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志愿军回国战俘历史境遇演变

2026年8月2日19:30至21:45，应南翔书苑的邀请，笔者作了“战俘——从苦难到尊严：中国军队战俘处置政策的历史变迁与人道光辉”的视频报告。约有2000听众听了报告。这是笔者第三次做客南翔书苑。由于报告内容丰富，笔者将报告内容通过系列用文字呈现给读者。

志愿军战俘共2.2万余名，7100余名回国，1.4万余人去台湾，少部分去了中立国。本文先分析回国的志愿军战俘。

一、志愿军回国战俘，7100余名

究竟有多少回国志愿军战俘，笔者给出答案是7100余名。为什么数据不能够精确到个位数，是因为一些数据至今仍然模糊。

（一）“小交换”，683战俘

“小交换”，官方正式称谓是‌朝鲜战争伤病战俘先行遣返行动‌，是板门店谈判打破僵局的关键人道主义举措。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同意。这是板门店谈判僵持近两年后首个落地的实质性共识。

双方交换规模‌：我方遣返对方伤病战俘684名，美方同步遣返中朝伤病战俘6847名，其中志愿军重伤病战俘共683名。

‌遣返时间节点‌：1953年4月20日正式启动，4月26日全部交接完成，比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提前3个多月。

美方将这批战俘从巨济岛战俘营转运至板门店交接点，多数人以担架转运方式通过军事分界线，我方接应人员第一时间为他们更换干净衣物、提供热食补给。

这批战俘的人员特征，超60%人员为严寒导致的重度冻伤，不少人脚趾、脚掌坏死被迫截肢；其余多为颅脑、胸腹等部位的重伤，或患有严重肺结核、营养极度不良。

近三分之一为连排级基层指挥人员，其余为普通战斗兵，绝大多数是在长津湖、铁原、汉江阻击战中因重伤失去行动能力被俘。‌全部是在战斗中重伤昏迷、失去行动能力后被俘，无主动投降记录，多数人在战俘营中参与地下斗争，坚决拒绝被挟持去台湾。是我方通过谈判点名优先争取归国的核心群体。

这批战俘以山东、辽宁、四川籍战士为主，平均年龄仅21岁，近三分之一是入朝作战前就已参军多年的老兵。

“小交换”代表性人物有吴成德，也是整个志愿军战俘中代表人物。吴成德作为180师代政委，是抗美援朝期间被俘人员中军衔最高的志愿军军官。第五次战役中，他选择留下带领上百名伤员打游击，饥寒交迫下误食毒蘑菇昏迷后被俘，被关押在釜山战俘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定不屈，没有泄露任何我方情报。

这批683人是我方通过人道主义谈判点名优先争取归国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战斗中重伤被俘、在战俘营坚持斗争的人员，受到各类处分的人员占比不足10%，远低于同期其他批次归国战俘的处分比例。

（二） 大交换，6052名战俘

1953年9月23日启动的“大交换”战俘遣返行动，历时43天的集中交接，最终有6052名坚定选择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从板门店经新义州踏上祖国土地。

6052名大交换战俘，加上此前小交换战俘的683名，共6735名战俘。

根据军史资料，志愿军被俘总人数约2.1万-2.2万人，其中明确遣返回国的人数为‌6735人‌，其余约1.4万人被胁迫送往台湾，另有千余人前往第三国。

在集中遣返结束后，还有14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移交给由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NNRC）管辖，安置在板门店附近的非军事区政务里战俘营。从1953年10月开始，成功说服并争取 440名 志愿军战俘改变主意，决定返回祖国大陆。这440人随后被分批移交给中方。

除了上述人员外，还有几百名由特殊原因归国的志愿军人员被陆续计入总数：

一是“朝籍志愿军”与混编人员。在战争期间，部分朝鲜人民军士兵因战斗需要被编入志愿军，或部分志愿军战士被误登记在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名册中。在战俘大交换和中立国接管期间，经过中朝联合小组的甄别与重新调整，有约 200-300名 战俘被重新划归志愿军建制并遣返回国。

二是后期陆续交接的重伤病与散失人员。停战后直至1954年初，美军和中立国在清理战俘营残余、收治医院的过程中，零星发现并向中方交接了部分因重伤行动不便、或此前身份未查明的志愿军战俘。

三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历史档案逐步解密，各地民政部门在烈士与失踪人员的复核工作中，又陆续发现了一批当年归国后直接就地安置、未在全国统一名册中登记的志愿军战俘。这些此前被误归为“失踪”的人员被逐一核实身份后，最终全部纳入归国战俘的统计范畴。

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人数最终定格在7100余人。

二、 回国志愿军战俘的命运

回国志愿军战俘，大致经历国以下三个阶段：

1. 初期的政审与“二十字方针”的转变（1953—1954）

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前后，近7000名志愿军战俘分批跨过开城三八线返回祖国。最初，他们受到了金日成、乔冠华等领导人的接见，沿途也赢得了民众的夹道欢迎。但不久后，他们被统一送往辽宁昌图的“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

中央最初对这一群体的指导方针是“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二十字方针）。在第一阶段，归管处态度相对宽疏，截至1954年2月，约80%的战俘被批准恢复了党团籍和军籍。

1954年3月，中共党内“高饶事件”爆发后，党内政治氛围骤然收紧，对待战俘的审查标准随之发生颠覆性逆转。“共产党员不能被俘”、“被俘即是变节”的极左观念占据统治地位，政审结论被大幅度推翻。

2. 处理结果的严酷异化（1954年中期）

1954年5月，最终的政审结论宣布，处理结果极其严苛：

党籍与军籍剥夺。在全部归国人员中，91.8%的人被开除了党籍；6064名党员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党籍，只有极少数重伤病、表现极好者获得“留党察看”处分。

军职与转业限制。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仅承认被俘前的军籍。除了30多名连以上干部因伤残获得转业安置外，其余人员一律以“复员”名义处理。

档案中的“政治污点”。他们的个人档案中，普遍落下了“怕死投降”、“丧失气节”、“犯有投降错误”等沉重的历史定性。

3. 政治运动中的叠加苦难（1955—1976）

带着不光彩档案回到原籍后，他们被剥夺了进入重要企事业单位、参军或提拔的资格，大多只能从事底层重体力劳动（如农民、矿工、清洁工）。在随后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革中，他们的“战俘”历史成了罪证。

由于他们曾被美军关押，并在高压下被迫接受过所谓的“自愿遣返甄别”，WG期间，造反派不加区分地将他们打成“美蒋特务”、“叛徒”或“历史反革命”。批斗、挂牌下游街、抄家折磨成了家常便饭，许多人的家属、子女也因此受到株连，无法升学、参军或入党。

笔者点评

战俘处理结果的严酷异化，上述情形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内政治环境、安全认知与政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1954年“高饶事件”的爆发，是重要的政治转折点。这一建国后首次暴露的党内重大分裂事件，让全党对“内部成分不纯”“敌对势力渗透”的警惕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本正常的干部审查逻辑，开始向“防范潜在异己力量”倾斜，全党上下形成了“宁严勿宽”的审查氛围，这种政治氛围的传导，很快覆盖到了包括归国战俘群体在内的所有历史审查对象身上。

从当时的战时认知背景来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志愿军战俘在巨济岛等战俘营的经历本身就极具敏感性。在两大阵营全面对峙的冷战格局下，战俘营中大量存在的国民党特务策反、反共势力威逼刺字等复杂情况，让战后初期的甄别工作本就带着强烈的安全防范属性。而“高饶事件”暴露出的“高层被渗透”的担忧，进一步强化了审查者的固有认知：曾脱离党组织长期身处敌营的人员，很容易成为敌对势力实施渗透的潜在载体，“被俘即变节”的极左观念，正是在这种过度警惕的氛围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同时，当时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局限。建国初期的干部审查体系，尚未建立起针对“弹尽粮绝情况下被俘”“被俘后坚持斗争”等复杂场景的精细化区分机制。在政治氛围骤然收紧的1954年，原本就偏严的审查标准直接走向极端，很多在战俘营中坚持斗争、坚决要求返回祖国的官兵，其过往的功绩被完全忽略，政审结论被大幅度推翻，最终造成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

三、 平反与名誉恢复（1980年以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拉开了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这为志愿军战俘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1、为志愿军平反做出历史贡献的人物

胡耀邦

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是彻底解决志愿军战俘历史遗留问题的核心决策者。

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期间，胡耀邦接到了大量志愿军回国归来人员的申诉信。他明确指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极端残酷条件下，被俘人员绝大多数是因负伤、断粮、失去抵抗能力才陷落敌手，不能用极左的“不成功便成仁”标准去苛求志愿军战士。1980年，在他的直接督办下，74号文件下发，从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全面为战俘平反，恢复名誉。

邓小平

时任军委主席，在审阅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复查报告时，他支持了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意见。他同意取消过去对被俘人员“政治不贞洁”、“叛徒”等极左定性，明确了“恢复军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补发工资”的“四恢复”原则，为军队系统彻底执行平反政策扫清了最大障碍。

黄克诚

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在接到关于志愿军战俘遭受不公正处分的申诉后，他亲自指示中纪委办案人员进行深入调查。他指出，许多战士在巨济岛美军战俘营里为了刺字抗议、为了升起五星红旗流血牺牲，回国后却被当成特务审查，这是对功臣的严重伤害。纪委的强力介入，使许多地方和部门积压的志愿军申诉案得以迅速解冻。

张泽石

作为战俘营总代表，他是为战俘平反奔走时间最长、国际国内影响最大的核心人物。

文革结束后，他执笔撰写了无数封言辞恳切、数据翔实的申诉信，直接寄给胡耀邦和邓小平。他不仅为自己申诉，更组织、联络了数百名北京、四川、山西籍的战俘联名上书。平反后，他撰写了《我的朝鲜战争》、《孤岛：志愿军战俘纪事》等数百万字的文学与史料作品，向全社会揭示了战俘在美军营地坚贞不屈的真相，彻底洗刷了战俘群体的历史污名。

吴成德

吴成德在敌后坚持游击战14个月后被俘，在战俘营中面对美军的严刑拷打和重金诱惑毫不妥协。回国后，他被开除党籍、军籍，下放到辽宁盘锦大洼农场劳动改造20年。但他从未放弃对党和军队的信任。20年间，他不断向中央军委、沈阳军区申诉，其坚贞不屈的历史事实最终惊动了军委高层。吴成德的平反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因为他的高官身份，直接带动了180师数千名被俘官兵档案的整体复查。

赵佐端

原志愿军第60军180师副师长。赵佐端在被俘和回国后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平反大潮到来前夕，他利用自己尚存的军队老部下、老战友等关系网络，积极在军队高层内部吹风，反映当年180师撤退失败的客观战场环境（后勤断绝、电台损坏、指挥混乱），力证被俘并非主观叛变。他的奔走让军界高层重新审视180师的历史悲剧，为大范围平反奠定了军内舆论基础。

穆青

时任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

20世纪70年代末，穆青在四川、辽宁等地调研时，敏锐地发现了大批生活极其悲惨、但曾在美军战俘营里为祖国尊严断指、刺字抗争的志愿军归来人员。穆青被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悲惨遭遇深深震撼，他顶住政治风险，指示新华社记者撰写了多篇“机密级内参”直接呈送中央政治局。这些内参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反映了战俘群体“政治上无出路、经济上无保障、子女受牵连”的现状，成为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痛下决心彻底平反的重要信息催化剂。

贺明

曾任志愿军战俘管理处干部，后任解放军某部纪委书记、少将。

贺明是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志愿军战俘历史平反和正名中的军内学者。为了给战俘洗冤，他走访了全国数千名归来人员，查阅了海量的绝密档案，撰写了《见证：朝鲜战争韩战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历程》等权威著作。在80年代平反执行过程中，针对某些地方部门“明顶暗抗”、不愿落实政策的现象，贺明利用军纪委的身份四处奔波、督办落实，是战俘们心中最信任的军内“青天”。

贺捷生

贺龙元帅之女（少将、军史专家）

在极左思想禁锢尚未完全打破的80年代初， 以贺捷生为代表的一批军旅作家，他们通过撰写《忠诚》、《风雪漫漫归故里》等纪实文学和军史报告，向全社会揭露了美军巨济岛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中，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国旗与美军、叛徒特务进行血腥博弈的真相。这些文章的发表，彻底扭转了民间将“战俘”等同于“变节者”的陈旧观念，营造了全社会同情、理解并尊重志愿军战俘的舆论氛围。

（二）平反文件出台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是该平反工作的核心纲领性文件，由党中央直接审定发布，为全国范围内的归国战俘平反工作划定了统一标准。

这份文件彻底纠正了50年代对绝大多数归来人员的不当从严处理。

文件规定：凡是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叛变投敌的，一律恢复党籍、军籍。

根据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实际情况，妥善安排工作或给予适当的离退休待遇。

消除对家属的株连和歧视。

 中央22号文件下发后，落实政策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当时基层部分干部仍然受“左”的思想余毒影响，加上一些档案遗失、补偿标准难以界定，平反工作的推进遇到了不少阻力。这项工作前后历经30年，才最终结束。

进入21世纪，中国官方的党史军史研究正式将志愿军战俘的斗争纳入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体框架中。在各大纪念馆和官方出版的战史中，客观公正地记录了被俘人员在集中营内坚拒遣返回台、心向祖国的爱国壮举。至此，全社会对志愿军战俘的评价完成了从“污点”到“革命英雄”的历史性转变。

四 、 归国战俘命运的历史根源与深刻反思

分析这一群体的悲剧成因，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的偏见，而是历史惯性、冷战意识形态以及极左政治路线共同纠织的产物。

1. “不成功便成仁”的传统观念

在中国传统的军事伦理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被奉为最高道德圭臬。自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军的政治教育中始终强调“誓死不降”，极少有大批人员被俘的先例。因此，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战俘”往往被等同于“变节者”或“贪生怕死者”。这种缺乏现代人道主义（如《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权利的规定的传统观念，成为了从上至下歧视归国战俘的文化心理基础。

2. 冷战时期极左政治路线的异化

1950年代中期国际与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路线逐步占据上风。政治审查开始陷入“唯成分论”和“绝对纯洁性”的盲区。审查人员往往脱离当时战场及战俘营极其血腥、残酷的实际环境，坐在办公室里用放大镜寻找归国人员在审讯中的“软弱表态”。任何口头上的妥协、甚至仅仅是顺从地接受了美军的体检或签字，都会被上纲上线为“丧失气节”。

 3. 大时代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历经九死一生、在血海中坚守返回大陆的7100名战俘，由于整体输掉国际心理战的阴影，反而在国内被怀疑“为什么别人都去台湾，只有你们能安全回来？是不是带有特殊任务的特务？”这种逻辑至今令人痛心。

五、吴成德、张泽石的平反细节

1、吴成德

作为志愿军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原60军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1982年3月一天，迎来了他的历史时刻。

在辽宁省盘锦大洼农场（吴成德被开除军籍、党籍后，戴着“叛徒、特务”帽子被迫劳动改造20多年的地方）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中央军委以及沈阳军区、山西省委的联合复查小组，面对已经年届70岁、满头白发、饱经沧桑的吴成德，郑重宣读了组织结论。结论明确指出，吴成德在180师突围失败后的表现并非变节。他在敌后带领残部坚持了整整14个月的艰苦游击战，在弹尽粮绝、失去抵抗能力被俘后，在美军集中营的严刑拷打与利诱面前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没有任何叛变行为。撤销1955年对其做出的“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的错误处分，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籍，恢复老红军待遇！

 据现场的目击者与大洼农场的老职工回忆，宣读平反决定那一刻的场景震撼人心：在听到“恢复党籍”和“没有任何叛变行为”这几个字时，吴成德瞬间泪流满面，双手剧烈颤抖。他颤巍巍地站起身，向宣读文件的复查组同志，敬了一个阔别了近三十年、不再标准但无比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礼。

平反这天，农场院子里响起了密集的鞭炮声，大家都在为这位受尽委屈的老红军重见天日而欢呼。

在平反文件的细节中，关于吴成德的行政和生活待遇曾有过争论。过去他被按“营级干部”打发转业。 根据中发（1980）74号文件以及中央军委的务实批示，组织最终明确：吴成德享受正军级（后明确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待遇）离休待遇。这意味着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还了他清白，更在经济和医疗上给予了最高规格的补偿。

2、张泽石

张泽石是推动1980年74号文件出台的核心人物之一。因其高学历和外语优势，张泽石在巨济岛战俘营中担任“中国战俘代表”和“总翻译”。他领导难友开展了著名的“保卫五星红旗”等反抗美军和反共特务的斗争，险些被特务暗杀。

1954年回国后，张泽石同样被开除党籍，仅承认被俘前军籍。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提出不赞成“被俘就是变节”的观点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更被扣上“叛徒”、“美蒋特务”的帽子，遭受非人折磨。

1981年5月的一个下午，对时任北京机械学院（后并入北京印刷学院）物理教师的张泽石来说，本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教书匠日子。学院系党支部书记和两位神情肃穆的军人，敲响了他家那扇门。这个看似平凡的午后瞬间，成为张泽石生命中最重要的历史定格，两位来自总政治部复查小组的军官神色郑重地对张泽石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宣读了对其正式复查结论。

 现场的细节记录下这一刻的震撼：张泽石想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在组织和军方代表面前失态，但眼泪还是像决堤的洪水一样，顺着他的面颊肆意流淌。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深深地、颤抖着向两位军官鞠了一个躬，弓得很深，久久没有抬起来。

 拿到平反通知书的那个傍晚，张泽石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西郊荒凉的田野和街道上，直到走到一处无人的河滩边，张泽石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狂澜，他猛地跪倒在干枯的草丛里，双手紧紧地把那份平反决定捂在胸口，发出了如同受伤野兽一般的嚎哭。这哭声里，包含了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屈辱、绝望与肉体折磨。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