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我对历史性决定感到自豪”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原因，中美关系停滞不前。卡特总统上任后，下决心与中国正式建交。回顾这段历程，卡特对记者说——

引言

按照卡特中心事先与我们的约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专访中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卡特发表开场白后，本报记者代表其他中国记者感谢卡特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说，我们这次特意来采访一位老人，他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起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重要决定，这一决定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当我们两国在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地能采访您，希望您能与我们分享建交的内幕故事、对中美两国和两国关系30年来发生的变化进行评说。希望时间今天对您来说不是大问题（笑声）。新华社记者葛相文，你来提第一个问题。（图片说明：图为卡特在采访结束后与中国记者合影，右三为本报记者朱幸福。）

中国已成为世界级角色

新华社记者葛相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记得，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您刚才说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您现在如何评价中美之间过去30年关系的发展？

卡特：是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和邓小平改革的承诺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世界级角色。由于更多的改革，包括企业自主、贸易自由，允许老百姓在国内自由迁移，建立自己的自由企业体制等，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已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大规模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当然，中国在1979年以前就已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和国家的事务中有自己的影响，但现在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中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生活中已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国家，这验证了邓小平的智慧。

邓小平当时与我达成的协议其实对美国也是有益的。我们开始有些棘手的问题需要谈判，比如台湾问题。他和我同意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同意中国的（要求），除了防卫性武器外，不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但是自那时以后，有一种感觉，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恪守协议。

在亚洲，中国已经亮相，我认为美中可以在这一地区和谐相处并开展合作。我们应该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并帮助其他国家。我们维持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美国实际上也认可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青年报》记者翁翔：正如您刚才提到的，197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二是中美建交。（卡特：不过我们宣布建交早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政策。笑声。）很明显，当时您做出外交承认中国的大胆决定，其主要动力与苏联有很大关系。我好奇的是，当时您是否预想到您全面承认中国将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巨大影响？

卡特：我必须承认30年前，我没有预见到在中国国内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当我还是总统时，我无法访问中国，因为当时我面临伊朗人质危机和其他事务。我不得不呆在美国。邓小平非常希望我去访问。1981年8月，我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希望我看一看他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些变化。

中国当时没有自由企业，农民可以从事一些小生意，无论村民和还是城市居民都不允许建立自由企业。不过，农民可以养5头猪，可以修自行车。农民可以制作陶罐，可以在自家的铁匠铺制作马蹄铁。当时他希望我去参观这些村庄，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当地的农民已经可以拥有15%的合作社土地，尽管这15%的土地大都是一些沟渠和树林。当时中国还很穷，但开始有了变化。

我压根没有想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发展和扩展最快的经济体，年增长率达10%，这在全球是最快的。我从未想到我们与中国会出现如此大的贸易不平衡。我从未想到中国会持有数以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不曾想到中国通过宣布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成为当前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力量。

我们在当时从未梦想到这些事情。尽管邓小平充满智慧，但我不确信他预见到了这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低估了这些变化将带来的益处，低估了中国人民自己及他们的领袖的能力和雄心。

相互尊重是最重要因素

《人民日报》记者李学江：您刚才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的问题是，您认为，在保持与发展中美双边关系与合作中，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卡特：我愿用“相互尊重”这两个词来进行概括。这是很重要的。众所周知，明年我们将有一位新总统，同时明年也是美中建交30周年。下个月我将访问中国。我们拟定了访华计划，以便我能在巴拉克·奥巴马就任总统前三四天结束访问并赶回美国。他就职时，我将坐在主宾席上。在他就职前，我将同他本人，同他的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驻联合国大使会面。

其实，最近几天我同他们所有的人都通了电话。在我的日程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他们提出强有力的建议：维护中美两国间的相互尊重，在讨论中保持一种公开坦诚态度，使我们两国间可能出现的潜在分歧或可能发生的竞争以一种相互尊重的、和平的方式获得解决。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30年前开创的持久的友谊就永远不会面临危险。

中美建交冲破重重阻力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姗姗：尼克松总统之后为何有近十年的时间中美在建交方面进展缓慢？为什么您把建交作为任内必须完成的任务？

卡特：这是我在竞选期间经常考虑的事情。我刚才说到，我对中国有兴趣，1949年中国发生巨变的那一年，我也在那里。我很喜欢的一个舅舅曾在海军服役，他曾从中国给我寄信和礼物，我到现在还保留着。

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和中国领导人发表了《上海公报》。尼克松承认“一个中国”，但是他没说是哪个中国。在他访华后的10年中，美国人普遍认定“一个中国”指的是台湾。当时我们和台湾有全面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贸易往来也集中在台湾。我希望对此进行改变。

但是有一些战略问题让我感到担心和忧虑，那就是我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一步带来的危险和它对莫斯科的影响。当时我们与苏联正处于冷战中，核灾难的危险是现实的。我希望确保我做的一切不至于让苏联感到威胁，不会迫使他们需要采取军事手段来还击。所以，12月15日（宣布建交之后），我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勃列日涅夫的。我向他表明，与中国建交并不是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当时全球关系中涌动着一股和平的潮流。我派高层外交官到莫斯科，让苏联领导人不要过分焦虑。他们确实感到焦虑不安，威胁要取消原定的我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不过，谈判后来还是完成了。

我认为，导致（尼克松之后）近十年的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是，我的前任们不愿与台湾断交。我刚才说过，当时与美国眼中的“红色中国”建交这一步并不得人心。这就是为什么尼克松在余下的任期内，福特在他的任期内都没有像我一样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我在上任之后很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是，第一年我忙于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和平斡旋，这两个国家25年中发生四次战争。还有美苏之间可能发生核对抗的危险，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结盟，而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美苏在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后核对抗已经一触即发。这是我决定与中国建交之前的一些担忧。不过，我认为是美国的政治阻止了我的前任们像我那样做出决定。我的决定遭到罗纳德·里根的猛烈抨击。他在1980年大选中指责我放弃了台湾，以此攻击我，并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文汇报》记者：（本来还想让其他中国记者继续提问，因时间关系，卡特中心新闻主任指令本报记者提最后一个问题。）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访问，您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卡特：邓小平讲话幽默。他总是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他的洞察力很强，能分析目前形势对人民未来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文汇报》记者：我还要补充提一个问题。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您有什么信息需要向中国人民传递？

卡特：首先我要感激中国。感谢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人类的福利方面把我的国家和我个人作为伙伴。我对当时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感到自豪。这是我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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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撤军、废约”卡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中美建交的障碍得以排除。经过双方努力，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建交公报，美国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邓小平访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史从此揭开新的篇章。同年1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会晤，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邓小平在公开讲话中指出：“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

邓小平的访问在美朝野引起巨大轰动，一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席卷美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