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林：那些年荒谬绝伦的“堵路”、“割尾巴

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几年，极左狂潮泛滥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完全政治化，成为当时推行极左路线的一个活典型。直至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的一段时间，仍未停止。其中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要算是“堵路”、“割尾巴”了!“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句话是来自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是大寨的创造，其出处已无从查考，但经大寨宣传广为传播却是事实。

在大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贯彻始终的。早在1964年学大寨之初，陈永贵就讲过“要想富得快，庄稼揽买卖”，是搞资本主义。队上的小煤窑被关闭。以后越批越多，什么都是资本主义，从生产到生活，从村里到村外，到处都是资本主义。随着“文革”的发展，大寨昔阳批资批修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青年穿皮鞋是资产阶级习气，姑娘穿花衣是贪图资产阶级享受，老太太卖筐小枣是资本主义倾向，……。大寨对资本主义有段形象的描述；“资本主义是个顽固派，从自由市场赶出来，它钻到山沟开小片荒；从山沟里赶出来，它跑到村里找落脚点；从村里赶出来，它在屋前屋后转悠；从屋前屋后赶出来，它又钻到家里化公为私”，内内外外上上下下，到处充满资本主义。人的思想也充满资本主义。陈永贵有句名言“思想思想，天天在想，不想社会主义，就想资本主义”，还有化了装的资本主义，干活说了声“真累呀!”就是“思想里有了资本主义”……

陈永贵说“大寨人生来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资本主义是个怪物，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批、斗、堵、割、杀气腾腾，到处有资本主义，什么都是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策明文规定的自留地，收归集体种植，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集体的副业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被扼杀，定额计酬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要取消，代之为政治评分……。

这些不停的批判，给大寨昔阳带来沉重的灾难：1975年，大寨的小会计赵存堂，就因为给一个外出的木匠开了封介绍信，被批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开除出党。武家坪一个会修收音机的能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分子，活活批斗死。基层干部中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五种人的不知多少。

在全国，大寨的一套随着“左”的旋风吹遍广大山区平原，说不清是“四人帮”利用大寨，还是大寨依靠“四人帮”。随着大寨代表人物陈永贵成为副总理，大寨的一切就是政策，就是法律。全国各地哪里不学大寨?哪里不批资本主义?在一些地方还附加一些新的条例法规，来束缚农民的手脚。

翻阅这一时期的版面，一些谬论见报的并不太多。回忆当时情况，对陈永贵穷过渡收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有些明显违反“六十条”的文章或报道，我们和新华社合作，力争尽量少发。当时不犯错误不大可能，力争少犯也非易事，因为总的舆论导向是不可逆转的。谬论流传并非全是报纸之“功”，有些是大寨直接向参观者介绍，有些是各地自己的发挥、刨造。有些地方批斗之猛烈，赛似大寨，超过大寨。在东北黑龙江肇东一带，农民只能养两只羊，超过就是资本主义；在西南的贵州，大片草坡却不让农民养牛，每户只能养两头，超过就是资本主义，在西北陕西有些县大量荒坡不让农民种树，只许房前屋后几尺远种树，越过就是资本主义。小树长大了，主人怕越过界线被砍掉，就只好用绳子拉向里边以保存其生命。这不是笑话，而是事实。1975年，辽宁彰武县出现了“哈尔套大集”，完全由政府布置各乡派人去赶集，公家凑集物品，让农民去赶社会主义大集。集市上大批资本主义，大挖资本主义根苗，大铲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不仅大批四辣(葱姜蒜椒)，有个村还把社员院里种的韭菜，连根拔起挂在树上批，因为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每日每时都在滋生资本主义，菜要去市上卖，卖钱就等于资本主义，要连根拔掉这资本主义，使之挖萤断根，断子绝孙!至于拔蒜、拔葱的事也时有发生。“堵”“割”之风过处，大地被吹得白茫茫一片。

来源：九号院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