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文革与江青打交道
作者简介：王广宇，男，1930年生，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1966年6月调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1967年1-8月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
1966年夏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新的一轮阶级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阴差阳错地被卷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一名办事员。
我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1967年初，我被中央文革小组个别成员封成“办事组长”，既无任命文件又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由于我无权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错为最大幸事。
考虑到我这个负责人工作的困难，戚本禹被指定主管办事组，由他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事情直接向他请示报告。他怎样布置工作，我们就怎样去执行。我们都把他当成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工作人员发号施令的人。这一点在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怀疑。通过我的耳闻目睹，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最受江青信赖，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有来头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对执行小组的决定都很坚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们这些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会有什么“路线问题”。我们都自认为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员中工作越多，任务完成得越好，下场越惨。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值班室的七个人，其中五个人——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入监狱，两个人——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文艺组、宣传组、理论组、档案组、记者站、办信组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何罪之有？他们整天在中央文革领导的眼皮底下，俯首贴耳地、胆战心惊地为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服务。可是，首长一翻脸就把这些人先后一个个投进了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
说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有权威最可信赖的代名词，因为它是冠以“以毛主席为首”这个特称的，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誓不两立，针锋相对的概念。能够沾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边的人，一律都是“革命左派”，挂不上的就是“保守派”。这种划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各派红卫兵捞取政治资本的标准。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小组。
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组长”，她从来就没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内部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她动辄就训人，就耍横，小组成员中不论老的少的都得让她三分。至于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她眼里只不过是奴才，对工作人员训斥是家常便饭，只要她不高兴了就拿工作人员撒气。我对这位领导的态度是“畏而远之”，只要她不点名叫我，我绝不同她打交道，能躲就躲。有时实在躲不开，叫她碰上了，见了我就先批评，然后再说事。下面我把印象最深的、同江青直接打交道的几件事说给大家听。
服装问题
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办公室刚从钓鱼台十一楼搬到十六楼没几天，戚本禹从中南海打电话给办公室，让我们通知服务员赶快把大客厅的室温调好，说江青马上来十六楼开会。戚本禹交代，让办公室的几个人和管理员作好准备，迎候江青同志的到来。这是江青文革开始后从上海回来第一次来钓鱼台。
我从未见过江青，也想见见，加上工作关系，又出于礼貌，我和矫玉山在十六楼门厅迎候这位“第一副组长”。不一会儿，中央办公厅九局二处的警卫人员先步入大厅，随后，江青在戚本禹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江青穿了一身黄呢子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脚登一双黑皮马靴，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紧随其后的是警卫员孙立志，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小张等一干人马。这些人一律穿着崭新的军装。我和矫玉山站在门厅旁恭候。戚本禹陪江青走近我时，向江青介绍我说：“这是王广宇！”江青用戴着黑框眼镜的眼睛打量我一下，脱口而出一句：“怎么！是穿黑衣服的？”其实我穿的是藏蓝色卡叽布中山装，不是黑色。戚本禹对这句话没有理会和解释，江青就匆匆地走向大客厅。这是我同江青首次见面，她甩给我的第一句话。
江青嫌我穿黑衣服，说明我们的穿着使她看不惯，为了适应她的需要，我们向戚本禹反映，让工作人员一律换成军装。戚本禹原以为工作人员换军装不是大问题，没有反对。可中央文革小组开完会，戚本禹回值班室却说，“江青同志不同意都换成军装。”我们向戚本禹力争：“你们小组成员都穿上了军装，首长的秘书、警卫、随员也都穿军装，而我们工作人员整天为你们服务，同你们一起出去开会，我们穿蓝衣服，同中央文革的穿戴不配套。”
实际上，江青那时对中央和地方干部早存戒心，她用穿军装来表明对军队的信赖。当时，绿军装成为革命的象征，穿军装就意味着是“左派”，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所以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以后，穿绿军装成为一种时尚，红卫兵们千方百计地到处找旧军装。
在工作人员的强烈要求下，戚本禹答应可以从总政领一部分军装，作为外出工作服，谁跟小组成员出去就换上军装。办公室从总政领来大、中、小号军装共十几套，作为公用服装，不固定给个人。这样，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主要工作人员才算有条件地穿上了军装。
电话问题
江青刚刚从上海回来时，到十六楼开会有时候路过值班室还进来看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在大客厅开会，还到值班室的红机子上接打电话，值班室固定的三、五个工作人员她也熟了，对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还不太防备。由于首长的随员秘书、护士、警卫要随时伺候，他们不能离会议室（大客厅）太远，而十六楼又没有空房给首长的随员做休息室，这些随员们也都集中在值班室准备随时听使唤。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陆续增加，江青发现生面孔的人多了，有的她不认识。有一次，江青来值班室接电话，发现值班室人多，乱哄哄的，勾起了她的无名火，她大声斥责：“我打电话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都出去！以后我来打电话时，不需要你们在场！”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和随员们一个个乖乖地退出值班室。从此，便形成了一个制度，只要江青到值班室来打电话，工作人中不管手头忙什么，一律放下手中工作退出值班室回避。
十六楼值班室是小组成员去大客厅开会必经之处，值班室的门总是开着，一是便于小组成员交代事情，二则什么人经过门口去会议室可以有个关照。1966年秋天以前，办公室的三个组（文电组、简报组和调查组）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十六楼一层，人多房少，办公室都兼作卧室。办公室的值班室设两部红电话机，两部普通电话机，上、下、左、右，红卫兵的电话不断，都要人接。值班室又要为会议准备文件和开会需要的材料，有重要事情要随时向小组成员报告，小组成员也不时来办公室交代办各种事或发通知，值班人员要处理的事务不胜其烦，因此值班室给人感觉太乱。有一次江青又来值班室，看见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接下边红卫兵头头打来的电话，好像是请示什么事，在一旁的矫玉山向江青报告，自从中央文革电话向社会公开后，红卫兵来电话问各种问题不断，我们都无法答复。江青听后马上说：“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对下边来的电话和请示报告，一律不准擅自答复和表态，只能向小组反映请示和报告。”
从此，凡是中央文革办公室收到的请示报告，接的电话，都要做成电话记录，重要的随时送小组成员批示。一般的来电话都以“向上反映”来处理。江青的这条“指示”，成为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制度。
由于办公用房太少，电话多，互相干扰，办公室在十六楼的小客厅（紧挨大客厅）安装了一部长途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手拿耳机一手作记录，时间长了实在吃不消。我们请中央办公厅电话总机的技师帮助，在电话机上安装一个扩音器和麦克风，使接电话的人免受手拿耳机之苦，腾出手专做电话记录。安装没几天，突然有一天开会中间，江青找人谈话进了小客厅，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因大客厅开会，停止了接电话。江青谈完话，突然发现了在小桌上放着电话，扩音器、麦克风，她大吵大嚷地回大客厅指责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偷听她的谈话。正在开会的小组成员都出来到小客厅看“窃听器”，质问我和矫玉山为什么安“窃听器”。小组成员还当场作试验，看能不能窃听。我和矫玉山再三解释，安的不是窃听器，是电话的扩音器，是接长途电话用的。他们查了半天，无法窃听，这才作罢。
江青第一次说我“不精神”
1966年10月，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清算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在大小会上作记录，晚上回来整理记录写简报。这个会虽然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但原中央书记处已经无法主持工作了。由尚未被打倒的大区书记主持小组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系统由几个副总理和元帅主持会，设立了简报组，主要是组织大小会记录，编发会议的简报，多数是发言稿的摘登，发给全体与会人员。而列席这个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分别编入各组，他们则另外组织一套班子，由中央文革派几个人作记录，自己编另外的会议简报，这份简报只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几个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成员。这套简报的特点是短小、简练、不登已整理好的书面发言，重点放在会议参加者的即兴发言和会上的各种插话上，即所谓“拾遗补阙”。
在这次会上，最后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讲话，林彪也讲了话，会议的主报告是陈伯达作的文化大革以来的几个月的总结。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刘、邓也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在会上还对刘、邓说，“谁要打倒你们？我才不要打倒你们，有错误检讨就是了。”（大意）直到1966年10月末，刘、邓的问题还只是在党内高层中批判的。我也感到刘、邓还是党内问题。
在最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中央文革派杨子才、阎长贵和我在大会上作记录。大概是会议开完后的两天，我刚刚整理好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突然发起40多度的高烧，已经烧糊涂了。办公室的同志把我送进301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扁桃腺发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一个有三十多个床位的外科大病房，床挨床，经打针吃药，住了大约不到一周后出院。说心里话，我是太累了，真想趁机回家休息几天，可是主管我们的小组成员不同意我回家休息，让我在钓鱼台休息。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下我能休息吗？实际上还是拖个疲惫的身子继续为他们卖命罢了。
医生嘱咐我，出院后继续休息一段，吃流食。遵医嘱，我只好一天三顿吃挂面汤。有一天中午，工作人员已经开过午饭，我到小食堂去吃病号饭。服务员刚刚给我端上一碗热汤面。突然江青在戚本禹陪同下进了小食堂，要吃午饭，他们进来，我猝不及防，便赶紧大口吞面，想赶快离开小食堂。没想到江青凑到我桌前坐下来，端详我狼吞虎咽的狼狈状。然后说：“不着急，慢慢吃！”接着说，“我怎看你总像睡不醒似的，年轻轻的，这样没精神。”我无法解释，因为我的确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时，戚本禹过来帮我打了圆场，戚本禹说：“他生病了刚刚出院，还没恢复过来。”江青缓和下来询问我是什么病住院，我告诉她是扁桃腺发炎，发高烧。江青一听，话就来了，她对我说，解放初期她也害过扁桃腺发炎，也常发烧，后来医生给她作了扁桃体摘除手术后，就好了，再也没发过炎。她建议我把扁桃体摘掉，我唯唯称诺。聊了一会，她们要开饭了，我趁机告退，这是江青第一次说我“不精神”。
办公室改办事组
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的十六楼，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贴了一张小字报，不仅在办公室工作人员引发了一次波澜，也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肖力批评办公室工作“杂乱无章”，“不得要领”，无法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江青等小组领导也觉得办公室的工作不得力。他们认为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的领导，无法集中精力管好办公室，于是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律不再兼任办公室的领导工作。
不久，从解放军报社调来记者部主任宋琼改组办公室。大约是1966年年底，宋琼提出了改组办公室的工作方案，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首先，将中央文革办公室改名为中央文革办事组，这是文革期间全国第一个使用“办事组”的名称。其次，加强办事组的集体领导，组成了以宋琼为组长，陈满池为副组长的办事组，这个组的成员共五名，除正副组长外，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办事组集体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管理整个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过去重要情况随时一事一报，小组领导嫌麻烦、琐碎。办事组成立后创办了《要事汇报》，把每天重要的情况及时打印出来分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及小组成员和个别列席小组会的人。《要事汇报》不定期，有时一天一期或几期，有紧急、重要情况随时上报。此外，还加强了对记者站的领导，把原来由解放军报记者组编辑的、以中央文革办公室名义出刊的《快报》同记者站合并，由记者站统一编辑出版《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宋琼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每次会前，宋琼要把每日要事，需要提交小组讨论的文件先向陈伯达、江青口头汇报，由陈伯达、江青决定小组会的内容和参加人。这套会前汇报形成了制度。
宋琼主持办事组工作，大约有一个多月，就被以肖力为首的解放军报社造反派抓回解放军报批斗，办事组两位原解放军报社的成员杨子才和张文荣也同时被揪走。这样，办事组的五个成员中，解放军报社调来的三位被打倒，办事组副组长陈满池在记者站工作，未到任。原来的办事组成员只剩下我一个人。戚本禹在宋琼等被揪回解放军报社后，对我和矫玉山说，要我们两个把办事组的工作抓起来，并口头封了我俩为办事组正副组长，但是我俩不能列席小组会。
江青第二次批评我“不精神”
王力、戚本禹在宋琼离开办事组后，一再向我和矫玉山交代，办事组日常工作不能间断、停顿，一切工作照常运作。“萧规曹随”，开始两天，在开小组会前，我遵循宋琼的工作程序把当天重大情况打成《要事汇报》，和需要小组领导审阅的文件都夹到卷宗里，送到大客厅会议室，然后把卷宗放在陈伯达、江青的座位的桌子上，就赶快离开会场，他俩也没让我口头汇报。
大约是第三次，小组开会前，这次陈伯达、江青破例提前来到会议室，其他小组成员还没到，我又拿着卷宗进去，江青见我后，让我坐下谈谈今天有什么重要事情，我按《要事汇报》的内容复述了一遍，江青似乎没有认真听我的汇报，又端详我一阵子后开口说：“我一见到你就想批评你，怎么年轻轻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总像没睡醒似的？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做好工作？”我无言以对，只好愧疚地低下头接受批评。这时陈伯达的问话把话岔开了。陈伯达问江青：“他（指我）是办事组长吗？”江青向陈伯达摇摇头，没说话。我看开会的小组成员陆续到场，便向他俩告退了。这是江青第二次批评我“不精神”。
我受江青的窝囊气实在感到太冤。难道“不精神”也是罪过吗？再说我每夜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甚至连轴转为小组服务，我能打起精神吗？这次被江青批评后，我找到了戚本禹，请他换人，我没条件和能力同首长打交道，但我也不敢明说江青看不上我。戚本禹说：这样吧！以后由我同小组领导联系，你们有重要情况汇报请示先同我讲，我到会上说。后来，戚本禹又对我说，以后办事组的事由他来管。戚本禹主管办事组，对我是一种解脱。
我又无端挨批评
此后，我更加小心谨慎，尽量不见江青的面，怕她看到我惹她生气。有时小组在大客厅开会，需要向小组领导送文件的事，我都让矫玉山或李奎林去送。我只愿意做点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不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打交道是不可能的，除江青外，其他小组领导和小组成员，关注的是工作，同工作人员接触还是平等的，而唯独江青那么在乎工作人员的外在形象。
1967年的夏天，一个上午，有一次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场集合了十几万人，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文革小组不到会，他们就不开会，也不散会。大会指挥部，连续几次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催促小组成员快去参加会，那时已经10点多钟，学生已坐等两个小时了。
王力来到办事组后，我向他汇报学生等小组成员参加会的情况。王力也有些着急，他对我说：“你亲自去请示江青同志，叫她定谁去参加会。学生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不去不好。”王力又强调：“你是办事组长，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去向江青同志请示，其他同志都不能定。”
我有苦难言，就怕同江青见面，而王力逼我去找江青，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江青，心想尽量把话说得明确简短些，以免影响首长。我马上去十一楼，先找到江青警卫员孙占龙，请他向首长报告，说有要事请示。孙占龙进江青的办公室看了一下，回来告诉我首长刚起床。叫我在会客厅等一下。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大约等了十多分钟，孙占龙告诉我首长来了。我站起来向江青汇报，红卫兵在体育场开会等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由于我过分紧张，说话的声音可能都变调了。江青突然大发雷霆，说：“你看你这副样子！我看你这个样子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阎长贵也有这个毛病，这都是个人主义作祟……”
正在江青大吵大嚷的关头，戚本禹进来了。江青又冲戚本禹发火：“戚本禹，你以后不准往我这里带生人。你知道我怕见生人嘛，今后办事组有事你直接同我联系，不要叫外人来。”戚本禹向江青劝解说：“好！以后我同你直接联系就是了。”这时炊事员来给江青送早餐，戚本禹趁机对我说：“你回去吧！我同江青同志商量去参加会的事。”
我灰溜溜地退出了江青的会客室。回办事组值班室我向矫玉山和李奎林述说了我去请示江青的遭遇，并转告他俩以后不要直接去找江青，只能通过戚本禹去请示她。王力叫我去找江青请示工作，我有何辜，无端受了一通批评。
我同江青打交道中唯一没挨批的一次
在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两派斗争中，江青、陈伯达是支持聂元梓的。聂元梓得到江青的青睐，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譬如聂元梓想到钓鱼台来就来，开始在多数情况下她都受到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待。1967年4、5月，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会开完会后，已经是12点以后了，江青仍在十六楼大客厅单独同聂元梓密谈。大约凌晨两点钟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到值班室通知我说：“江青同志让你去大客厅有事！”我立即到大客厅见江青，看到江青和聂元梓还在谈什么，当我站在江青面前时，江青抬起头打量我一下说：“你马上去北大，取一件东西，快去快来，我们在这里等你拿回来，你要亲自去！”这时，聂元梓接茬说：“你到北大××斋×号，去找一位叫×××的女同志，叫她把我设计的一张复课闹革命的图取来。”因为那位女同志不认识我，我让聂元梓写个便条，聂元梓写好便条后说，“你就说我要那个图，一说她就知道了。”
我遵命立即赴北大，找到那位女同志，取回了一张图，回钓鱼台交给了江青。由于是夜间行车，交通顺畅，我又一点不敢耽搁，来回不到半小时。当北大的那位女同志交给我一张十六开纸的图时，我翻看了一眼，只不过是一张写有各系的名称和复课时间的图表，完全可以向江青口头汇报，可聂元梓故弄玄虚，骗江青，好像珍藏了贵重的“联络图”。这是我同江青打交道中，唯一没挨批的一次。
中央文革开会不作会议记录
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到1967年后，周恩来总理是固定要参加的，后来亲自主持会。当时中央常委中能代表党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只有周恩来一人，他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后来通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小组会上作了决定，需要发文件的都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这四家的名义发出。可见中央文革已经变成了政治实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从来不让作记录，这样的决策机构在会上每个人的发言和做出决议都没有记载。以往文件绝大多数是王力根据会议的议论和决定凭记忆起草，然后送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人批发。这种状况的形成和陈伯达、江青的政治需要有关，陈伯达、江青在会上往往是信口开河，说话毫无准头，如果给他们记录在案，以后出了错，他们就无法赖账，不记录，他们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出了错，一推六二五，空口无凭，抓不着他们的辫子。因此，江青、陈伯达都是“一贯正确”的。
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不作记录这种不正常状况，周恩来早就感觉到了，他主持碰头会后，提出碰头会要作记录。有一天，周总理来到办事组值班室对矫玉山等人说，今后碰头会要作记录，记录人由总理值班室出一人，办事组出一人，两人参加会议作记录。第一次由总理值班室的周家鼎和办事组的矫玉山二人参加了碰头会作记录，不知何故，江青竟然没有反应，他俩平安无事地完成了首次记录任务。由于周总理布置碰头会要作记录那天我不在值班室，矫玉山向我传达了以后碰头会要作录的指示，要我第二天去会上作记录。
为了慎重，开会前，我报告戚本禹，周总理让办事组和总理值班室到会上作记录。戚本禹不假思索地说：“那你就去吧！”
说也巧，那天晚上碰头会前周总理去毛主席那里谈事情，总理值班秘书还没来钓鱼台，我怕耽误事，就提前准备好纸笔先到了会场，坐在会议桌后边沙发上准备伏在茶几上作记录。这时参加碰头会的人已经到齐，专等总理来开会。不一会儿，周总理匆匆赶到会场，他坐定后刚说了两句话，“我去主席那里，主席讲，兰州军区的×××过去历史上是有过战功的……”
这时，江青突然发现我在做记录，她打断了周总理的讲话，阴阳怪气地说：“我们这个会需要作记录吗？”然后看着我问：“是谁叫你来的？”还没等我回答，列席会议的叶群赶快声明：“不是我叫来的！”
会场鸭雀无声，气氛异常紧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说话了：“是这样的，我说过碰头会上要记录的，不过今天这个会的内容可以不做记录！”我趁机退出了会场。
上边几件事，是我同江青直接打交道时所遇到的难堪。江青看不上我这倒是小事，但她这种蛮横无理的霸道作风实在令正常人难以容忍。而我这个忠顺的“驯服工具”都忍耐下来了。
江青指示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薄一波等人的大会。当王光美被押着出场时，她套着紧箍着身子的旗袍，头顶戴着一顶洋草帽，脖颈挂着一串乒乓球制作的“项链”，这身打扮很不合时宜，当时还是春天，却身着夏装。显然，这是对王光美的丑化和污辱。
这个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穿戴是江青亲手制造的。笔者作为见证人，把这场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和污辱的内幕告诉国人。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行前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十一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十六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转脸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记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污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回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的现场记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辞，隐去了他布置的环节，但他实际上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