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1957年反右派运动:历史的沉思(下)
岁月飞逝。转瞬之间,我也“知天命”了。这些年,我除了采写“文革”长篇之外,把目光投向那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我在北京、上海以及全国各地采访了众多的当年的“大右派”、‘名右派”,请他们回首话当年。
一九八五年,我写出了《离人泪——葛佩琦传》,在《文汇月刊》第六期发表后,我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他们对“大右派”葛佩琦的坎坷经历及家庭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紧接着,我发表了中篇《斯人独憔悴》,以带泪的笔写了“七君子”之一、“大右派”王造时的人生坎途;写了记述“大右派”傅雷的悲惨命运的《傅雷之死》……
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郑州、上海采访,写出了六万多字的《撩开“章罗联盟”的迷雾》。在章伯钧亲属以及陈新桂先生、叶笃义先生、陈仁炳先生等等亲历一九五七年风暴的核心人物那里,了解了第一手情况。此后,我又为庞薰琹先生、叶笃义先生、陈仁炳先生等等经历一九五七年风暴的核心人物那里,了解了第一手情况。
此后,我又为庞薰琹先生写了《带泪的画笔》,为彭文应先生写了《诤友》,如实反映了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其中特别是《诤友》,在发表时彭先生的“右派”问题尚未得到改正。《百花洲》发表后,引起统战部门的重视,特地派人向我详细了解彭先生情况,为他落实政策。
我曾赴四川雅安,采访了当年的“右派”李天德,为他写了《九死一生献国策》,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表。虽然李天德当年只是个“小右派”,但是他的那颗赤诚的心,感动了众多的读者,大批读者来信飞到他手中。
在进行这一系列采访的同时,我详细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渐渐地,使我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全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我终于萌发了写作一本系统记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长篇念头,以填补这一空白。我又作了许多补充采访,写出了这本《反右派始末》。
早在一九七九年,我曾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磊落》。他在一九五七年被毛泽东称为“中间偏右的典范’,才免于灾难。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科学只能给我们知识,而历史却能给我们智慧。”一九五七年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那场风暴早已凝固成为历史。尽管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仍纷纭不一,但是,历史的准则是实事求是。我想,以冷峻的目光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事实,会给人以启迪以教益,以智慧。
来源:山水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