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人：中条山四十年的“变迁”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我去了一趟插过队的中条山区，所见所闻，令我百感交集。当我在电脑前坐下时，感觉中条山之行仿佛就是一场梦。想写点东西，却不知从何处下笔，然而我又必须写，否则就觉得对不起那里的父老乡亲。

当我走进那个曾经让我失落，让我消沉，让我无奈，又让我魂牵梦绕的小山村时，我竟然热泪盈眶。村里的老人大都已经去世，唯一一个健在的老人是一个93岁的老婆婆，当年我病的时候，她给我煮过很大一碗面，是用两个鸡蛋活的面，拌了很多熟菜籽油和大蒜汁。而那时候，菜籽油每人一年只有一斤半，家家粮食不够吃，白面就更宝贵。鸡蛋，他们自己是从来不吃的。都是攒起来，凑够一定的数量，提到大队的供销社代销点，换一点盐和煤油回来。

我见到她时，老人家居然一眼认出了我，是村子里唯一见了我就喊出我名字的人。我离开时，给了她一点钱，她推了半天坚决不要，最后她儿子好说歹说，她才收下。

村里人的生活比起40年前有了较大的改观，白面馍馍是管够吃的。他们种的果树、山楂树都已经结果受益，还种烤烟。虽然收购价格不高，但总能靠辛勤劳动挣一点活钱。村里盖了很多新房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机动三轮车和摩托车。他们说去年的苹果卖到八毛钱，而今年不好，苹果大丰收，却被雹子打了，挑出好的来只能卖一毛六一斤----我看见村口有一辆汽车正在收购----而我们在路上同样的苹果最低要卖到一块五。

我专门看望了村里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是当时我村唯一读完初中的青年，那年26岁。由于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走路跛，所以不能参加工作；又很穷，所以也娶不上媳妇。他是村里仅有的比我大而又喜欢和我聊天的人。他今年66岁，仍然孑然一身。他的住处很杂乱，他请我坐，其实我根本没地方坐。我握着他的手，很黯然。他也很黯然，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健谈和激情，一脸的木讷。

那个年月，中条山区娶媳妇就是买媳妇，而且价格昂贵。他家兄弟四个，不算上学的老四，只有老大结了婚。老三虽然没有残疾，但已经过了20岁，也是光棍。他爸他妈再也没有能力给下面的孩子说媳妇了，甚至干脆连心力都没有。如今他爸他妈早已作古，于是这世上也就没有了牵挂他的人。村里人曾乱开过他的玩笑，说他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他体验过男欢女爱没有，只觉得上帝很不公平，给了他爱的能力，却又无情地剥夺了他爱的权力。

村里五十岁往下的人几乎走光了，挣到钱的有的去了镇里，有的去了县城，钱多的则去了市里；没有挣到钱的则选择了出门打工，他们认为在村里土里刨食实在是太苦了，辛辛苦苦一年挣个千八百，的确不如到外面混，就像我们这里，有本事的都跑美国、法国去了。有些混好的偶尔开着私家车回村招摇一回，村里人认为他们都是能人，希望他们出点主意，提点建议，让乡亲们少受点苦累，多挣点钱，总之还是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不过你可不要立在村口说些不腰疼的话，山民们再温顺，如果不爱听也会骂的。

现在能够见到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他们跟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都走了，村里如果死了人，就找不到下葬的人，必须跑到镇里甚至县里去雇人。

中条山因为地处山区，县里没有火葬场，农民还实行着土葬。我在那的时候，见过一次埋人。中条山的农民会打窑洞，给过世的人打墓穴更是讲究。选好地方之后，他们就开始挖一个一米×两米多的坑，深度一般要挖三米以下，然后在侧面再打一个洞口，洞口里面再掏一个很大的空间，下面是一个非常平整的炕，把棺材放在炕上以后，用石块或砖把洞口砌死。挖墓穴时，全村的年轻人都要参加，一是他们有力气，再就是让他们最后送老人们一程，警示他们不要忘本。墓穴打造得非常精致宽绰，本意是：山里人活着窝窝囊囊，没享受过好日子，死了一定要舒舒展展，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

改革的春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一下子就直捣人们最传统最古老的习俗，别说下葬，就连哭丧也是可以花钱雇的。很多乡镇都出现了专业的殡葬队伍，从打墓穴、抬死人，一直到入土为安，全部演变为可以讨价还价的市场行为。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去世可以去市里面火葬，人们从送花圈、吊唁仪式、开追悼会、向遗体告别到火化全部实现了现代化，从生前到离世保持着一致的风光。但村民们说，因为是新生事物，这种方式要花很多钱，他们绝对承受不起。

我在县城工作过10年，自然有很多老朋友。我的老馆长还健在，今年87岁，他是黄埔军校18期的学员，解放前曾在熊向辉手下做文化官员。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受尽折磨。他对我的印象最深，因为那时候我俩经常吵得昏天黑地。我们做基层文化工作，整天就是下乡，办美术班，写作班。老人跑遍了13个公社的山山水水，从农村寻找有志于献身山区文化建设的青年，培养他们写作、绘画、演出，组织队伍，以活跃山乡的文化生活。他希望我继续他的工作。

而我当时正在热恋之中，对于没完没了的下乡非常抵触。他就说我没出息，而我就骂他没人性。40年过去了，当年我的“学生”中竟然有几个成了知名人物，这一次都见到了，他们挨个请我吃饭，一口一个老师，叫得我汗流满面。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他们做了什么，而他们却如数家珍般一一道出;哪一次我跟他说了什么话，让他顿开茅塞，终身受益。我声明这纯属歪打正着，因为我这人一生都是由着性子干，连个班组长都没当过。我也从未觉得怀才不遇，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努力过。

我县处于中条山的西部，东部山里有原始森林，我插队的第一年曾经去那里抗过木头。我很想故地重游，但是大家说那里没有路，你的年纪也不比当年，还是沿公路转一圈看看。于是我们开着一辆吉普车沿黄河边的盘山路蜿蜒而上。当车开到山里的时候，我不禁惊呆了，远处很多大山几乎被劈开，茂密的林木和植被荡然无存，露出了白色、黄色或灰色的砂石土层，好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被残忍地开膛破腹，美丽的脸庞被迎面撕烂。车子开了几十公里，虽然在封矿期间，我仍多次看见停在路边的推土机、掘进机和吊车，多次看到被破相的惨不忍睹的大山，令人触目惊心。

东山里有许多矿藏：煤、铁、石膏、大理石、铝矿石等等。但是这些矿大部分为“鸡窝矿”，开采成本过高，所以以前基本处在沉睡状态。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的地下矿藏可以允许个人开采？这些疯狂的采矿人一旦开采证到手，就变得更加疯狂。山林被毁灭，水源被污染，道路被破坏，丝毫不能唤醒他们的良知。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金钱，为了金钱他们不惜毁灭大自然。而某些官员则为虎作伥，与他们同流合污，成为他们死心塌地的帮凶。这些植被、森林、水源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保留下的生态遗产，如今却被毁于一旦，修复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在参观鹳雀楼时，讲解员说“中华”二字的来源就是指黄河两岸的中条山和华山的字首，这里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个解释是否准确，我不得其详，但是看到中条山被毁成这样，我不得不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离开县里的头一天晚上，我走访了一个农民企业家老朋友。他开着好几个消化农产品的加工厂，解决了全县山楂和部分苹果的销路。不仅如此，他还是研究农村工作的土专家，文章经常见诸山西农民报。他说村里最近聘请他回去做村支书，他也想回报一下乡亲，就答应了。我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1、支书与村民的关系；2、支书的个人利益；3、企业家回村供职的情况；4、农民目前的思想；5、民主选举以及村民自治的状态；6、县乡政府对农村的指导。

以下是他的回答：1、支书由村支部选举，村主任由村民选举。但是在农村真正说话算数的是支书，而不是村主任。2、现在的村支书没有工资，有补贴，几百块。但是如果搞开发，还是有利可图的，那就要看人的觉悟了，目前的规章制度不一定管用。3、现在有些企业家愿意回村里给乡亲们办点实事，像我这样不计报酬的人也不是我一个。县乡政府号召企业家回报乡里。4、中条山的农民老实，胆小，听话，习惯了被驱使，吃亏了就转回来，继续跟着跑，没有什么怨言，比较好领导。5、民主选举开始进行了，但是权力仍在干部手里，好像还没有发生贿选的事情。至于自治，现在基本是自治，没人管。6、县乡政府，哈哈，基本是摆设，不干事，也干不了事。现在种地自由，市场经济，你说有他们什么事？县里喊几声，乡镇基本不介入。受灾了，下来送点慰问品，电视上演演。现在的GDP靠农业也上不去，咱们县戴着一顶贫困县的帽子，年年吃救济也够了。

我想他的回答可能简单了一点，农村的事好比家务事，你不干，好像没有什么可干；但是你如果想干，你会发现有干不完的事。比如我前面说的苹果丰收了，价格就一落千丈，可是大城市的超市里面苹果价格仍居高不下，那么我想问：我们设在各大城市的办事处能不能把农民的农副产品推销一下？对运送农副产品的车辆不是有绿色通道吗？难道只搞“招商引资”？而那些“招商引资”有哪些真正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好处？据说在山上开矿的不少是“招”来的南方的富翁，当他们脑满肠肥地撤离的时候，给这块土地留下的只有伤痕累累。

人生有几个四十年？而四十年只解决了温饱，总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变化，可这变化太慢了，特别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四十年，农民除了住房（窑洞）、劳动工具、生活用品和极少的现金收入之外，他们还有什么财产？他们的积蓄甚至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和供养儿女上大学的学费。善良闭塞的中条山农民啊，你们可知道，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GDP翻了多少番？

县城的正街上，县委县政府虽然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楼，但是门前两座威严的石狮子却是新的，让人看了心里堵得慌。我非常希望从国务院下达一道命令，凡是立在政府（包括公务机关）门前的石狮子一律去除，拍卖充公，恢复人民政府的朴素面貌。政府门前摆石狮子虽然只是个形式，但反映了官员们潜意识中给自己的定位。应该让人民公仆时刻记住，这里是为人民办事的地方，绝不是封建王朝的衙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员要负责任，要做事。贪腐固然要严惩，但懒政，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依然不可饶恕。温总理的话应该像警钟一样长鸣：人民养着你们，你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