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对外援助

文革时期对外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急剧增加。其中额度最大的是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根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多次协议，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资金和生活物资。其中包括：165架飞、810辆坦克和装甲车、3万余门火炮、177万余各种枪枝和1660万发炮弹、10.4亿发子弹；各种汽车35035辆，各种船舶686艘，各种拖拉机4730台，铁路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5.7万辆，各种筑路机械5373台；粮食539.66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06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纸张9.03万吨；此外还有大量棉花、棉纱、棉毯、服装甚至到牙膏等日用生活品。

在成套项目援助方面，主要是帮助越南抢修、恢复遭蔽机轰炸破坏的工厂和交通设施，建设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军工项目、电站、油库、油罐、轮油管等工程。在当时中国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许多物资是中国人民和军队极缺乏的。到1978年止，按当时国际价格计算，中国援越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这些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此外，对非洲、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也在中国的援助计划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坦桑尼亚一赞比亚铁路是中国对非洲援助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也是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独立后，为了冲破南非种族主义的封锁，迫切希望修建这条铁路为赞比亚解决可靠的出海口。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毛泽东对坦赞两国修建坦赞铁路的愿望表示赞赏和支持。周恩来表示，只要坦赞两国领导人下决心，中国愿意援建这条铁路。9月5日，中坦赞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由中国提供无息贷款。

1968年5月起中国派遣勘测队赴坦、赞进行勘测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动工兴建。到1976年5月，铁路全部建成，7月移交坦赞两国政府并正式投入运营。铁路正线长1860.5公里，其中坦境段975.9公里，赞境段884.6公里，多数地段位于人烟稀少、野生动物群居的千里莽原和高山峡谷中。铁路工程浩大，门类繁多，技术复杂。全线共有车站93个、桥梁320座、隧道和明洞26座、涵洞2225座;还各建有一座设备齐全、能承担机车车辆大修并制造部分零配件的机车车辆修理厂。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共37.64万平方米。建筑这条铁路所完成的土石方量达8887万立方米，如筑成高宽各一米的长堤，可绕地球赤道两周多。修建坦赞铁路，中国累计投资9亿多元，“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有1.6万人在现场施工。先后共为坦赞南国培训了1.2万多名技术工人，其中有600多名后来成为坦赞铁路局的技术骨干。坦赞两国把铁路称誉为「生命线」、「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类似项目，还有从1972年7月开始分三期施工、1978年9月通车使用的朝鲜平壤地下铁道，这是中国在停止自己续建地下铁道工程而援助的。共建成线路23.69公里，车站15个，车辆段1个。中国共提供了3.6万吨设备材料，包括电动机车、客车112辆，自动扶梯50台，电力、通风、给排水、通讯信号、车辆段等主要设备8000台件，钢轨1.02万吨，各种电缆1300公里;先后派出2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赴朝工作。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与中国建交的同时，也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从1971年至1978年的八年间，中国政府除继续向原来的30个受援国提供援助外，又增加了对赤道几内亚、伊拉克、埃塞俄比亚36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使接受中国大陆援助的国家达到66个。从1971年至1978年，中国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个项目，超过前十六年(1955一1970年)建成项目的总和;成套项目援助支出比前十六年的总和增加109%。在此期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前二十一年(1950一1970年)支出总和的159%。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援助是有必要的，起到了争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支援第三世界，牵制美国、苏联的作用。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援外工作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单纯认为经济援助就是支援世界革命，越多、越不讲条件就越革命。甚至对马耳他这样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的欧洲国家，中国也花巨资为其修建港口。在中国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和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加大了中国国内的困难。这也养成了一些受援国乘机大肆讨要的依赖思想，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从粮食、生活用品、工业设备、原材料、科学技术到军事装备，无所不包。据统计，从1954年到1978年、中国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142项成套项目援助，已完成91个，其他的也是在建中;帮助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硷、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使阿尔巴尼亚第一次自己能生产钢铁等多种产品;还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纺织、轻工、建筑、通讯、广播等部门项目。这些援助价值达1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阿尔巴尼亚平均每人得到3850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中国人均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丁6000名专家。同时在华为阿尔巴尼亚培训2000名技术骨干。必须指出的是，援助中的许多物资，是中国自己还很短缺或没有的。如红土矿为原料的冶金工艺和设备，中国自己没有，进口又买不到，中国花费了一亿多人民币为阿尔巴尼亚专门试制，建成了二十个车间。与此相反，阿尔巴尼亚一方面狮子大开口，再三索要，一方面对援助物资浪费严重。

中国用外汇进口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高级钢管他们用不完，竟当作电线杆：援助的化肥乱七八糟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对中国领导人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他们甚至提出，要中国为他们的每个农业社都提供电视机：而当时中国的大城市里黑白电视机还是如同凤毛麟角。李先念问谢胡：「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甚么时候还?」谢竟回答：「我们根本没考虑还。」再三来中国讨要援助的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凯莱齐觉得这样做不近情理，又不敢违抗命令，十分苦恼。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飙终于忍无可忍，向中央写信反映：援阿尔巴尼亚过多助长了他们的懒惰，必须重新考虑。李先念看到信说：「耿飙，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由于毛泽东表态：「耿飙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才没有被扣上「破坏中阿友谊」的帽子。

周恩来对这种盲目援外热潮曾经表示过忧虑。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51.5亿元入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高达6.7%。其中援助越南金额共26.6亿元，全部为无息贷款。周恩来批评说：对外援助，手太松了。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更高达58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1%。当年援越经济、军事总金额占中国援外的48%，外汇、粮食都占首位。越南战争停火后，周恩来准备逐步采取措施纠正这些弊端，从减轻国家负担考虑减少对外援助。1973年5月他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1974年援越计划事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说：这次越方提了一个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太大了，也不切实际;不仅我们做不到，也不合他们急需。我们从越南实际出发，告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几年时间计算。故现在先定一金额为25亿元(包括外汇1.3亿美元在内)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援助越南计划。

从1974年起，中国开始减少不适当的援外项目。即使这样，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9月，过去对外答应尚待支付的援款仍有174亿元人民币。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今后几年援外以履行已承担的义务为主，每年新承担的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总金额控制在财政总支出的4%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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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越南最高领导人黎笋访华，试图以“恢复中越关系”为筹码，要求中国继续提供巨额无偿军事援助。小平同志果断拒绝了黎笋的无理要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以恢复中越关系为筹码换取无偿军事援助，简直是痴人说梦，黎笋这人说的话不能信。”

1978年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当他被安排去瞻仰朝鲜当局耗费巨资、通体镀金的巨大金日成雕像时，小平同志非常不悦毫不客气地当面反问朝鲜陪同人员：“这尊雕像的外表从头到脚花了多少亿元的黄金贴起来？”据解密档案及历史资料披露，在离开平壤前夕，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责朝鲜把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提供的无偿援助用来修建面子工程和黄金雕像，并当面拒绝了朝鲜再次要钱、要援助的请求。

在1980年前后，特别是小平同志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后，就基本切断了无偿的对外援助。

把钱花在别人身上，不如花在自个身上。

来源：半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