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发生的《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1978年9月11日正式复刊的《中国青年》第1期，由于公开宣传报道“天安门事件”，一度被下令停印停发。经过编辑部同仁的据理力争，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特别宽容，也得力于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为刊物说话，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拒绝陷阱

《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20日，一直以“站在新时代最前列”为己任，深受党中央的关怀和重视，毛泽东主席曾在1939年、1948年和1965年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文革中被迫停刊。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恢复出版《中国青年》杂志。

1975年8月的一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突然通知，组长谢静宜要紧急召见复刊筹备领导小组。当时，原杂志社领导丁盘石和赵喜明已调走，李彦和丁有和又出差在外，家里只有关志豪，他急忙赶到清华大学谢静宜办公室。刚落座，谢静宜就开始发话:“第一期《中国青年》要在10月出刊。刊物的主要内容是重登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你们要写好一篇社论，从阐述毛主席倡导的青年要与工农相结合入手，论‘教育革命走出去难，走回头路很容易’，现在有人就是要走回头路。”

关志豪感到很突然也很紧张，他明白这是有来头的，是冲着邓小平去的，非同小可。回到社里，关志豪设法通知李彦和丁有和赶快回来商量。大家都感到很突然，但一致认为，小平同志抓治理整顿是对的，教育界的整顿是有成效的，不整顿，还是停课、停产“闹革命”，国家就没希望了。大家商定共同负责:《中国青年》决不能用“批邓”来换取复刊。但是，硬顶不行。于是，大家商定一个计策，对谢静宜布置的“硬任务”来个“软磨硬拖”，专门成立一个“社论写作小组”，故意把社论写得达不到她的要求，一次次上送，一次次修改，拖“黄”了事。

眼看到了规定的复刊时间，社论改了好几稿总写不好，谢静宜急了，把李彦和关志豪又叫到她的办公室，发脾气了:“社论你们就不要写了，我这里已经有一篇，是‘梁效’写的，你们照登就是了。”说着，她拿出社论文稿，还有几篇工农兵学员写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稿子，要求配合着一起刊登。

这一下，把《中国青年》逼得无路可退了。关志豪急中生智，说:“谢静宜同志，《中国青年》就要正式复刊了，还是请‘十大’筹备组给作个规定，哪些稿件杂志社可以自定，哪些要送‘十大’筹备组审，哪些应送中央有关部门审，哪些得送中央政治局审；比如社论，是否要送政治局审？”李彦也说:“是呀，过去都有明确规定，这是发稿程序、组织原则问题。”

谢静宜一听就火了。她知道这是有意刁难，社论要送政治局审，实际上就是要送邓小平过目，于是很生气，说:“你们还有什么？提出来就是了！”那天，双方不欢而散，10月复刊也就搁浅了。

突然停发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复刊第一期的封面，是《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宣传画，封二是《敬爱的周总理来到我们编辑部》的两幅照片。打开扉页，是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手迹，接着是叶剑英副主席和聂荣臻副委员长为《中国青年》这次复刊题词。

我当时是《中国青年》文艺组编辑。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己全部印完。按以往惯例，我们先将复刊样本赠送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送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各位成员。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先购买和传阅。

9月10日下午4时50分，主管工青妇群团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打电话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出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有问题。韩英立即打电话将杂志社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叫去，心神不安地说，刚才接到汪副主席的电话，批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有严重问题。主要是四条: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韩英传达的这四条，含有党中央副主席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事态自然非常严重。关志豪和王江云问，汪副主席说韩志雄有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韩英说汪副主席没有说。他当即代表筹委会宣布:“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已经发到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收回，到读者手里的4.1万份将来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我们连夜给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五位副主席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恳请恢复正常发行。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早在7月22日，我们编辑部分别给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其后多次催请无结果，眼看出版日期已到，华主席又出访阿尔巴尼亚，无法再等。我们如期收到叶帅和聂帅题词，按时付印了。

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在单位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志雄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他学习。

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

第四，关于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在我们付印时，新华社尚未公开发表毛主席三首诗词。我们是用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日11日上午，编辑部将上述报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给华国锋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同时抄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汪东兴对这期刊物处理的四点意见:由汪东兴副主席去请华主席题词；增加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关志豪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再申述，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我们都可以赶印加页；但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文章非常困难，最好不要删改，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编辑部的意见被拒绝了。

无可奈何，编辑部再次申诉说明。1978年9月14日上午一上班，编辑部将信又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华国锋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时呈送团“十大”筹委会。

与此同时，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与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较多联系，于是用各种方式向叶帅、邓颖超大姐、陈云、王震等同志申诉，要求刊物内容不要删改，正常发行。为了不给耀邦同志添麻烦，我们没有为这事找耀邦同志申诉。

圆满结局

9月14日当天下午5点，团中央“十大”筹委会通知我们，汪东兴副主席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晚上8点，大家准时到新疆厅等候。

晚上8时15分，汪东兴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大厅，大厅里依次坐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和各位副主任；《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等杂志社的同志，依次坐在对面。

汪东兴首先批评杂志社无组织无纪律，没有经过他审查，《中国青年》就正式出版了，接着他批评说:“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诗词和像，还应该有华主席的照片和题词，你们都没有！”

汪东兴继续翻着刊物，提出了对报道韩志雄的文章和《青年革命诗抄》的批评意见。关志豪、王江云都表示“承担责任”。宋文郁也站出来表示承担责任，并陈述自己的看法:“这两组文章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能发这样的文章。《青年革命诗抄》内容都是反对‘四人帮’的；韩志雄是英勇反对‘四人帮’的先进青年。反对‘四人帮’有什么错？！这两组文章从标题到内文，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具体描述，也没有写‘天安门事件’的字样。青年们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献花没有什么不对。”宋文郁一口气，把我们早准备好的话统统倒了出来。

汪东兴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批评归批评，越到后来口气越和缓，从“居高临下”变成为“彼此商量”，说:“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织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

大家听得出汪东兴的话有些松动和宽容，不管口气多严厉，只要允许刊物出版发行，就谢天谢地了。于是，关志豪立即代表大家表态:“我们感谢华主席、汪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就按照您说的第二条意见办，把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

汪东兴无奈地说:“就这样吧。”最后，他宣布:“今天开会的内容就到这间屋子为止，不准外传。”说着，他起身散会。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时针正指在0时50分，回到杂志社已是15日凌晨1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