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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正行丁薛：农村改革在“文革”中的一场“预演”

——1972年安徽滁县地区来安县广洋大队“包产到组”

发布时间：2026-07-13 11:09 作者：江正行丁薛浏览：533次

——1972年安徽滁县地区来安县广洋大队“包产到组”

研究农村改革史的一般都认为，联系产量的农业承包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在农村改革前，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期，一次在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至于后来的十年“文革”，基本上就是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农业学大寨”的极左做法覆盖了整个时期。近来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研究后发现，试图突破集体经济中“大呼隆”劳动和统一分配低效管理模式的努力，即使是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基层的干部和农民，仍然在顽强地坚持。

1972年11月，在上级一度强调要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时，滁县地区（现为滁州市）来安县大英公社广洋大队在一次党支委会议上，研究了如何改进劳动管理问题。大家感到“大呼隆”调动不了社员积极性，大寨式的评工记分，要么熬夜吵架，要么最后变成死分死记，都不是好办法。他们以“六十条”中第三十一条规定为依据，在队里划分几个常年作业组，把土地、耕牛、农具划到组，实行包产，超产奖励工分，减产扣除工分。支委会作出决定后，召开了生产队长会议贯彻。会后有的不同意划，说：“这样一划，思想就划坏了！”有4个生产队大陡门、新塘、广洋、大庄子立即把组划起来了。大陡门生产队17户，划了4个组，其他3个队都划了东、中、西3个组，耕牛因强弱不好搭配，通过拈阄子办法分到组.牛房，3个队是统一拴的，每个组各派一名饲养员，大庄子队因无牛房而分户拴。牛草，贷款统一买，统一挑。农具，各队均因数量少，有的还坏了，无法分配，作为遗留问题待后解决。土地按好、中、差划分三份，孬好远近搭配，按各组劳力底分计算分配。产量，按全队分配需要加总，按亩分到各组，秋后算账分配，对杂工、手工业、副业等项，也都做了具体规定。分组不久，正赶上冬修，划组作业，包工到人立即显示了进度加快、工效倍增的效果。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来安县委针对广洋大队的做法，专门下发文件，指出这样做，“不管动机如何，实质上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县委责成大英公社党委负责同志立即前去处理，迅速纠正。”态度鲜明，语气坚决。时隔不久，地区又派出调查组，对广洋大队进行调查，并总结说，“广洋大队实行包产到组、包工到户的教训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是它的流毒还没有肃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如此上纲上线否定，广洋的试探随即胎死腹中、半路而亡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农村，存在着一条“左”的发展思路与坚持以“六十条”为基本依据（1）的务实发展思路之间的反复博弈。

11962年颁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是在纠正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种种“左”的做法后出台的比较符合当时农村实际、照顾到基层生产队和农民部分利益的人民公社管理制度，虽然它本身是人民公社体制的产物，但在文革中极左发展思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坚持务实发展思路的人们仅能以“六十条”作为抵御冲击的“防线”，虽然在后来的农村改革中，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六十条”也自行消亡了。

广洋大队“包产到组”的出现和夭折，正是这场博弈的一个外在表现，一个生动的案例。从宏观的视角再现这个博弈的整个过程，围绕着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出现压制、转折、反思、酝酿、突破再到夭折，除了结果之外，其间的“起、承、转、合”变化几乎是后来农村改革过程的“预演”。

这个过程，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讲起。

（一）“谈‘包’色变”再升级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极左运动的高潮。当年8月8日出台的“十六条”，对农村开展运动的要求是，继续按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进行，也可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主要是在农村搞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农村，由此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浪潮，其中的“一包”，就是包产到户，认定这是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的祸根。

早在五十年代末，由于“公社化”和“大跃进”的急躁冒进，农村“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等）盛行，造成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为了尽快从当时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恢复农业生产，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全省积极推行“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虽然这项举措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被老百姓称为“救命田”，但在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指责犯了“方向性错误”，省委书记职务被免，“责任田”遭到批判并被改正，一大批各级干部也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件里，也明令禁止包产到户、包产到组。从1964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把批判“包”到户、“包”到组作为运动的重要内容，反复向农村干部群众灌输。到了文革期间，作为刘少奇的一条“罪状”，“包产到户”又被翻出来，把它和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挂起钩来，在农村中组织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开展革命大批判，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就是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政治上又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政治高压下的农村，人们闻“包”胆寒，谈“包”色变。

（二）“学大寨”又添“虚火”

1968年3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三·八指示”，“指示”提出，一切社、队都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农业学大寨，为革命种田。这是在文革运动中首次提出学大寨的号召。指示下发后，安徽省革委会很快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政工会议。会后，滁县地区各县、各级纷纷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在组织的号召下，各地赶赴山西大寨参观、办学习班的有7470人，平均每个县上千人。还有许多地方的贫下中农和干部，自带干粮、自带被包，徒步几十里，到邻省、邻县的单位学习。

学大寨学什么？在当时狂热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参观学习回来后，按照所看到的大寨样貌，有的要全面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急于忙并队，小队并大队，搞大队核算；有的忙着建砖瓦、石灰窑，准备马上盖新农村；有的虽然不打算马上并队，但一时间人心惶惶，条件好的队怕并队吃亏，忙着砍树、分集体积累、把鱼塘里的鱼捞光分掉。68年下半年到69年上半年，还刮起过“撤区并社”风，大部分县的区级建制被撤销，部分公社被合并。在集体经营管理上，推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的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结果绝大多数地方推不开，“评工记分”最终变成死分死记，“大寨工”变成了“大概工”，“你来我也来，上工带纳鞋；你走我也走，到晚七、八、九”（干好干坏一个样），“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社员劳动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劳动工效低成为多数地方的常态。在收益分配上，强调“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在生产水平低的社队，或是遇到灾年，为了完成统购任务，就会出现卖过头粮，农民口粮不足，或者要吃国家回销粮，或者要出去做小生意糊口甚至要饭，很多农户处于半饥饿状态，难得温饱。

（三）“折戟沉沙”引反思

1971年9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引起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联系农村工作的实际，看到农村在文革中出现的混乱现象，生产长期落后、徘徊，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极左”。在12月下旬召开的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纷纷发言，在分析全区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原因时，有的说，林彪的空头政治流毒甚广，实际工作中从政治到政治，不解决实际问题。有的说，没有处理好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农业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今年午收下大雨，地区正在开大会，大雨后灾情都定局了才派检查组下去，不到半个月，刚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又把下去的同志喊回来关门搞运动。工作因此堆起来了，支农物资不能及时发放，该办的事办不出去，大大影响了三秋工作，大家看在眼里，还不敢说。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是讨论中的一个焦点。滁县组的同志说，担子公社69年把6个大队划为16个，普遍搞大队核算，70年又改成11个，71年又改成7个，变过来变过去，分得“三光四不留”。凤阳组在发言中谈到，学大寨运动中，并队、收自留地一度成风。殷涧公社大周生产队5个队并在一起，方圆7、8华里，社员干活不认识本队人，生产年年下降，工分值由1元下降到7角。城南公社东方红大队在24小时之内就把社员自留地收掉了，并锣鼓喧天向公社报喜，不到两个月全部回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就合并201个生产队。自留地有的也收回了，现在全县每人5厘以下的有265个生产队，没有自留地的14个生产队。生产指挥组的同志说，现在群众的负担重。有的大队干部另外补贴，书记每月24元，会计每月22元，还有人医、兽医、集体企业、五保四属、民办教师、公社兴修水利、干部贪污挪用、超支户，等等，社员分配不到钱。

关于纠正在文革前期“农业学大寨”过程中肆意破坏党的农村政策造成的乱象，1970年下半年召开的国务院北方农业工作会议，虽然强调了要坚持执行“六十条”的主要政策规定，使基层的混乱有所遏制，但在“极左”横行的大背景下，加之会议文件本身一面强调贯彻党的农村政策，一面又高度评价大力推广“大寨经验”，一个文件内存在着“左右冲突”，在实践中就冲淡了落实政策的效果。而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倒台，政治上出现重大转折，就在12月份地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的指示”（中发【71】82号），这个文件，进一步强调了要认真落实党的有关政策，搞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学习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群众商量，不可硬搬照套；要认真贯彻勤俭办社方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得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物资；要切实解决超支户问题，保证分配兑现，等等。82号文件的总体精神，明显地带着纠正以往过左的做法，虽然从文字上看，力度超不过北方农业会议纪要，但贯彻的背景不同了，在农村形成的影响和落实的深度就大大增强了。

（四）“草蛇灰线”埋伏笔

1972年3月，根据中央82号文件的精神，安徽省委又下发了《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二十条”），这个文件在贯彻中央文件的基础上，针对文革以来安徽省农村出现的过左倾向和做法，以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主要依据，对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搞乱农村管理体制，收回社员自留地、限制发展家庭副业，随意增加农民各种负担，随意突破现行政策、搞乱社队经营管理等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纠正。

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的指导下，滁县地区各级在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改善劳动管理，恢复社员家庭副业，抓好收益分配和年终兑现等方面，集中进行整治，有效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形势很快明显好转。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安县广洋大队在实践中感到，光有分组作业、定额管理，社员还是只关心工分，虽然劳动有了数量，但难以保证质量，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联系产量，实行包产到组，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和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他们无法突破“禁区”，包产到组只能以夭折告终。

由于抓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民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1973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26.4亿斤，创解放以来最高。大约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和路线重新抬头，政治风向又开始变了，之后的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农村基本路线教育等一系列运动，把务实的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工作重重压了下去。但是，保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稳定，坚持抓好农村收益分配等，作为一个惯例，被基层干部群众保持了下来，始终未变。从1970年开始到全椒县工作的王郁昭，一手抓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推广，一手抓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尤其始终坚持抓好年终收益分配，他常提到，农民反映，你们干部到月就领工资，我们老社员一年忙到头，还分不到钱，谁还有劲干！以此强调搞好年终分配的重要。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地委领导就是从检查年终分配工作中，发现了当时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于是组织了全区农村经济大调查，形成了《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向省委报告，受到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高度重视，促成了“省委六条”的出台，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