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图说中国“豆选”

一次，看一段老者谈话的录象（原谅不说名姓）。 

“我们当年奔赴延安，是因为看见延安的大旗上写着‘自由、民主’几个字，后来毛 主席打过黄河，进了北京，那令人向往的东西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以至后来复杂到令人无以言说，民主似乎成了商品，要有许多的交易规则和前提……” 

记得在一次外出的列车上与友闲谈，谈到如上想法，及至对民主及民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结果是越争越乱，越是糊涂……后来就一致认为——如像“豆选”一样纯粹才好！到此谁也无法再争，似乎那就是一个公论，是盖棺，是决议了的。话题到此才忽然凉下，我那时就在咣铛咣铛的火车轮声里只想一个问题：如今什么都有了“特色” 的标签，纯正又何从谈起？老师手里的笔叫修正主义，在圈圈点点下，一切自圆其说…… 

小时候，在父亲用来装手枪的牛皮箱子里，我看到过一本证件，薄纸，红面，上书“选民证”。后来（60年代）手枪缴了，箱子里就只躺着那本选民证，这叫我好一顿联想……之前革命须得“枪秆子里面出政权。”之后有了政权，枪秆子岂不就该换了其它？接下来不几年，又风声乍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东西又充斥了中国人的大脑，再看父亲那神秘的枪匣子，看那一本红色的选民证，就只觉得那就是没有手枪的手枪了。 

“选民证”永远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民选？选甚？不知！当然该理解的是“党选”，但凡问问自己身边那无出不有的党人，却也一律如是：党选？选甚？由党派（安排）嘛！到此才心里明白了些须。 

成年后，知道了许多选举的事情，又偶然听一耳朵台湾来的民选、美国来的民选消息。就又自然想起那父亲箱子里的红色选民证，问起母亲，曰：好久不提那事啦，有甚用？就问母亲当年在延安你们如何选举，母亲又曰：党内的民主评议倒是真格儿，最终还要上头决定。不过母亲也说起陕甘宁边区农民们的选举，我就再次听到了那个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字眼儿——豆选。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首歌谣就指的豆选一事。很简单不是？很纯粹不是？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近乎于结绳记事的，原始到看似武断的技术规则其集中突显的一点就是：杜绝猫腻儿！真乃豆字当头，休要操作！ 

有一帧著名的照片（看题图）就是说的豆选。后来有马列主义者抢功，说是“党领导人民创造性的发明了豆选。”这个先不争辩，放下，存疑。 

现在再也见不着“豆选”了，“键决”取代了豆选。也难怪，若是豆选，二会间还得给大会堂运几麻袋豆儿，又由此引发用黄豆，还是黑豆，抑或是绿豆、红豆。黑龙江来的则要和河南来的、陕西来的争用谁家的豆子才是民主。《人民日报》亦因此发表社论：纵论各省豆子之品相瑕疵，何豆才是真实。又难免引发“豆门”一场，成纪检委对象。从此那中选之豆便自然标榜其“人民大会堂豆选指定专用”而卖出了好价！ 

原来豆选还是键选，不过形式而已，关键是做了皮毛呢？还是透彻内里！因此，“丢豆子”、“鼓掌”、“举手”、“投票”、“按键”这五个表决动作的演进，其实说明不了中国民主进程的真实。 

那么豆选真的就没有现代意义了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她撰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的一句感慨耐人寻味“这是（指豆选）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 

不妨从1949年开始的选举手段观察——1954年始（刚解放），鼓掌、举手通过和无记名投票表决还是主要方法。而到1957年以后，则以形式上的选举和上级任免加之鼓掌通过成了主要表决方式。再发展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就只有鼓掌一项了，因为一切都由内定。我们常听到的“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成为掩盖矛盾，敷衍政事的的手段。因此最常听到的结论就是“某某某的选举结果是战无不胜的毛 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长期来，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之所以不能充分使用，是源自于1953年2月11日，邓小平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说明中的意思“我们只在县以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而在基层政权单位，则一般采用举手表决的投票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投票的方法也还不是完全无记名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权且认可邓小平的选举发展论吧，那么想想无记名方式的道路在中国是不是走得过长了点呢？即使后来实现了无记名，且发展至“票”、“键”等等系列高科技手段，那么真就实现了心的无记名之投吗？这叫我们不由又想起史沫特莱赞美豆选的说法。 

其实东西方各国至今都未能实现豆选那样的真实。权且“相对而论”，西方的现代选举则就有相对透明，并且遭遇广普监督，但凡猫腻，又有舆论介入。而在中国的“广普”何在？中国的舆论监督又在何处呢？记得今年对温家宝的电子投票中出现了21票反对，这从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到现在短短的时间段来看尚不乐观，因为自下而上的不透明和不普选，导致最终意见相左者难成气象，这也就难免滋长当选者的“反对者成不了大气候”意思。 

对中国的普选，该先自代表自身的被选，如此一看，中国尚未起步！ 

最近读林牧先生自述《昭昭日月》，看到对当年解放区农民“豆选”的描述，是少见的亲历者的记录，录在下，供考—— 

乡长、副乡长和村长的候选人，当然是由党内提出的，但是，党内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一名，而是几名。选举是在村民大会和乡民大会上进行的。几个候选人面对选民坐在会场的第一排，每人背后放一只饭碗，村民们依次在候选人背后投豆子，豆子就是选票。投票以后，由村民选出两名计票员，得到豆子最多的人，就是当选人。在选举和计票过程中，我们工作组的人不授意也不干预。解放以后，在新区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末尾，都有一个民主建政的阶段，选举村、乡干部。我作过几次工作组长，都是按我在陝北学会的办法进行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