过宪政实现制度化。他主张通过议会制衡权力，推动地方自治时即尝试打破官府对法律的垄断，赋予民众参与治理的权利‌。

他早年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强调“民国之本，基于约法”，认为宪法是限制专制、保障民权的最高准则‌。在袁世凯撕毁约法后，他通电全国呼吁“维护约法即维护国本”，体现其对法律作为主权载体的坚定信仰。

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中，张澜在对民主政治的历史与内涵作了回顾后犀利地指出，“实施宪政，当然是实行民主政治。”，即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实施宪政的前提条件。“假如行民主政治，而只做到民主的形态，甚至连民主的形态亦残缺不全，最重要的民主的实质，民主的精神，则一概弃置，此种民主政治，只是虚伪的民主招牌，而绝非真正民主政治。真正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的政治”。

（三）权利法定‌

宪政民主，需要权利法定。张澜指出，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首先必须给人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

张澜主张通过宪法确立人民参政、监督政府的权利，反对人治传统‌。人民主权需以基本自由为条件。他批判国民党“取缔人民自由”的政策，指出“无保留给予人民自由”是民主国家的底线‌；张澜主张建立基于普选、多党合作和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

在张澜看来，必须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新闻监督权有效实施，人民的言论自由才有保障；多党竞争需要法律赋予各党派合法竞争的政治空间，多党竞争才有可能；与此同时，司法必须对公权进行有效的制衡。

张澜的民主宪政思想蕴含法治精神，其民主政治思想与实践，在近代中国转型中，包括当下，仍具有重要意义，其“天下为公”的精神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