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不成功的理想主义试验，四届人大五位劳模成为国家领导人——十年内乱期间重大事件的人和事点评（五）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有五位来自基层的工农劳模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是由最高领导提议、倡导并与周恩来共同商定和落实的。 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姚连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五位具有鲜明工农标签的“劳动模范”集体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一次极具理想主义色彩政治实践。

一、 理想主义的试验

试验的初衷。消灭阶级差别。将工农劳模直接提拔为国家领导人，其核心动力来自于M晚年对于“防止修正主义”和“消灭三大差别”的执着追求。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让纺织女工（吴桂贤）、农民领袖（陈永贵）、售货员（李素文）等直接管理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最直接的制度体现。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了防止这批新干部脱离群众、演变为新的特权阶层，中央规定他们“三三制”工作法（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在基层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并且不迁户口、不拿国家干部工资，依旧拿原单位的工分或工薪。这种设计体现了纯粹的平等主义色彩。

尽管该试验具有反特权、崇尚劳动的道德高尚性，但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严重的制度性局限。

劳动模范虽然具备最朴素智慧与实践经验，面对国家治理对高素质管理人才要求，特别是复杂的宏观经济、外事外交与现代工业管理，五位劳模因文化和专业限制显得力不从心。既是国家领导人，又是普通劳动者，两头兼顾导致精力分散，既无法真正深入长期的国家决策，也无法真正回原岗位劳动。

 陈永贵曾坦言自己“一介庄稼汉，坐不稳那个位置”。吴桂贤面对大叠的红头文件和外事场合也曾感到巨大的压力。这表明，“劳模”的生产技能并不等同于“政治家”的治理能力。将个体在局部生产中展现的道德与技术，直接放大为治理庞大复杂国家的权力，违背了现代社会专业化分工和人才选拔的客观规律。

1976年文革结束， 1977年至1980年前后，这五位工农领导人因政治局势的转变和自身对高层工作的不适应，先后辞去或免去了国家领导人职务。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大都回到了基层或企业继续工作。如吴桂贤回到棉纺厂后，晚年还前往深圳担任企业高管，李素文、孙健等人也回归到了工厂的日常管理和技术工作当中。党和人民在后来的岁月里，依然肯定了他们作为劳动模范在生产一线做出的历史贡献。

二、理想主义试验的深层原因

高层领导在政治上一向赞赏和信任来自基层、不脱离劳动的“大老粗”。并明确提出，要让工农出身的基层优秀代表和劳动模范进入国家领导层，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政治路线。

由于在政治上一向赞赏和信任来自基层、不脱离劳动的“大老粗”，曾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观点，认为在第一线做出杰出贡献的工农分子最懂群众、最了解实际生产，认为陈永贵、吴桂贤这类在第一线做出杰出贡献的工农分子最懂群众、最了解实际生产，理应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

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干部队伍的选拔高度强调“工农化”与“年轻化”，四届人大会议试图在宪法和国家机构中确立文革的“成果”，提拔大批工农兵代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当时的一种政治风潮和体制建构（四届人大中工农兵代表的比例高达70%以上）。

干部选拔追求形式上的老、中、青“三结合”以及阶级出身。通过树立工农典型，直接将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基层工人、农民送入中央核心权力层，符合当时“三结合”的干部任用原则。

此外，也是当时的政治力量制衡与稳定大局的需要。1974至1975年初，围绕四届人大的“组阁权”，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大量起用像陈永贵、吴桂贤这样作风朴实、在群众中具有威望、且不属于特定政治派系的基层模范，有助于平衡各方力量，确保“安定团结”并推动“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三、五位劳模的成长历程及后续情况

1、陈永贵

陈永贵（1914年—1986年3月26日），6岁时随父迁居大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的是，抗战期间，陈被推选为大寨村日组织“维持会”代表，后加入组织“兴亚会。但最后组织定为“一般历史问题”。

陈永贵1969年被选为九大中央委员，1973年当选中共十大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他负责分管农业，但无明显建树。1980年9月被迫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请注意是被迫辞去）。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也批评邓并为四人帮辩护。下台后思想有所转变。

陈永贵于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因肺癌去世，享年71岁。

2、李素文

李素文（1933年/1935年—2022年），1956年开始在沈阳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卖菜。1963年，李素文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起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文革”后期，受“四人帮”的利用，李素文成为“批邓（邓小平）”先锋。1978年，李素文被免去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并返回沈阳，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组织对她定性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保留了其党籍。1978年后她回到了沈阳糖果厂当普通工人，后凭借自身的踏实勤奋，于1983年被提拔为副厂长，后又任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的副总经理。1989年9月退休。

李素文仅有初中文化，从一个每天打算盘、秤斤两的优秀基层售货员，直接跨越至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岗位。她完全缺乏治理国家所需的宏观经济、外事、法律及党务等综合政治政治素养，无法在动荡的政治高层真正站稳脚跟。

2022年4月4日，李素文在沈阳逝世。

3、姚连蔚

姚连蔚（1935年11月—2012年10月2日），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69年中共九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7年7月，中央宣布将其送回陕西隔离并接受停职检查。1979年2月，姚连蔚被正式逮捕，并关押于西安北郊监狱，接受了为期两年半的审查。 1981年左右，司法机关和纪检部门认定他在文革期间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作为工厂造反派头目，在当时的派系斗争中，他参与指挥了多场大规模武斗、冲击地方党政机关以及整肃、迫害当地老干部的行动，但考虑到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盲目追随和错误，且其已被关押教育多年，最终决定对其免予起诉。他在出狱后自学中医，曾开办中草药诊所，晚年还在其儿子开办的公司里担任“兼职工程师”。

2012年10月2日，姚连蔚在西安病逝，享年77岁。

4、孙健

孙健（1936年—1997年11月）， 1951年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成为一名铸工。1972年起，历任天津第一机械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天津市经委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1973年11月，升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年仅39岁的孙健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总理，主要分管工业和交通领域。文革后，孙健被停职审查并免职，原因在在任期间与“四人帮”成员（特别是江青）有过密集的政治接触和不当的表态交往。1978年3月，他被送回天津。他最初被安排在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 他后期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组的企业中任职，去世前的最终职务为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经理（经营经理）

5、吴桂贤

吴桂贤（1938年2月16日—2025年4月25日），1951年进入陕西咸阳的西北国棉一厂成为一名细纱车间挡车工。1969年起连续当选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并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1月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她主动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回到西北国棉一厂继续工作。 吴桂贤不是造反派，也从未参与过“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她曾自述，进京参与政治局工作时年龄最小，看到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针尖对麦芒地激烈争论，叶帅、先念等老一辈也不说话，自己只能听着、不敢吭声。她感到高层复杂的政治氛围极不适合自己，满身干劲使不出来，心理压力巨大。吴桂贤的离任属于平安落地。也是她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劳模，在迷茫与压力下作出的主动选择。

改革开放后，她前往深圳特区发展，曾担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香港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退休后，曾受邀出任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积极投身扶贫公益事业。

2025年4月25日，吴桂贤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在上述五位劳模中，社会上对吴桂贤评价最高。

四、陈永贵的大寨经验及其二、三事

1、对大寨经验的评价

陈永贵创造的的“大寨经验”，或许在大寨是成功案例，在早期大寨发展中，也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业绩。但在全国全面推广，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政治挂帅的模式给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破坏。

人们不知道的是，为迎合政治需要，后期大寨的粮食产量长期存在严重虚报，树立了浮夸风的不良示范。大寨经验强调“人定胜天”，强行在不适宜的地区毁林开荒、平整土地、大搞过度修梯田。这种不顾自然生态规律的盲目改造，不仅劳民伤财，还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与生态恶化。 大寨经验中， 农民正常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遭到割除，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全国大面积农村长期处于贫困和粮食短缺状态。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后期与文革的“阶级斗争”深度绑定。任何对大寨模式或产量数据提出质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会被扣上“反对大寨”、“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遭受残酷批判和迫害。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正式宣告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将该模式定性为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危害。

2、陈永贵的二、三事

作为一名基本不识字、缺乏现代科学常识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在国务院高层办公和外出视察时，留下了不少因文化水平、认知局限引发的“黑色幽默”或令人哭笑不得的轶事。

一次陈永贵去外地视察农业工作，谈到当时的杂交高粱推广技术时，他突然冲着身边的农业技术人员发了火： [“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第二代就退化，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高粱种了几十年，现在不也还在种？！” 他将“传统的自然留种”与现代遗传学的“杂交第一代优势（F1代退化）”混为一谈。在场的农业专家和官员面面相觑，想解释又不敢反驳，场面十分尴尬，成为了当时科技界私下流传的“科学常识笑话”。

陈永贵虽然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他几乎不识字，无法阅读和批复大量专业性的国家机密文件和国务院报告。 为了完成审批工作，他的秘书每天必须把冗长的文字报告翻译成大白话，一句句念给他听。听完后，陈永贵只需在文件上画个圈，代表“同意”。

刚进北京时他被安排住在戒备森严的钓鱼台国宾馆，但他习惯了自由的农村生活，觉得像被关在笼子里，甚至连去王府井逛街都不被允许（保卫部门称无法保障安全）。他十分烦躁，最后给毛泽东写信（由秘书代笔）要求搬出去，并幽默又无奈地抱怨：“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待不下去。”

1980年1月，随着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提出许多经济新举措，思想停留在文革时期的陈永贵完全无法理解。在一次国务院会议结束后，他在走廊和休息室拦住邓小平，极为严肃且迫不及待地连续质问： “小平同志，你天天开会不断提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邓小平听完，掐灭了手里的熊猫牌香烟，冷峻地笑了笑（陈永贵后来回忆说那个笑让他感到“非常可怕”），随后直接用一句话将陈永贵怼得面红耳赤： “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这番“走廊对决”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内部不胫而走，成为了一个“老文革派思想跟不上时代”的标志性政治轶事。

这些看似“笑话”的段子，实际上正是那个特殊时代“大老粗掌权”所带来的治理尴尬和历史缩影

总结

1975年五位劳模成为国家领导人，是当代中国一次用政治权力强行打破社会分工、试图一步到位迈向理想社会的“乌托邦社会工程”。 它证明了仅凭高尚的道德激情和阶级成分，无法替代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专业知识与制度理性。但也正因为这场试验的受挫，促使中国在此后的改革开放中，坚定地走向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务实道路，完成了从“理想乌托邦”向“现代国家治理”的理性跨越。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