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沛璋：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

公开的舆论监督，让人民说出心里想说的活，思考民族国家的前途，监督国家干部、官员必须走正路，这是多么好、多么重要的事情

“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的题目。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北京丰泽园饭庄的厨师陈爱武，向中国青年报社反映，商业部部长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请两位记者去调查，发现确有其事。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本报记者马北北、李鹏图采写的通讯，标题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报道中说：“（丰泽园）饭庄时常有一些‘特殊宾客’来光顾。这些人到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几十元钱，而他自己只付一二元，名之曰‘吃客饭’。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一位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他仅自1977年以来，到这里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达16次。以今年该部长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自己只付给19.52元。”这一天的报纸，还在第一版配发了题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的社论。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
报道和社论在全国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天，王磊就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他还分别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写信，表示感谢批评，并愿意补足少付的钱款。同时，王磊请商业部党组把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
一个在旧社会被看做“店小二”的厨师，现在能够公开批评、揭发中央人民政府一位部长的错误行为，这让大家感到很振奋。《人民日报》和一些地方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报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发出通报，批评王磊的错误行为，表扬了陈爱武“敢于揭露问题，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
在这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陆续刊发读者来信和各界反应数十篇。在“腐败”这个词还不流行的年代，陈爱武被认为是“敢于同特权斗争的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2年3月，王磊被免去商业部部长职务。
经过十年动乱，心灵受到很大创伤的青年，当时存在一种“看破红尘”的消极思想；而在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眼中，青年又被看成是“刀枪不入”的僵化者。一位家住浙江绍兴的青年来信说，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准则：“多阅读，少思考，不暴露。”他看到陈爱武事迹的报道，开始认为这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还替陈爱武担忧：触犯了高级领导干部，还不知道会遭什么罪呢！他万万没想到，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来得这么快，中纪委的通报和部长的自我检查打破了他的“准则”。他平生第一次投书报社，表示：“我现在确信，只有敢于向歪风邪气挑战，依靠党和人民，才能真正改变青年看破‘红尘’的思想状况。希望许许多多参加人生观讨论（指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围绕‘潘晓来信’展开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编者注）的青年，向那些投身现实、改造现实的有志之士学习，少叹息多奋斗！”
可见，公开的舆论监督，让人民说出心里想说的活，思考民族国家的前途，监督国家干部、官员必须走正路，这是多么好、多么重要的事情。正如一名青年所说：“这比发表一百个纠正歪风的文件更有力量。”
但是，对这样的好事情，有人却看不惯。我当时就受到这样的责问：“报纸公开批评部长，这是谁批准的？”于是，我就在1980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了题为“开一代民主新风”的文章。文中提到：“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正面申述了公开舆论监督的好处和重要性。
前不久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辽宁西丰一位女商人因不满县委书记张志国不准她的加油站开业、要用强力把她的企业“从西丰地图上抹去”，愤怒地写了批评张志国的信。结果被抓，以偷税罪、诽谤罪两罪并罚，被判三年六个月的徒刑和17万元罚金。张志国看到《法制日报》主办的《法人》杂志上记者写的报道，立即派多名警察赶到北京，要把记者捉拿归案，罪名也是“诽谤罪”。
这相隔20多年的两次“轰动”，反差竟如此之大。这说明当年盼望的开一代民主新风只是刮了一阵小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今天腐败盛行的社会恶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提到“民主”，有几十处之多；现在，“民主”已是上上下下各级官员们讲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尊重舆论监督的官员，才有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与民心、党心相背，任何官员的手中的权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期待着能保障我国新闻自由的新闻法早日制定、实施。

钟沛璋：时任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1982年至1987年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