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本文叙述1972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思来当时纠“左”的努力和困难处境。

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以后，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形势十分微妙。

“文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的地位，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保证中国不变色的伟大措施。1969年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正在这时，“九一三事件”像晴天霹雳，把林彪的神圣形象击得粉碎；不但如此，它还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了质疑。刘少奇千不好万不好，还没有发展到要谋害毛主席的地步啊!如果“文革”折腾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林彪这样的大坏蛋当权，那么“文革”是不是失败了?

群众在震惊之余，普遍觉得，毛主席挑选林彪做接班人是错了，当初挑选周总理就好了，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这样明说。

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周恩来大力纠“左”

林彪叛党叛国的第一个结果，是九大正式确立的毛林体制解体。

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本来，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如果要做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九大党章草案对早先的党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关修改党章的一些问题，只是在讨论时由康生做了一个发言来加以解释。可是到1973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这一回是由王洪文来做这个报告了。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表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九届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名单中，周恩来排名第四，在陈伯达之后；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和林彪之后，就按姓氏笔划为序了。这种做法以前是没有的。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九一三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做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有悔悟之意。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的来信作了指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1971年底到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月间，周恩来又批评了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接受杨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却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抵制。这里不能详述，只举一个例子：那个反对“空头政治”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文件》，就是被张春桥否定的。以后，国家计委将这个文件改写成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到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去讨论，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还说这是“光荣的孤立”。

争夺《人民日报》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他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什么让周恩来来管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瑛的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瑛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作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可见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相当多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19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地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着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他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瑛提出一个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瑛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瑛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瑛当作一个钉子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的“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瑛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比鲁瑛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瑛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要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批判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泽东有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五一六”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都是他主管的单位)。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编辑部同志的另一个不满意之处，是觉得人民日报这么多有能力的人，张、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个草包，这明明是“任人唯亲”。11月间，在讨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时，同志们纷纷提出：鲁瑛不能当第一把手。有人激动地说：“报社有很多老干部、好干部都没有使用，鲁瑛这样的人却当上了主要负责人。鲁瑛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

9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1972年3月21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人管，工厂没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的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瑛的，询问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第312期(11月4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群众头上，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给我们看；接着又把11月4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还好，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1972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1972年当年就有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0月14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11期(11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0月14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月24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示众的。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

(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提法变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像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第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北京军区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报社已经有些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瑛的无能，表示不赞成鲁瑛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到底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我还摘引《红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指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已经很明确了，但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做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周恩来的讲话

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瑛、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一辆小轿车，直奔人大会堂。谁也不知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瑛也许作了某种猜想，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的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的右侧。当时我没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问我是哪个大学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是哪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他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接着周恩来讲了下面这一番话：

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当然群众中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像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瑛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瑛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瑛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的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刊物上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50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酌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瑛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瑛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1972年第31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和林彪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11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像《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瑛)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这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里肯定了《红旗》，但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做些弥补，并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我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我谈话。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15、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像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像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们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在撒谎。粉碎“四人帮”后，据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春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是根据事先定的调子讲的。

张春桥接着讲：“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今天看来，我所编发的龙岩文章是有缺点的，但并不是如张春桥批评的那样。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作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当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纠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公开唱对台戏，这才被“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报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对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前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什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作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瑛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

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些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是8月8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口旷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11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能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迫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瑛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广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的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瑛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什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人手，从这块版人手，从理论部人手。”

周恩来没有任何表情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要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这次会后，我除了参加整理会议的记录，做检讨，接受批判以外，暂时还回到北京军区开会，因为那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完。

12月28日凌晨二时，我在睡梦中被叫醒了，是纪登奎要找我谈话。他似乎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刚刚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我很客气。他说19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他有个外事活动。他对我的谈话，有几句我是记下来了的：

“我读过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学)，部队推荐过。主席17日接见我们，还谈到了你，说‘我认识这个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不对你说了，因为中央也没有叫我同你谈。不过主席是很器重你的。”

实际上，纪登奎已经在前一天的会上透露了毛泽东17日对政治局成员谈话的精神了。现在许多书上叙述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还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根据姚文元当时作的笔记，比较简单。我听到的纪登奎的传达要多一些，讲了两个问题，大意是：一个形势问题。林彪事件后，部队有些灰溜溜。当前形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另一个是批林问题，林彪路线是极右。在这里说到，收到王若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并不高明嘛!

“并不高明”这个话，同“器重”显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泽东对我有好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纪登奎大概不知道18日那晚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具体情况，否则也许他不会对我这样说话。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17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谁呢?

本来已经很“左”了，却仍在反右。这样的事建国后发生过多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才省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事情不就麻烦了么?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

这时。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评法批儒”的先声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爽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一个不如一个。然后转过脸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有君子作风，就想起刘爽。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即刘爽)，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汉元帝即刘爽，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毛泽东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柔不断’。”刘爽做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1973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毛泽东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爽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爽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的争论很激烈。一个重要争论点，就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爽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刘爽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是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积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于是杨恽被贬为平民。回到家乡后，他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60年，刘爽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54年，刘爽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爽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的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爽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只不过是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1957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1972年这件事，可以说是1974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做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像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