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煞有介事的“蜗牛事件”

“煞有介事”一词，释义是：好像真有这回事似的。多形容装模作样、故弄玄虚，让人看起来很正经、很了不起的样子；也可指说话做事显得很认真，仿佛真有其事。

这个词，用在生活中，顶多是一个略带贬义的嘲讽，无伤大雅；而扣在某些历史事件的起承转合的肌理上，则是哭笑不得的荒诞剧，甚至是沉重的悲剧。剧中的角儿们，往往将一件本不足道的小事，放大到九天之上，吹毛求疵，声色俱厉，做出一副捍卫人间至理的模样。

1974年初春，北京城里就上演了这样一出因几只玻璃蜗牛而起的，可以用“煞有介事”一词的大戏。

事情的源头，本是为了给当时的中国增添一点“色彩”。七十年代初，中国试制彩色电视机，奈何技术不过关。谷牧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前门饭店开全国计划会议，把各省造的彩电摆出来展览，结果“惨不忍睹，蓝的不蓝，红的不红，三原色完全错乱了，成了彩色电视机无彩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急着要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的，不仅有务实的国务院业务组，还有江 青——她盼着通过逼真的彩色荧屏，向全国传播革命样板戏，乃至“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

于是，经周恩来、李先念同意并报中央政治局批准（江自己也在文件上画了圈，同意“拟进”二字），1973年12月，第四机械工业部组建考察团，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州的康宁公司，商谈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设备。

那个年代，中美坚冰初融，美国商家面对这群来自东方大国的潜在大买主，自然是竭尽地主之谊。中方的考察，也觉得很好，有合作意向。临别时，恰逢圣诞节前后，康宁公司送给考察团每人一件自家生产的小工艺品——一只手工制作的水晶玻璃蜗牛。

在美国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件精巧的圣诞陈设，寓意吉祥安宁；再深一层，无非是商家讨好买主的伴手礼。考察团的专家们捧着这晶莹剔透的小玩意儿回了国，按规矩上交展览，谁也没觉得这不长骨头的软体动物里，能藏着什么国际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

然而，在那个空气里都弥漫着政治荷尔蒙的年代，有些人的眼睛是自带“阶级分析”显微镜的。

1974年伊始，“批林批孔”运动风起云涌。四机部第十设计院里，有人盯着这只玻璃蜗牛看出了“名堂”，贴出大字报，痛斥美国人送蜗牛是敌视中国人民。考察团的人辩解说，这只是圣诞礼品，况且蜗牛还是法国名菜，未必就是“爬行”的意思。但这点常识的声音，瞬间被高亢的政治激情淹没了。

该院宣传科干部许文彬坚信自己嗅到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怀着满腔义愤，在1974年2月9日给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这（蜗牛）显然是美国反动派精心策划的，对我国的恶毒攻击和侮辱！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的考察团竟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而是当做宝贝高高兴兴的拿回来了。

从一只玻璃工艺品里读出帝国主义的恶意挑衅，这需要何等丰富的联想力？但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高层的反应。

接到这封信后，江非常重视，重视到用她自己的话说，“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来到四机部十院，看望写信的许文彬。

突如其来，许不在。值班人员一边找许，一边报告四机部和十院的领导。

那个年月，电话不普及，临时找一个宣传干事，不那么容易。江遂让人找来纸笔，当场给许写信。信中说：

我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侮辱！是美帝有求于我，并非我们求他，更不求他的侮辱！

信还未写完，许匆匆赶来。她在信末又缀上一笔：

信未写完你来啦。

请代我对四机部的全体同志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一句一个“！”，气势如虎；信末缀笔，更显煞有介事。其实，四机部的副部长高峻和部长王铮都先后赶来，她要向“四机部的全体同志”敬礼，完全可以通过部长转达。

她对许文彬一番表扬后，又对在场的部和院领导训话：“你知道蜗牛吗？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这是美国人侮辱我们的，这是美国人送给你们的礼品呀，你们的人就收下了！”

临走时，她说：“把蜗牛交给我，拿去做展览，还要退给美国驻华联络处，以示抗议”。“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

就这样，一只几美分成本的玻璃摆件，仿佛成了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这就是极致的“煞有介事”——把虚妄当真实，把荒谬当崇高，自己先入戏太深，再去胁迫所有人跟着陪绑。

当天晚上，她就让秘书给李先念打电话，要求推翻引进计划。李不动声色地把当初中央批准的两份文件原件送了过去，请她“审视”——第一份上，赫然有着她自己批的“拟进”二字。她也明白了，把文件退了回来。

但是，明白了还要继续做。2月12日，《内部参考》上又刊登文章，批判四机部和第十设计院领导：“面对着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四机部和设计院的领导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为了给这桩荒唐事收场，重病之中的周恩来不得不耗费本已枯竭的精力。他一面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紧急收回她在四机部的讲话稿和信件，一面指示外交部和中国驻美联络处，去查一查美国的送礼规定和蜗牛的象征意义。

试想一下那个画面：一国之外交公署，在百忙的国际纵横捭阖之中，竟要专门发电报、做调研，去考证“蜗牛在西方究竟代表什么”。据冀朝铸回忆，驻美联络处的官员们——哪怕是其中的左派——也觉得此事荒谬绝伦。“我们发回一封长长的电报，解释情况”。

经过一番严肃的调查，2月21日，外交部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像给小学生科普一样解释道：在西方，蜗牛是圣诞传统礼品，象征幸福、吉祥，并无快慢之分，更无讽刺挖苦之意；康宁公司只是想讨好我们，做生意而已。

周恩来将这份报告送呈毛泽东，毛点头同意。政治局正式决定收回江的讲话，礼品不必退回，也不必搞什么外交抗议。

按理说，真相大白，闹剧该收场了。可是，“四人帮”还在引导着舆论。

上海编辑出版的《朝霞》，在1974年第四期上刊登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将“蜗牛事件”入题。小说写道：

我突然发现，他桌上那只玻璃烟缸原来是只“蜗牛”。褐色的蜗牛壳下伸出灰色的脑袋，难看死了！胡政民竟然从外国老板手里接受这种“礼物”，还视如珍宝，而且还甘心象蜗牛一样跟着洋人爬行，真是奇耻大辱！我算是想通了。我拿起笔写了张条子，把那只“蜗牛”肚皮朝上翻过来，压在条子上。我写的是：

老胡老胡抬起头，

不要甘心做“蜗牛”。

中国工人志气大，

自力更生争上游。

双手造出“争气管”，

气死美帝与苏修！

不仅如此，因为这只“蜗牛”，有关部门也开始查所收到的外国伴手礼。

煤炭部的大型矿井设计考察组赴西德进行技术考察时，西德赠送的象征煤矿井下敲帮问顶的工具等礼物被说成是“洋拐棍”；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学科学代表团访日，日方赠送的一个用高分子泡沫塑料制作的牛，也被当成“水牛事件”加以批判。

闹剧一旦挂上“民族尊严”与“路线斗争”的招牌，就义正词严了。

虽然在周恩来和李先念的主持下，闹剧结束了，但引进彩色显像管的工作就此夭折了。

要知道，那是个宁左勿右的岁月，谁还敢冒着“卖国主义”、“爬行主义”的政治风险，去跟美国康宁公司签合同？这只小小的玻璃蜗牛，硬生生堵死了中美之间这桩双赢的技术贸易。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才重启谈判，等到1979年在陕西咸阳破土动工、1981年建成投产，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中国不仅为此多花了近9000万美元（约合当时7亿元人民币）改从日本引进，老百姓推迟5年才看上国产彩电，中国电视工业的底层技术路线，也因此放弃了美国的N制式，转而走上了日本的P制式。

几只小小的玻璃蜗牛，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的癫狂与虚妄；而为这通“煞有介事”买单的，却是一个国家宝贵的5年光阴与数亿民脂民膏。

抚今追昔，这只50多年前的蜗牛，真的已经爬出我们的历史了吗？只怕未必。

“蜗牛事件”的本质，是一种病态的政治过敏症，也是弱者面对外部世界时，内心深处自卑与自大交织出的怪胎。因为骨子里不自信，所以总觉得别人的一颦一笑、一草一木皆含讥讽；又因为习惯了泛政治化的思维，便本能地将一切日常器物、文化符号，统统拉到“敌我斗争”的审判台上去拷问。

而最具诱惑力的是，只要祭起“大义”的旗帜，哪怕底子再荒唐，也能瞬间立于道德与政治的不败之地。当年的许文彬，未必不懂得那只是一块玻璃，但他更懂得，把玻璃解读成“帝国主义的侮辱”，是一条稳赚不赔的政治捷径；江也未必真把一只蜗牛放在眼里，但她深知，借着蜗牛发作，既能抢占“爱国反帝”的制高点，又能名正言顺地打击政敌。

明白了这一层，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从蜗牛里读出政治的怪事，至今依然不绝于缕。

曾几何时，一件衣服上的图案、一幅寻常的插画、一个商家的促销手势、乃至建筑屋顶的一道弧线，都会被某些目光如炬的“当代许文彬”们拎出来，拿着放大镜逐寸审视，然后恍然大悟般地拍案惊呼：这里面有阴谋！这是文化渗透！这是对我们的恶意侮辱！紧接着，便是熟悉的声讨、举报、抵制，一样的义愤填膺，一样的声色俱厉，一样的煞有介事。

时代换了布景，但舞台上的戏码与心法，竟似曾相识。那些热衷于在蜗牛壳里寻找帝国主义阴谋的人，从来不曾真正关心过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百姓的福祉；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用最廉价的口号，去收割最安全的名利。

历史是一面冷峻的镜子。当年那只被退回文件柜里的水晶蜗牛，如果会说话，大约也会对今天某些煞有介事的喧嚣，发出一声幽幽的叹息吧。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