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台背景及对当代中国历史影响——十年内乱重大事件人和事点评（十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新编》）。这篇表面上的文艺评论文章，拉开了文革序幕，被公认为是文革导火索。该文的发表及其随后的政治升级，对当代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且灾难性的影响。

一、文章出笼过程

笔者研究文革史时，越来越感觉《评新编》这篇文章的重要。研究文革史，如果不能对《评新编》影响力有清晰理解，是难以对文革有全面清醒认识的。《评新编》不仅是文革的导火索和实际起点，也是十年文革灵魂人物江青从幕后走向台前、正式登顶中国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道理很简单，《评新编》署名是姚文元，但具体实施，并准确反映策划者旨意的则是江青。江青是这篇文章出台的关键人物——前线总指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受制于党内早期的相关规定，江青很少直接干预高级政治事务。从1962年开始，江青以指导京剧改革（搞“样板戏”）为名，频繁插手文艺界。而秘密组织撰写《评〈海瑞罢官〉》，是她第一次直接参与党内最高层权力博弈的重大政治行动。这篇文章的成功发表和后续引发的政治海啸，说明江青首次政治秀获得极大成功。

1965年初，江青在北京多次试图组织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但遭到北京市委和宣传系统的抵制，江青随即前往上海，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的协助下，秘密组织撰写批判文章。他们选中的执笔人，是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擅长政治批判的此时只有34岁的青年才俊姚文元。

《评新编》整个撰稿过程处于绝对保密状态。起草小组对外断绝一切非必要联系，姚文元在极其隐秘的环境下查阅历史资料和反复改稿。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往来信件和稿件不走常规机要渠道，全部由专人秘密传递。

从1965年春季开始，姚文元在张春桥和江青的直接指导下，针对历史材料的定性、政治术语的升格进行了反复修改，前后历时大半年，改了九个版本。稿件修改到一定程度后，被秘密呈送正在外地巡视的策划者，策划者亲自审阅了修改稿多达三次，并对文章最后政治定调给予了明确指示。

1965年11月10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上海《文汇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突然刊登了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拉开了文革的大幕。

二、出笼的动机

《评新编》出笼，其动机和目的极其复杂，交织着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严峻估计、对党内高层权力与路线分歧的焦虑，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判断。

（一）政治动机——一箭三雕

《评新编》的最直接、最核心的政治动机，是为了在党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清除那些在策划组织者看来已经篡夺了部分中央权力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修正主义分子”。

1、矛头直指彭德怀与“翻案风”

《海瑞罢官》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于1960年写成。该剧讲述了明代清官海瑞不畏权贵、为民请命、退还田产的故事。策划者主观地将这部戏剧与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因此，批判《海瑞罢官》的首要政治目的，就是从舆论上彻底封杀党内可能出现的为彭德怀及“右倾机会主义”平反的“翻案风”，从而巩固庐山会议的政治成果。

2、迂回包抄，突破“针插不进”的北京市委

当时由彭真领导的中共北京市委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王国，呈现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态。吴晗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其背后是整个北京市委的政治庇护。策划者感到在北京无法发表批判文章，才选择绕过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组织姚文元撰写批判文章。通过批判吴晗，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突破口，以此为跳板，进而打倒彭真、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长）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组织路线上不一致的高层领导人，彻底摧毁北京市委这一政治壁垒。

3、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预演

在策划者看来，当时中央一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在推行一套“修正主义”的路线，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评新编》是策划者对中央一线发动全面政治进攻的战略信号弹。通过看似属于文艺领域的批判，测试各方反应，为随后公开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做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二）经济与路线动机：捍卫“三面红旗”，反击“单干风”与“退田风”

《评新编》出台的时代背景，正是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为了挽救崩溃的农村经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推行了“三自一包”（自由地、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调整政策，这在当时被贬斥为“单干风”。

1、严防“退田”摧毁集体经济

在戏剧《海瑞罢官》中，核心剧情之一是海瑞强令贪官和乡绅“退田”给农民。《评新编》将剧中的“退田”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宣扬“退田”就是影射和支持当时党内部分人主张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放弃集体化而走向“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使中国农村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因此，《评新编》批判该剧的经济动机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将“单干风”彻底批倒批臭，捍卫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2、不容置疑“三面红旗”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被合称为“三面红旗”。尽管这几项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但策划者认为其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执行中出了偏差。因而不能容忍任何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吴晗剧中的海瑞不顾一切批评朝廷、要求退田的形象，《评新编》批判该剧，旨在向全党发出警告：任何人不得利用历史或文艺形式来算大跃进的政治账。

（三）意识形态与文化动机

在策划者看来，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依然根深蒂固，并正在腐蚀无产阶级政权。

1、夺取文艺领导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教育、出版和宣传部门长期由周扬、陆定一等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内官员主管。在策划者看来，文化部“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接近工农兵，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海瑞罢官》作为一部受到广泛好评的“历史剧”，在策划者看来恰恰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占领社会主义舞台的典型标本。《评新编》出笼，就是要采取“大破大立”的手段，用激进的无产阶级政治话语强行驱逐传统的、历史的、温和的文艺创作，彻底夺回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2、思想动员

在策划者看来，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仅仅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够的，必须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触及人们灵魂的群众性文化大革命。《评新编》出笼，是将阶级斗争从政治、经济领域全面延展到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关键一步。以此向全社会示范：任何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都是阶级斗争。这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挑起了激进的政治狂热，为随后的群众运动做好了阶级斗争的心理和理论准备。

（四）防止中国“变修”与应对国际对抗

《评新编》出笼，不能脱离当时复杂的国际冷战背景以及中苏交恶的现实。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在策划者看来，苏联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评新编》就是为了在政治和文化上建起一道防火墙，彻底割裂与苏联式“修正主义”的任何一丝思想联系。

三年困难时期后，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在党内有所抬头，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加剧。《评新编》通过批判《海瑞罢官》，把群众对现实官僚体制的不满，成功引向所设定的政治敌人身上，从而实现理想中纯洁的、没有特权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社会。

三、影响力

《评新编》出笼后，几乎按照策划者策划的线路，迅速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1、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倒台

文章发表后，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试图将讨论局限在学术范围内，并组织撰写了《二月提纲》。然而，这被视为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对抗表现。

为了撕开北京市委的防线，批判矛头迅速扩大到吴晗、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炮轰“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扎记”：他们此前在媒体上发表的杂文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1966年5月，全党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的狂潮。通过打倒“三家村”，成功将北京市委定性为“修正主义窝点”，直接导致了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彻底瘫痪并被改组。

2、清洗“彭、罗、陆、杨”

在外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中央高层内部的清洗同步并进。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集中处理。

3、海啸顶峰，剑指“刘、邓、陶”

随着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文革正式全面爆发。随后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斗争的终极目标对准了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刘少奇与邓小平的边缘化。1966年夏，刘、邓派遣工作组进驻各高校试图维持秩序，被指责为“镇压学生运动”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实际失去了权力。陶铸原本作为“坚定的左派”被急调进京，并升至常委第四位。然而，因他在“保刘少奇”还是“批刘少奇”的问题上未能完全紧跟江青等人的步伐，迅速被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标签。1967年初，“刘邓陶”被正式捆绑在一起，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4、 借此组建“中央文革小组”权力核心

《评新篇》文章出笼，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加上后来在北京汇合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成为了1966年5月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骨干。

《评新篇》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在文革前半期，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政治局的职能。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主持工作），其政治地位迅速飙升，从一个普通的党员一跃成为可以向元帅、副总理发号施令的政治巨头。

四、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评新编》的出台，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骨牌，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政治生态、文化根基乃至民族心理，造成了长达数十年、乃至至今仍在消化和反思的深重影响。

1、开启了十年浩劫

《评新编》是越过党内正常的集体决策机制，通过地方报纸和非正常渠道向中央一线发难的信号弹。它直接导致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国家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全面内乱与无政府状态（“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2、确立了“无限上纲”的株连模式

《评新编》的逻辑彻底摧毁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任何学术观点、文学创作、甚至是日常言论，都可以通过“政治影射”的手法被定性为反党集团。这种“以文治罪”的恶劣先例，导致后来文革中抄家、告密、逼供信、批斗成风，宪法和法律形同虚设。

3、 知识分子群体遭受毁灭性打击

作为《评新编》一文的直接受害者，吴晗不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更遭受了惨绝人寰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最终于1969年在狱中悲惨含冤去世，其家人亦未能幸免。受此案株连，全国的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发生大地震。大批如翦伯赞、田汉、老舍等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迫害致死或自杀。

4、文化全面倒退

《评新编》一文确立了一种极左的文艺审查审查范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导致了此后十年间，除了江青一手扶持的几个“样板戏”外，中国大地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文学创作和思想探讨，中国文化历史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结语

《评新编》的发表，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沉重的符号。它以历史学术和戏剧评论为幌子，行政治清剿与夺权之实。首先通过“三家村”敲山震虎，接着通过“彭罗陆杨”斩断中央一线的臂膀，最终完成了对“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面夺权。这场海啸以文字开始，以政权更迭和十年浩劫告终，展示了意识形态批判在特殊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毁灭性政治能量。

《评新编》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于：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坚决杜绝将学术与文化问题政治化、阴谋化；必须高度警惕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与法治废弛；只有坚持思想解放、民主法治与理性务实，国家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走向真正的繁荣与文明。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