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敏：新世纪以来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史研究述评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治理实践，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贸易问题事关革命根据地生存的物质条件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认为根据地贸易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任弼时也曾指出：“只有执行正确的贸易和税收政策，才能保障边区自给经济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中共基于近代中国经济国情形成了独特的根据地贸易建设机制，这一机制兼顾了财政收入与物资流通、统制调剂与自由交换、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对敌贸易与对敌斗争等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战时革命政权的物资供给、税收来源、民生保障、市场建设等问题，是适合中国国情经济建设道路在贸易领域的体现。

长期以来，学界对根据地贸易问题的研究仅为根据地政治与军事史研究的一个注脚。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一系列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的整理出版，根据地贸易史逐渐成为根据地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向。新世纪以来，聚焦根据地贸易史相关问题的学术专著与论文不断涌现，该主题已成为中共革命根据地建设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议题，并呈现出较高的研究热度。从根据地贸易史研究的现状看，由于贸易问题始终处于财政、税收、金融、产业与市场的多维联系之中，其关注领域在新世纪以来已从贸易政策这一传统议题，逐渐拓展至贸易税收、贸易管理、贸易组织、市场发展等广泛内容。相关研究成果积累丰富，且已具备显著的综合性，充分体现了目前中共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多视角、多领域与跨学科的发展趋势。然而从整体上看，已有成果关注问题较为庞杂，其学术脉络与问题体系有待进一步梳理；就其研究成果的时空范围、史料基础与聚焦问题等环节来看，也有进一步讨论空间。在学术价值的基础上，由于根据地贸易史已成为从整体上把握与理解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经济建设经验的重要切入角度，其研究成果同时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历史观引导意义。而近年来，个别海外学者针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建设道路的可能性、有效性与正当性问题提出一些不同观点，容易引起大众对中共局部执政经验历史价值认识的混淆与误解。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根据地贸易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建设道路基本史实的正本清源工作也亟待进行。有鉴于此，本文对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与展望，并为进一步深入该领域研究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考。

一、根据地贸易政策的阶段性与区域性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史的研究首先在制度史视角下起步，不同历史阶段根据地贸易总体政策的选择与演变问题最先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根据地贸易政策制定与调整中更为丰富的历史环节得到学者重视，其演变中呈现出的区域性特征也得到学者进一步讨论，其中主要聚焦问题如下：

（一）贸易政策的选择与调整方向

在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自由贸易”与“统制贸易”构成了两种主要总体政策方向。在不同时期，中共如何根据特定政治经济形势，在上述两种方向中作出选择与调整，是学者较早关注并持续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在国民党政府政治、军事及经济的多维封锁下，苏区经济环境十分艰难。中共在军事反“围剿”的同时，通过适当的贸易政策发展苏区与白区之间物资交流，打破敌人严密经济封锁，对于苏区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在较早的研究成果中，有学者认为，中央苏区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由“自由贸易”向“有组织、有计划”贸易政策的变迁，这一演变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统一贸易采办组织的出现为标志。然而，由于苏区的贸易政策与制度还处于初创时期，并在历次“左”倾错误的冲击下体现出了明显的反复性，这一观点并未成为学界共识。有学者通过对中央苏区物资采办政策与商人政策的具体考察，认为苏区在有组织开展贸易工作的同时，在贸易政策上仍然体现出发展“赤白贸易”、鼓励私商贸易、活跃苏区经济的自由贸易特点。近年来，学界对苏区贸易政策展开更为全面的讨论，一些学者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考察中央苏区贸易政策的历史经验，认为苏区初期灵活的自由贸易策略有效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并使得商人与运输工人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的重要力量，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下的“赤白戒严”一度造成苏区商业贸易混乱，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抵制。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在“保障供给、发展经济”的总方针下，制定了“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对各抗日根据地的贸易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一些学者梳理了陕甘宁边区贸易政策由“自由”到“统制”的演变过程及其中的阶段性内容，认为“对内自由、对外统制”政策在皖南事变后逐渐得到确立。这一总体过程得到学界普遍认同，并成为边区贸易政策研究的基本史实背景。在此基础上，边区贸易政策演变过程中的具体环节问题得到学者关注，相关成果深化了学界对上述贸易政策历史实践内涵的认识。有学者聚焦边区经济立法环节，认为工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法规体系的确立保障了边区政府贸易政策的贯彻与落实。有学者从贸易管理方式环节出发，认为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采取了“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贸易管理方针，对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成功应对了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还有学者从贸易政策到制度的转化环节出发，通过考察贸易政策对各类相关组织、制度形成的引导机制，详细梳理了在“对内自由、对外统制”总体政策执行中，边区贸易管理由徘徊到加强的具体历史过程。

抗战胜利后，革命根据地面临恢复商业贸易、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任务。而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共又面临由管理根据地内外贸易到接管中国国际贸易的新课题。在此过程中，中共贸易政策中管制与计划性加强的总体趋势得到了学者普遍认同。在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关注中共在东北地区接管国际贸易的初步尝试，通过考察1946年后东北解放区对苏联、蒙古、朝鲜贸易的实践，认为期间贸易政策体现出“有计划、有准备”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梳理了东北解放区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依据与实施过程，认为“对内自由、对外统制”贸易政策在东北解放区的延续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华北根据地为解放战争中敌我针对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贸易工作也面临极其复杂的环境，总体上呈现出“统制贸易”“以货易货”等具有战时特点的政策。有学者通过考察解放战争时期冀中解放区的贸易政策，认为“对外管制、争取有利交换”的贸易政策为解放区经济的恢复发展，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资基础。有学者则进一步从动态视角关注山东解放区的“以货易货”贸易政策的内涵嬗变，认为该政策经历了由根据地内外贸易到国际贸易的拓展过程，并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山东革命根据地从外部获取重要战略物资的主要方式。

（二）贸易政策的区域性特点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述总体贸易政策在执行中需要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根据地的具体条件与问题，才能发挥打破经济封锁、发展区内经济的作用。有鉴于此，在上述贸易政策总体演变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贸易政策在具体制定中的区域性特征也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土地革命时期，不同苏区经济基础不同，在落实中央苏区发展“赤白贸易”，打破经济封锁的总体贸易政策过程中体现出了较为丰富的区域性内涵。在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认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农业与工商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面临严重的“自给困难”，因此在贸易政策的落实上采取了更加自由与积极的方式，并得到了广大工商业者拥护。近年来，有学者聚焦湘赣革命根据地粮食有余、食盐与工业品缺乏的特点得出一些不同看法，认为苏区在贸易政策中采取了更加突出的计划性，通过有针对性的商品调剂，改善了贸易的不利局面。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华北各根据地贸易政策的区域性特点是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其中，华中抗日根据地作为上海、汉口等贸易口岸重要经济腹地，所在区域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与市场化水平，如何打破敌伪经济围困、利用已有条件发展根据地经济是其贸易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根据地贸易政策也因此体现出较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在较早研究成果中，一些学者认为，华中抗日根据地贸易政策以应对日伪经济封锁与掠夺为主要目的，从整体上体现出较为突出的战时特点。然而，鉴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统而不同”的政权空间特征，这一特点事实上具有较为丰富的区域性差异内涵。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物产较为丰富、传统商业较为繁荣但农业生产受战争破坏较为严重的江苏抗日根据地，考察了苏中、淮北等抗日根据地利用沿江通商口岸城市与已有商路、集镇主动发展贸易的策略，以及从中体现出的充分利用本地贸易资源进行对敌经济斗争的思维。而对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条件较为恶劣的鄂豫边根据地，一些学者在梳理根据地商业贸易政策的总体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认为“统制”政策在相关区域贸易发展中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这些成果初步呈现出华中抗日根据地贸易政策“因地制宜”的区域性内涵。

在敌后抗战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退导致经济陷入极度混乱，如何利用政权力量恢复贸易秩序，保障根据地物资供给显得尤为重要。基于这一背景，“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确立与演变过程也体现出与陕甘宁边区不同的路径内涵。山东抗日根据地物产富饶，但社会经济在抗战初期遭到严重破坏，商路凋敝，因此在根据地建立之初确立了较为彻底的贸易统制政策。这一特点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在较早研究成果中，山东抗日根据地贸易统制政策由“全部统制”到“重点统制”的调整依据、历程及实际成效得到初步梳理。近年来，这一政策背后的生效与演变机制得到学者的较多关注。一些学者考察了根据地“重点统制”贸易政策实行中的具体策略问题。也有学者从中共经济管理思想演变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贸易统制政策从提出到废止再到复现的内在机理。贸易统制政策在同处华北的晋察冀、晋冀鲁豫与晋西北革命根据地也体现出较为相似的演变特点。有学者认为晋察冀根据地在成立之初即已确立“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但更多学者通过对晋察冀、晋冀鲁豫与晋西北革命根据地贸易政策的动态考察提出不同观点，认为三地贸易政策更多与根据地具体军事与经济形势紧密相连，与陕甘宁边区从“自由”到“统制”的演变方向相较，更多体现为由“严格统制”到“有限自由”的反向演变方向。

以上研究成果从根据地贸易政策的阶段性方向与区域性特征等问题出发，为学界奠定了对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管理政策与制度发展脉络与史实的认知基础。其中，学者围绕贸易政策在“自由”与“统制”两种主要方向之间的选择与调整问题形成讨论，并有意识地探讨贸易政策与制度基于不同地域根据地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呈现出统一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历史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该主题的研究。

二、根据地进出境货物税与贸易管理机构

在根据地贸易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进出境货物税、管理机构与职能问题常作为贸易政策讨论的背景或实践成效简要叙述。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来学界对贸易政策实践中的经济工具与行政力量关注加强，聚焦根据地进出境货物税、贸易管理机构的相关专题成果不断涌现，成为根据地贸易史研究的新进展方向。

（一）进出境货物税

进出境货物税是中共在局部执政时期调节根据地进出境贸易、改善根据地财政状况的重要经济工具。这一制度在皖南事变后日趋成熟，并在“保障供给、发展经济”的总方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货物税制度是如何配合抗日根据地“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的，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从各时段研究成果分布看，相较全面抗战时期，对土地革命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货物税制度的专门探讨较为少见。

具体来看，在制度史视角下，围绕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条例与税则等相关制度文本的讨论是学界的重要研究途径之一。一些学者从货物税条例的出台过程及文献内容出发，详细梳理了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条例的制定与修订过程，并讨论历次货物税条例制定背后的经济考量，总结出根据地货物税制度的正规化与科学化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把关注视野扩大至历次货物税条例的进出境税率表附件内容以及估价委员会相关文件，进一步考察税率的结构与估价方法的确定方式，认为边区货物税制度在制定初衷与效果上体现出鲜明的保护主义特点。此外，盐税作为陕甘宁边区最先开征的重要货物税税种，也得到较多的关注。有学者专门分析了历次货物税条例修订过程中食盐出口税率的变化情况，进而讨论边区盐税政策在食盐运销中扮演的经济工具意义。也有学者通过进一步考察边区盐税政策背后的管理制度变迁，认为其中可体现出中共精细化管理尝试的历史经验。

以上述对陕甘宁边区货物税制度的讨论为基础，不同根据地货物税制度实施中的差异与关联问题成为学界讨论进一步深入的视角之一。例如，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相邻，具有相当规模的跨区域贸易市场，两区域货物税制度的关联问题得到学者关注。在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通过考察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特定市场基础，梳理其货物税条例与税率在修订中，与陕甘宁边区之间从趋同到完全一致的过程。近年来，有学者在认同上述统一性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晋绥边区货物税条例及相关文件，发现其在具体内容上呈现出更加显著的具体化特点。又如，华中抗日根据地各区域货物税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也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总结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各区域经济基础不平衡的形势下，货物税制定与管理内容在不同根据地呈现出“同而不同”的特点。也有学者进一步以微观视角考察了区内鄂豫边区基于经济发展基础与特点，制定有利于区内土特产品出境、保障重要统制物资入境的货物税率具体内容，认为地处汉口外围的特殊市场环境为边区货物税的顺利征收提供了特定条件。

基于上述成果提供的基本史实，近年来经济史视角下围绕历史数据对抗日根据地货物税经济效应的探讨成为学界新研究趋势。在财政效应方面，有学者通过对陕甘宁边区货物税在历年根据地财政税收中的占比变化的考察，认为货物税构成了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极大地缓解了边区财政困难。在保护效应方面，有学者全面测算了陕甘宁边区历年“必需品”“半必需品”“非必需品”的出入境税税率及“原料品”“初级加工品”“制造品”出境贸易占比变化，认为边区货物税的施行初步改变了边区以农产品或原料品出产为主，工业品仰仗外部市场的不利贸易地位。也有学者综合讨论货物税的财政与保护效应，基于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税收、商业资本、贸易量与工厂数量等历史数据的考察，认为根据地货物税制度在增加根据地财政收入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发展与商业繁荣。

（二）贸易管理机构及其缉私职能

贸易管理机构承担着根据地进出境货物税的征收，以及缉私活动的开展工作，是保障根据地贸易政策执行的行政力量。长期以来，学界仅将根据地贸易管理机构作为根据地贸易政策的制度延伸而简单叙述。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根据地贸易管理机构作为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经济管理实践的重要体现，其性质、沿革与职能逐渐成为了学界的新兴论题，并在近年来诞生一批研究成果。

有学者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出入境管理机构的名称与职能内容变迁，认为根据地出入境管理机构具有关税征管、贸易与金融管控、缉私等基本职能，具备海关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聚焦各抗日根据地贸易管理机构的成果不断出现，在其不同的演变过程中体现出新民主主义的共性特征是学者目前的共识。有学者分析了陕甘宁边区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随贸易政策由“自由”到“统制”变迁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认为在这一进程中贸易机构体现出明显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管理特征。有学者则聚焦华中抗日根据地各地贸易管理机构设立与发展的制度史脉络，并认为皖南事变后华中各地贸易管理机构由分散到统一的历史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新民主主义海关的建立奠定基础。此外，也有学者考察了晋冀鲁豫与晋绥边区贸易管理机构的机构沿革情况，并分析了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贸易政策从“统制”到“协调”的演变过程中，贸易管理内容逐渐呈现出的新民主主义演变方向。此外，关于土地革命与解放战争时期贸易管理机构的研究尚无专门成果，仅有少数学者在论述中有所涉及。

在贸易管理机构的各项职能中，缉私制度事关根据地贸易政策的贯彻与进出境税征收的保障，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近年来，学界围绕根据地缉私制度的建立及运行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基本史实基础。与贸易管理机构相似，围绕根据地缉私工作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全面抗战时期。

从根据地缉私制度的总体运行情况出发，有学者列举了各抗日根据地缉私专门机构的设立与缉私条例的出台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各类缉私条例的具体内容，重点考察了根据地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缉私工作开展情况。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学界关注方向更多体现为聚焦具体区域缉私制度的个案研究。有学者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缉私机构与职能的考察，认为边区缉私机构与贸易管理机构经历了“统一—分离—再统一”的特定历史进程，并通过对缉私案件与没收品价值统计数据的讨论，肯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缉私工作的成效。也有学者从法规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边区缉私法规及相关制度性文件的文本分析，认为边区缉私制度体现出松散性与临时性的历史局限性。

相比陕甘宁边区，地处敌后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面临更为严峻的日伪武装走私形势，其缉私工作也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其在缉私工作开展中体现出的不同特征是学界讨论的焦点。有学者注意到基于上述形势华北根据地缉私工作与武装力量紧密结合的必要性，认为缉私队伍建设在根据地缉私力量的组建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一些学者则关注到根据地缉私力量普遍不足对工作策略水平提出的要求，进而阐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在“物质激励”与“动员教育”工作下团结商人与群众缉私策略的形成过程。也有学者关注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工作面临的抗日政权“统而不同”背景，在肯定历史成效的基础上，从具体政策与机构设置角度讨论了缉私工作在应对“因地制宜”问题中的局限性。

以上研究从根据地贸易税收与管理机构职能这一系列论题出发，呈现了中共局部执政时期根据地贸易税收与管理具体途径的基本史实，将制度史视角下的根据地贸易史研究进一步具体化，把根据地贸易史研究由“概述”提升至“专题”的研究层次。在研究中，学者同样对不同根据地货物税与贸易管理内容及其演变的特殊性问题予以关注，从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区域性史实基础。

三、根据地贸易组织

在根据地贸易建设的历史实践中，贸易组织作为贸易的参与主体与贸易管理的对象，是贸易政策与管理制度向贸易成效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学界围绕根据地公营、合作社、私营三类贸易组织的建设实践及其经济意义的探讨也是根据地贸易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公营商业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公营商业体系在全面抗战时期成熟，承担着调剂市场、促进商业流通、刺激工商业发展的职能，其中从不同角度出发评估公营商业在边区经济与贸易发展中的意义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学者从制度史角度出发，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创设与沿革进程的文献梳理，肯定其对于稳定边区经济形势、保障物资供给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更多学者进一步从经济史的视角出发探讨这一问题。有学者通过对边区公营商业行业与区域分布情况的分析，提供了公营商业是边区贸易政策实现核心力量这一认识的历史数据基础。有学者则聚焦公营商业组织与边区物资、贸易、金融等有效管理的多边经济关系，深入讨论了公营商业贸易调控在其中发挥的经济机制，并认为这一调控模式对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之后的公营经济政策影响深远。也有学者在边区公营商业经营的相关微观历史数据基础上，从利润与税款缴纳角度分析了公营商业的效益情况，定量分析了公营商业对边区财政经济的促进作用。

在陕甘宁边区以外，其他根据地公营商业运行的历史经验也得到学者关注。在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全面梳理了苏南、淮南、淮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与苏皖边区的公营商业发展历程，肯定其为抗战胜利做出的经济贡献。近年来，也有学者通过对晋察冀边区公营商业执行“对外统制、对内自由”贸易政策实践的考察，提出了根据地公营商店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若干历史局限性。

在各类公营商业组织中，光华商店是全面抗战时期较早成立、最重要的公营商店。随着近年来根据地贸易史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围绕光华商店这一重要样本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微观考察，初步厘清其沿革与运行的相关史实。有学者梳理了光华商店的机构设置概况，及其在皖南事变前后的职能演变，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聚焦光华商店运行过程中的贸易调剂与组织生产的具体实践，认为光华商店的运行经验为社会主义国营、公营商店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借鉴。有学者则重点考察了光华商店融合商业贸易与金融活动的具体方式，认为光华商店执行贸易政策开展的平价运动，起到了调剂市场稳定金融的作用。

（二）合作社商业

合作社商业是根据地为便利人民交换，抵制商业资本剥削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组织。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交换环节，合作社商业在运行过程中连接区域生产与市场的机制问题得到了学者的重点关注。有学者从合作社数量、资本来源、管理机制与业务活动等方面梳理了陕甘宁边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概况，用基本文献史实说明了消费合作社沟通公营商业与农民生产消费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从生产—销售产业链构建的经济视角出发，考察了边区消费合作社促进贸易流通与繁荣经济的内在经济机理。除上述消费合作社外，也有学者聚焦盐业运输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探讨了盐业合作社在沟通盐户、盐商、食盐市场的实践价值，及其对盐业经济由“个体”到“集体”的引导意义。

在全面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这一时空对象以外，其他时期与根据地的合作社商业历史实践也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有学者聚焦土地革命时期合作社商业在初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通过考察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在平衡军事斗争与群众生活需求的实践，肯定了苏区消费合作社的经济、政治、军事动员效应。全面抗战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商业的发展特点也得到部分学者关注，有学者叙述了晋察冀边区消费合作社基于边区特殊商业环境，沟通民众与粮食、食盐等生活物资市场的途径与经营策略，并认为其运行模式具有显著的“战时特点”。有学者在进一步发掘大量地方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晋西北消费合作社开办、运行与发展过程中经济考量的研究，在总结其中由“互助”到“合作”演变特点的同时，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消费合作社通过平抑物价发展物资交流的意义。

（三）私营商业

私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革命根据地内部市场发展与打破外部封锁具有特殊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对私营商业政策的阶段性特点及其经济影响是学界的重要论题。

其中，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私营商业与商人政策的经验教训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有学者在总体上梳理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私营商业政策随着三次“左”倾错误，在“保护”“限制”与“打击”之间的摇摆过程。在此基础上，私营商业政策在不同根据地执行的特殊性与规律性问题也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关注了井冈山根据地自由贸易政策下商业政策的特点，梳理了根据地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内容。一些学者则分别聚焦党在赣东北、湘鄂赣与鄂豫皖苏区的私营商业政策实践，认为一些地方苏区从根据地供需实际出发实行的保护私营商人政策有效保障了商贸与物资供给，而“左”倾错误下对私商的错误打击政策在一些苏区的蔓延导致了商业与经济状况的衰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土地革命时期私营商业政策的经验教训，制定与执行鼓励根据地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有学者从限制与保护两方面出发，叙述了全面抗战时期党私营商业政策的总体内容。在这一总体政策下，各抗日根据地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成效与政策差异性进一步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从商品结构角度出发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显著的阶段性特点，认为边区私商在经营内容上呈现出由原料向自产商品的变化趋势。另外有学者从商户规模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边区私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大商户减少与中小商户崛起的特征。

陕甘宁边区以外，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市场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各根据地私商政策基于不同经济起点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演变过程。在日伪经济侵略与国民党当局经济破坏下，华北区域商贸处于混乱状态，有学者基于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复杂市场环境的考察，讨论了根据地私营商业政策由“严格统制”到“鼓励参与”的变化规律。也有学者聚焦商贸发展水平更低的晋西北根据地，认为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采取了更加有针对性的培育与保护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与华北根据地相比，华中抗日根据地商贸基础较好，因此在根据地私营商业政策制定中，通过鼓励与保护私商，发挥其运输物资以打破经济封锁的主动性成为主要目的。针对这一特点，有学者关注华中抗日根据地对于私营商人的团结与组织政策，考察了根据地在争取商人与对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引导私营商业走集体化道路的特定历史实践。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私营商业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正确处理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商人问题，还面临着接管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任务。有学者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土地改革中私商政策由“打击”到“保护”执行变化的研究，认为中共在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中经历了不断地纠错与发展过程。而在中共对城市商业接管相关的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以哈尔滨为例，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私营商业政策在城市的初步实践，并基于历史数据说明其经济推动作用。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全面总结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私营工商业政策中体现出的根据地私营商业发展思想渊源，及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意义。

通过上述研究，学界已基本形成从土地革命到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在公营商业的主导作用下，由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与私营商业形成的贸易组织体系日渐成熟的基本观点，并肯定了这一贸易体系结合各根据地军事斗争与经济发展特征，充分调动广大商人与民众积极性的经济意义，从贸易组织的角度，形成了根据地贸易管理建设实现路径的基本史实。

四、根据地内外市场发展

在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贸易建设的历史实践中，解决市场问题是贸易政策制定与演变的起点；而在“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总体贸易政策下，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拓展是贸易建设成效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制度史范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界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根据地内外市场的开拓，以及其中重要进出境物资的市场建设成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诞生了一批专门成果。

（一）根据地内外市场的拓展

根据地内部市场的培育与发展既是根据地“保障供给、发展经济”政策在商业贸易领域的出发点，也是“对内自由”贸易政策的着眼点。而外部市场事关根据地必要物资的获取与内部特产的外销，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衡量“对外统制”贸易政策成效的重要标准。因此，根据地内外市场的发展过程、内容及水平是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集市是根据地内部各类商业贸易组织的主要活动形式，目前学界关于根据地内部市场的研究成果大多以集市的恢复与发展为主题。其中，基于陕甘宁边区集市发展水平较低的特点，有学者认为边区集市的发展是政府贸易政策与制度推动下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传统性与时代性并存的特征。而相对于陕甘宁边区，华北集市历史较为悠久，在贸易政策引导下的发展更为主动。在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基于根据地史料中的集市贸易相关数据，对晋冀鲁豫、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数量、分布与规模进行描述，分析了集市贸易的市场结构演变过程，肯定了华北各地集市的恢复发展对于活跃经济、调剂余缺与支持抗战的意义。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进一步从集市贸易政策的历史经验出发，聚焦晋绥边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集市贸易在恢复重建的基础上呈现出开拓发展的趋势，总结了其中正反经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借鉴意义。

学界对根据地外部市场拓展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土地革命与全面抗战时期。围绕土地革命时期外部市场问题，在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梳理了中央苏区“赤白贸易”交通路线的空间拓展过程。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中央苏区对外贸易货物内容的演变，并基于贸易额的变化讨论苏区对外贸易市场拓展成效。在此基础上，苏区内外市场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学者们关注的最新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国民党政府阻断苏区与外部市场的货物贸易流通是“剪刀差”问题的根源，而扩大各苏区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贸易对消除“剪刀差”、改善苏区产品供求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围绕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外部市场拓展问题的讨论则在多学科视角下展开。有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视角，通过对历史经济数据的整理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商路的演变，全面分析了边区贸易市场的时空特征。近年来，在经济史视角下对根据地区域间贸易互动的研究是学界的最新趋势，学者从不同区域视角出发，普遍认为根据地之间的贸易互动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经济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有学者围绕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各根据地与解放区之间的贸易交流问题展开研究，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考察了区域间贸易的规模、结构及发展，认为这一商贸往来成为推动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一体化的动力。有学者则聚焦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商贸经济往来，认为两地间经济互动呈现出由商贸到金融的一体化趋势，并由此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经济经历了基于差异性的相互独立到协同统一的过程。

（二）根据地重要进出境物资市场建设

在上述根据地内外市场拓展的主题下，不同时期革命根据地对外经济联系中，基于根据地特有经济资源，利用出口优势换取民众生活与军事必需品、保障根据地财政收入，是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管理的历史任务，也是该研究领域在微观层面的体现。

满足军民粮食供应在革命根据地对抗经济封锁的过程中，成为了根据地争取物资中的首要生存任务。由于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供应问题尤其突出。有学者从粮食出境限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角度，从总体上回顾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保障边区粮食供应上的政策与实践。鉴于粮食供应问题在日伪掠夺严重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同样严峻，一些学者基于晋察冀根据地的粮食危机产生背景，详述了边区政府采取的“粮食专卖”与“以布换粮”政策表现。有学者则认为，在粮食生产相较充足的冀鲁豫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粮食出口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体现出更为灵活的特点。华中抗日根据地位于中国传统粮食生产基地，粮食供应较为充分，其粮食贸易政策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有学者考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粮食城乡与军民流通机制的过程，认为根据地粮食贸易政策在制定中体现出限制出口资源与适当对外贸易换取资源之间的平衡考量。

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其运销在传统中国商业经济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亦至关重要。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不属于产盐区，食盐成为苏区军民必须通过贸易获得的生活物资。有学者聚焦国民党政府封锁下中央苏区食盐短缺困难的问题与解决，叙述了苏区采取灵活的政策，利用国民党政府内部矛盾，联合商人通过贸易保障食盐供应的生动实践。全面抗战爆发至解放战争期间，食盐作为陕甘宁边区与华中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特产，又成为根据地交换必需物资、保障财政收入的有效贸易资源。在较早研究成果中，有学者梳理了陕甘宁边区盐业政策由自由贸易到专卖统销的变化过程，肯定了盐业贸易政策为打破封锁，稳定金融秩序平抑物价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关注华中革命根据地盐业市场建设史实，通过对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控制两淮盐场过程的梳理，肯定了食盐市场建设对争取物资、繁荣贸易的意义。

在粮食与食盐以外，革命根据地其他重要物产的市场建设与成效也得到学界关注。钨矿是中央苏区换取必需品、保障财政的重要外销物资。有学者回顾了中央苏区钨矿开发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详细考察了苏区钨砂外销的贸易路线与方式，并基于贸易价格与出口税收说明钨矿贸易对苏区财政的意义。茶叶是皖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特产，有学者考察了茶叶贸易作为党领导下皖西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对根据地巩固与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食盐、皮毛与甘草素有陕甘宁“边区三宝”之称，其贸易运销对于边区经济意义重大。有学者聚焦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土产出口政策的演变，考察了陕北土产货物运销体系的成熟与出口市场的扩大过程。也有学者进一步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陕北皮毛外销商路与市场范围的时空变迁，认为抗战初期陕北皮毛外部市场呈现出衰落趋势，而在边区贸易政策的引导下皮毛市场得以重振。

以上成果从市场拓展角度考察了中共局部执政时期贸易建设的成效，呈现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严峻经济封锁形势，通过开拓内外市场，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基本史实。在其中，制度史、贸易史、盐业史、历史经济地理等不同领域学者初步实现了聚焦同一主题的学术对话，在不同的视角下、依据不同的方法共同推进了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积累。

五、研究展望

通过回顾新世纪以来的革命根据地贸易史研究可见，已有成果从贸易政策、贸易税收与管理、贸易组织与市场等方面出发，在研究广度与深度的提升过程中呈现出该研究领域较为丰富的时空内涵，为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建设道路基本史实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定的文献基础。然而，近年来根据地贸易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

从研究内容来看，虽然目前根据地贸易史已成为学界热度日增的议题，但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围绕该议题每年虽有大量成果发表，但其史料大多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整理出版的根据地经济史料文献，相当一部分研究以相近的视角与模式展开，其结论也较多局限于某些热点问题传统表述。从史料、视角、结论等方面来看，对于本领域真正具有实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积累。

从研究方法来看，根据地贸易史基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具有较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虽然近年来围绕该议题中共党史、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已初步实现学术对话，但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中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学科分野。例如，中共党史、制度史学者重视对历史进程的梳理与考证，社会史学者擅长对个案的挖掘与阐释，经济史、历史地理学学者偏重于基于历史数据的经济现象复原及分析。从整体上看，现有成果对该议题中一些有待解决关键问题的综合探讨尚未形成各领域研究方法的合力。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推进中共革命根据地贸易史研究，从贸易史角度进一步凝练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经济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努力：

第一，加强对根据地贸易史领域薄弱时空环节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根据地贸易史研究集中在全面抗战时期，而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成果又以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最为集中。相对而言，聚焦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军事斗争对财政支持与物资动员提出极大需求的背景下，成熟于全面抗战时期的贸易政策，此时经历了何种延续与调整进而实现了全面经济动员、保障军民供应的历史任务；在中共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大背景下，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贸易管理经验是如何影响到中共对于旧中国国际贸易的接管以及新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的，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二，探索多方来源的史料体系建设。上文已述，现有根据地贸易史成果所依据的史料，基本以已出版各类根据地经济史料为中心。然而由于“贸易”这一研究对象的双向性，目前仅依靠根据地史料或以根据地史料为主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在根据地史料中，较为规范的贸易管理与统计资料一般在1941年后形成，在1941年前根据地的贸易情况则缺乏较全面文献与较可靠数据记载；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解放区政治经济形势的瞬息万变，其贸易状态也难以准确评估，这些局限已成为土地革命与解放战争时期相关研究精度提升的重要瓶颈。而在已出版的根据地经济史料以外，旧海关贸易统计史料、国民政府经济调查统计史料、日本经济情报史料等皆载有丰富的，空间上涉及不同时期各根据地区域范围的国内贸易文献，发掘与整理这些文献中的根据地贸易信息对于改善目前根据地贸易史料的“单向性”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关注根据地贸易建设多维效应的综合探讨。众所周知，对贸易问题的讨论无法离开财政、税收、金融、产业与市场问题独立进行，因此在根据地贸易史研究中，学者需要处理好以贸易建设实践为中心的多方关系，并分析其多维效应。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学者对贸易建设配合生产建设、保障物资供应、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个案研究，但对其中一些核心关系，基于多领域多方法的全面讨论还有待进行。例如，出入境货物税的财政效应与贸易保护效应是一对重要关系，根据地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是如何平衡两种效应，在保证货物税这一最重要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影响物资供应，并通过贸易带动经济发展的。再如，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在贸易政策考量与成效体现中也是一对重要关系，根据地是如何在以内部自由市场为中心的基础上统筹“对内自由”与“对外统制”两种贸易建设手段，逐渐改善根据地面临的不利市场条件。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从贸易史角度真正提炼根据地“经济突围”的路径，进而为当今中国内外贸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双循环”良性互动的实现途径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苏区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