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地缘政策”值得关注

研究农村发展，常常会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惑：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相同的政策方针，相同的政治体制，读同一个文件，传达同样的会议精神，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执行状态悬殊，治理局面迥异，甚至差别很大，这是为什么？

显然，政策和治理有着地缘性。

大跃进时期，有个著名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这不仅是个口号，也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经验。这使人联想到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这个“经验”出在山东，半个多世纪之前这里是义和团发祥地。山东范县县委还豪迈地提出过“两年进入共产主义”。

同样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在不同的地区有明显差异，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也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当然首先可以归结为主政的地方领导人。如大跃进运动有所为全国有所为“五虎上将”，就是五个省委第一书记的表现特别激进，分别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叔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这五个主政者执行左的政策最激进，这五个省的大饥荒尤其严重。

以山东的舒同为例，其极左表现在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他在全国统一的反应运动之后，又追加了所谓“整风补课”， 实际上是第二轮反右运动 ，把山东右倾分子又扩大了几万人。这是典型的执行政策的的层层加码、变本加厉，把一个本来就错误政治运动搞得比其他地方更加升级扩大。同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山东依然走在了前边，也最早爆发了大饥荒。山东的大饥荒是最早被中央发现的，所以舒同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后来复出后到了陕西，依然搞极左政策，胡耀邦到陕西担任第一书记后搞放宽政策，舒同又成为整胡耀邦的急先锋。

文革中期， 1970年11月9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报告，该省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情况。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群众运动的问题。报告指出，“过去我省学大寨运动，只把大寨看做是生产典型。没有把学大寨看成是方向、道路问题，所以运动开展不力。通过学习一致认为，学大寨就是走资本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不，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中共中央于同日向各省转发了山东的报告。（《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册第731页。）这个文件将学大寨运动推向政治极端， 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认定阶级敌人的标准。1978年8月，在安徽、四川已经停止学大寨、开始改革突破的情况下，山东省委根据陈永贵的安排，在泰安召开学大寨现场会。由此我也想到，从全国来说，大跃进都在搞，学大寨都在搞，但是这样极端的口号，这样的经验，是否能出在广东，出在浙江？

把这种地方政策特色归结为主政的领导人个人，当然很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除了地方主政者个人因素之外，本地政治文化传统也是重要的因素。否则，更大范围内、更长历史时段的地方政治经济差异得不到解释。如一些地方不仅大跃进运动中特别激进，在文革中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特别激进，后期推行计划生育中也特别激进（如山东冠县“百日无孩”运动）。有些地方似乎具有一种传统，就是对上边政策执行起来决绝僵化，往往变本加厉，层层加码。这样的地方容易得到上层肯定褒奖，得到提拔的人也往往比较多。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地缘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我在看政策史料中发现，文革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地方，如浙江温州、福建莆田，往往后来改革开放走在前边。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文化理念的差异，政治、政策和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归结起来是人的差异。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出在广东，而不出在山东、河南。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地缘政治研究，在中国范围内，是否也应该有“地缘政策”或“地缘治理”研究？这也许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之间的地域差异，甚至超过欧洲大陆上某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如奥地利北部和德国南部，荷兰与比利时，法国东部与瑞士西部，在历史传统、政治文化、语言方面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其地域差别甚至少于中国南北方之间的差别。所以，研究区域发展，也要研究区域间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政策与治理特色。这应该是治理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2025年11月）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