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 从“二月提纲”到“516通知”

写在前面：196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核心目的是将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范畴内，反对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斗争。不过，“二月提纲”很快被毛泽东推翻，另组班子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01

“二月提纲”

在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彻底爆发之前的半年里，毛泽东和他认为的对立面也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从“二月提纲”，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五一六通知”，这三个不同政治态度的文件的出现，就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不同观点都有出现。既有跟随极左，竭力攻击吴晗和他的那个《海瑞罢官》。也有不少人认为，不要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搅在一起，不要过分地上纲上线，把人家一棍子打死。不但是社会上，连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彭真也是这么想的。他一是不赞成公开点名批判吴晗，认为吴晗还是“左派”；二是即使是非批不可，吴晗的问题最多也只是个学术问题。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时，进一步表明了态度，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却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联系”。当时毛泽东没有回答，彭真以为已经向毛泽东讲清楚了。

1966年1月2日，彭真作为中央五人小组的组长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这个中央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７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处理有关文化革命方面日常的事情。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当时毛泽东对中宣部、文化部的工作已经不满，叫成立三人小组，来加强领导。后来又加上康生和吴冷西，成了五人小组。

彭真在会上说：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他还特别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过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但这时极左学阀的那些人正有恃无恐，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大，调门越来越高。对这场大批判、大讨论，怎么把控、怎么掌握，宣传部门一时没了主意，只能把龚育之等收集整理的有关材料，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上报给中央五人小组。许立群在上报时，还同时附了封信。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呈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审阅，并附上相关材料。毛泽东看了材料之后，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五人小组会议。同时列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等。会上讨论了有关《海瑞罢官》的问题。会议结束时，彭真特别强调了，在这场讨论斗争中，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要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他指定由许立群、姚溱依据这些意见，整理出一份报告，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明确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并说，“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不论哪一条内容，都是和当时的极左思潮大相径庭的，是和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以及毛泽东要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思路不一致的。

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这个《提纲》，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来决定。2月8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逄先知、龚育之等人专程到达武汉。当天，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听取了五人小组的汇报。但毛泽东当时对“提纲”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

据许立群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彭真讲的)两个月以后再作政治结论(的说法)，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作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

至于对“二月提纲”，毛泽东没有直接表态，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参加会见的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是同意这个“二月提纲”的。林默涵在《“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一文中说：“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彭真在认为毛泽东已同意“二月提纲”之后，立即草拟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语，并在2月12日将批语传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们。在他们传阅以后，就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这个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这个“提纲”始终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所以也找不到相关图片。

02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同意“二月提纲”，而且意见还大得很。在这同一时间，他在加紧完成另一项与“二月提纲”完全相对立的文件，那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甩开不想听的社会上那些文人的叽叽喳喳，由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出面去召开部队的文艺工作座谈会，那就想说什么左倾意见，就可以说什么。为了名正言顺，再把林彪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你彭真也就没有办法了。江青与刘志坚商定，由刘带着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一行，于2月2日从北京飞抵上海见江青。

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其实一共也就是他们五个人。江青对他们四个人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

这个座谈会到2月20日结束。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江青与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4次。会后，刘志坚他们四个人就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汇报提纲。21日，他们将这份汇报材料在给总政的同时也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北京。

但江青看到这个提纲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回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马上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叫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如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这些意见，张春桥和陈亚丁作了许多修改，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修改稿来出后，3月14日晚，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并附了一封信。3月1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

3月18日，江青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在《纪要》审定后，给军委的几个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连同《纪要》分送给军委各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此后，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特地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全称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这个《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的公开出台，也成了左倾势力把江青标榜为“文化革命旗手”，把她推上政治舞台第一线的一个重大举措。江青实际上成了四号人物，并且在之后的几年里还在一步步地往前挪，几乎要挪到最前面了，直到被“粉碎”为止。

03

“五一六通知”

这个《纪要》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但这还远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意图。

在《纪要》还没有正式拿出来之前的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激烈批评：要用5年到10年的工夫，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不要指望那些老教授，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说明：中央农村工作部因所谓的右倾错误在1962年被解散）。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接连和康生等人谈了三次话。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二月提纲”是在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并说，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更多的内容，在本章的第一节批判“三家村”里已经披露，这儿就不再进一步引用了。至此，“二月提纲”被彻底否定。

4月9日—12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

一、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这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起源。

会后，4月14日至月底，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又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这个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于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布

在这个“五一六通知”里，毛泽东特地亲自加上了几段，其中最后一段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文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开玩笑说，毛泽东真伟大，早就看透了江青真面目。你看，他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不就是在讲江青么？）

“五一六通知”是正式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冲锋号。这个文件的形成，正是说明党内高层矛盾发展到了无法调和、无法掩饰的地步，只能大规模地公开爆发。如果一定要说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天开始，就应该是从5月16日开始的。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又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自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五一六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它说明毛泽东自1957年夏季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错误观点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根据林彪的记载，这个“五一六通知”在表决时，朱德、陈云、李富春投了弃权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有三个大动作。一是1965年底在上海由江青策动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这是个信号弹。但发现各地、尤其是北京没动。第二个动作，就是这次五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重头戏，包括撤消“二月提纲”，包括制定“五.一六通知”，包括改组北京市委，包括抛出彭罗陆杨，包括重新组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这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攻令。还觉得各地动得不够，第三个动作就是八月份掀起红卫兵运动，和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亲自率队去炸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堡垒。

有人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的说，是从六月一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从群众的直接感受来讲，是那一天。有的说，应从5月16日算起。还有说是在更早，1965年底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就算开始了。应该说，“文革”是有个分为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如果实在要说是从哪天开始，我觉得，相对来说，以五月十六日为宜。

其实，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名不副实，这本身就是个谎言。就运动范围而言，它远不只是文化领域的革命。毛泽东已经感到仅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三家村”、杨献珍、孙冶方这些，已经不能解决他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才发动这场涉及党和国家和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革命”。从运动的手段来说，它实在不是一场“文化”革命，而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武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