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宇青： “形式主义”害死苏联

政治文化是“界定政治行为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 它通过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政治共同体基本的政治倾向。政治文化一方面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个体政治取向模式的特殊分布。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通过对苏联政治生活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脱节，导致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东西，这构成为苏联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特征。

笔者认为，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始终未能得以根治，而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则不利于苏联政治的健康运行，并成为苏联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构成为苏联发生剧变的难以开脱的政治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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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生活中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两个面向的关系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表现出较高程度上的一致，也就是说，人们对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等有基本的共识，并能够遵守这些价值观念和规范。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同质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经常处于脱节的状态（它通常有两种情况：或是人们的实际行为己经改变‚但解释以及使这些行为合理化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仍停滞不变；或是价值观念和规范先发生变化，但行为模式仍维持在原来的阶段），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异质的。而异质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形式主义的泛滥成灾。

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形式主义现象，其根源就在于苏联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

毫无疑问，苏联的文化模式，就是“居统治地位的官方苏维埃文化。它包括意识形态、政府的结构、政治程序、经济组织、法律制度、教育、精神追求、价值观念、艺术、日常生活和道德等无数的革命新事物。”这一文化模式和俄国原有的文化模式即“由教堂、农村旧式村社、传统的农民家庭、旧的社会准则、古老的消遣方式、大量的文盲及其陈旧观念”等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托洛茨基谈到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时，就非常鲜明地提出了苏维埃文化和俄国原有文化实行“决裂”的观点。

列宁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也曾提出过“文化革命”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的先导。”但是“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切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列宁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事实上，列宁在这里所强调的“文化革命”，也就是“苏维埃文化的革命”。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必须经过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由认同这种文化模式，进而逐渐把这种文化模式内化为自己的文化模式，才能按照它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行事。居统治地位的苏维埃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机构，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时带有强迫的味道，甚至不惜动用“大清洗”等政治运动的方式）和渠道向人们描绘和灌输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和前景。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苏维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称得上是苏联的政治精英所作的观念上的选择。他们按照苏维埃文化的要求为苏联的政治发展预设了较高的政治目标，甚至创设了号称世界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形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仅仅是处于游离状态的观念和观念的产物而已。我们可以发现，在苏联，人们在理念的表达上，在日常的辞藻中，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无不带有强烈的苏维埃文化色彩，但是人们和国家的政治实践却与之有很大的距离。苏维埃文化并没有被“制度化”，没有内化为人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形成一整套为人们共同接受和践行的制度。理想归理想，言说归言说，而涉及到现实的政治和人们的行为则又是另一码事了。总而言之，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脱节成为苏联滋生形式主义的根源和温床。

曾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斯洛夫在苏共20大上的发言中专门谈到“党组织的意识形态” 工作，认为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的，变成死记一些大家知道的公式和原理，并且常常培养出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同时领导人的言论成为裁决一切现实问题的最高标准和理论依据。但是在后斯大林时期，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脱节的状况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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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在苏联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导致其政治生活中衍生出了大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那么，其形式主义的表现有哪些呢？通过对其政治生活的考察，不难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一是苏联政治结构的形式化。

苏联在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划分与配置、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上，应当说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这些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结构，却无相应的功能或功能不全，甚至出现了在现代民主政治形式的掩盖下行起了独裁和专制的种种非民主的做法。

二是对共同性的追求。

这里的共同性不仅指人们思想上的共同性，还包括人们利益上的一致。被马克思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思想，在苏联却试图用唯一的一种思想模式来占领人们的头脑，力图在形式上统一人们的认识。这种思想模式大体上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这样做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凝固化、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恶果。如果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再加上令人不寒而栗的克格勃统治的配合，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人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了，人与人之间也就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了。

在一个国家里，人们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别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苏共却无视这些差别，过于强调人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斯大林就曾把苏联描绘成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在斯大林之后，勃列日涅夫在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时候再次指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苏联社会所有阶级和社会集团互相接近”。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单看看农业集体化运动就足够了。

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被认为是“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对富农盘剥、争取自由的集体农庄生活这一斗争的直接支持。”甚至被认为是农民群众“自愿地联合起来”而组成的。但是，这场农村革命既非出自农民自愿，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罗·塔克即认为，这场由“国家发动的、国家指导的和国家强迫进行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说它得到了下层农民群众的支持“纯属谎言”。他们只是由于胁迫或恐惧才加入了集体农庄。斯大林时代及其以后苏联的宣传机构把集体化称为列宁‘合作社计划’的实践‚这是没有根据的。……集体农庄仅仅是（今天仍然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这场农村革命就其结果而言，它纯粹是一场大灾难。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扩大工业、建立劳动力后备军和简化对农民囤积的粮食强行征收的管理。”正是这样的形式上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三是苏联政治生活中充满“作秀”的味道。

这种情形，通过对三种群体的考察就可以明显看出。

首先，政治领袖。

在苏联政治领袖那里，一方面由于政治权力斗争和实际的政治需要，例如增强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国家的凝聚力、巩固国家和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领袖需要得到大众的支持，但他们缺乏与大众的沟通和交流，无法依靠具体的政策来赢得民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求助于教条化的意识形态，运用抽象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空泛的高调，许下一些不能兑现也不想兑现的诺言，以此作为赢得群众和战胜政治对手的武器。

由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939年）到赫鲁晓夫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1959年），调子是越来越高，距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尽管勃列日涅夫以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赫鲁晓夫的建设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正，但也并没有拉近和现实的距离。至于苏共的具体政策，只有符合了意识形态的框框才允许出台，最起码听起来要符合意识形态，而政策的真实有效性则退居到次要地位了。

其次，社会精英。

苏联的社会精英（主要是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1）追随政治领袖的“紧跟派”。

在紧跟派那里，他们不仅仅是政治领袖的传声筒，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几乎全部智力都用于为政治领袖的言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理论上的包装，尽管其中不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牵强附会，甚至是歪曲‚也不遗余力。

（2）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消极派”。

在消极派那里，他们鉴于苏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管制，以及对“出格行为”可能带来的惩罚的恐惧，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但即使发出声音‚也免不了跟在紧跟派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说一些套话、空话、假话。

（3）作为知识分子“另类” 的“持不同政见者”。

客观地说，“持不同政见者”属于知识分子中敢于说真话的特殊群体。但无可否认，他们走进了另一个误区：即他们在彻底否定或部分否定苏联现实政治的同时‚往往举起了西方理论的大旗，至于这些理论是否符合自己国情则很少考虑。因为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反对的“形式”，究竟采取何种理论便是次要的问题了。

第三，民众。

在苏联民众那里，由于政治结构的形式化，民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渠道，他们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看作是形式上的参与。乔·肖夫林在对“斯大林主义的仪式”进行评论时。这样说道：“成千上万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庆祝党认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例如作为19世纪工人运动的节日而设立的‘五·一’节，或解放纪念日人参加为表示支持和平或仅仅为欢迎某个来访贵宾而举行的集会。这些游行集会的目的在于给人一种群众参与的印象”。尽管这些参与活动被政府当局说成是“真正民主的体现”，但是民众既不能影响任何具体政策的制订，更无法影响任何一个行政层级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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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的政治后果

不可否认，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如它能够暂时化解人们面临的认同和合法性危机等，但是，它带来的更多的是难以估量的负面的政治后果。

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导致了如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所说“缺乏政治过程”的危机。白鲁询指出，政治之精义为：“接受冲突的现实和竞争的合法性，同时使组织成社会的各种不同利益经由政治艺术的调适、互动，以趋调合。”他这里所说的“调适”、“互动”、“调合”，其实就是“政治过程”。在苏联，由于过分强调共同性、一致性‚否认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存在，因此，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自然也就无所谓什么“调适”、“互动”、“调合”了。

缺乏政治过程的政治后果直接引发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任何一个国家之政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其有效运作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文化心理保证。

应该认识到，合法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固然有赖于国家领袖的人格魁力、意识形态、维护社会公正、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等等，但是，合法性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统治绩效诸如政治体制运作的有效性、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来保证的。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统治绩效的支撑，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合法性危机。

在苏联，由于缺乏政治过程，政府不能承担起对社会“调适”和“互动”的角色，民众的不满情绪又没有适当的渠道加以宣泄；与此同时，苏联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得不到重视，发展迟缓，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性危机的出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形式主义带来的又一政治后果是民众对政治冷漠，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的气氛。在苏联，一方面政治结构的形式化，民主的理念在其功能中不能很好地加以贯彻，更没有为民众参与政治设立制度化的渠道，政府与民众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难以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常被隔绝于政府的政策过程之外。民众的政治参与屡遭挫折，难免会产生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以及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产生怀疑，从而也对政治心灰意懒。

另一方面，从国家领导人那里，民众只能批发到大量空洞的高调和很少能够兑现的许诺，而且国家领导人在要求民众忍受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痛苦和损失时，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却在一边玩法弄权、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为一己之权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阴谋，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此情此景又怎么能够不让人对政治而生厌恶之心呢？又怎么能够让人树立起对政治的信心呢？

当然，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不止于上面所讲的三个方面，还有像政治信息的传递不是靠具体的、规范的制度和政策。而是靠政治运动和人们挖空心思地去揣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和政策的取向，从而造成政治信息传递的成本高昂；公民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从而造成公民人格的分裂；政治结构的形式化、民主功能的缺失以及缺乏政治过程，从而造成政治上缺乏妥协机制；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强烈、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从而造成整个社会难以树立起普遍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理念型的政治文化，有一套明确的特殊化的政治指向，过于强调共识，却不易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造成独断论盛行等等问题……都和形式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也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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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可以说，在苏联不同的时期，形式主义在程度上有深有浅，表现上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苏联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在对待形式主义的问题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都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加以认真克服，以致于给苏联的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以致于有了后来的亡党亡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形式主义害死人”并非虚妄之谈。

形式主义的东西，不只是为苏联所独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或许苏联的教训所能够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克服形式主义。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原题为《论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