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刊登《读书无禁区》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刊登李洪林文章《读书无禁区》，引发热烈争论。一种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是：“难道小学生也能看《金瓶梅》？”事实上，作者在写文章时字斟句酌，兼顾了各种批评的可能性，文中明白写有“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的字句。批评尽管激烈，很快便烟消云散。

此文因为“喊出了大家心里隐藏多年的声音”一时传播深远，成为中国改革之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许多读书人为此欢欣鼓舞，《读书》杂志也因之大放光彩。改革开放30年之际，媒体关于《读书无禁区》回顾和评论骤然增多，我们则从当事人和学者那里获得了很多关于这一历史的新鲜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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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读书》杂志前，范用给人民出版社立了军令状

“现在看起来这是不是像天方夜谭，嗯？读书无禁区，这不是最起码的、ABC的东西么，居然有那么大的争论？”三联书店原总经理，67岁的董秀玉笑着说。30年前她曾亲身经历了《读书》杂志创刊和首篇文章《读书无禁区》掀起的狂风巨浪，深知这句话成为常识有多么不简单。（图片说明：《读书》创刊号,上面有沈昌文的签名）

用今天的眼光看，不仅发表于1979年4月的《读书无禁区》是ABC，后来《读书》发表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等一批文章讲的都不过是普通常识，然而董秀玉说在当年这些都是“心底的呐喊”，“之强烈和悲壮无与伦比”。中间还多次引发争论。《读书》的坚定，使杂志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风靡于知识分子中间，成为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在1979年，这样一篇文章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自问自答：“当时岂止是读书有禁区，中国刚刚解决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禁区尤其意识形态的禁区几乎全都没有破除，所以《读书无禁区》在特定时候所起的作用、面临的压力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董秀玉承认当时几个主要领导者受到的压力，《读书无禁区》发表后，几位创办人都被严厉批评，勒令检讨。“四人帮刚刚倒了，但‘文革’的压力，疯狂到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下放了，几乎说错一个字就恨不得杀头。面对严酷的环境，这几个老人家刚从干校出来就开始密谋办杂志，倡导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可那时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我从《读书》一开始筹备就跟着他们，强烈感觉到那时的氛围：忧虑、激奋、压力和斗志，是一种特悲壮的感觉。”

董秀玉说的“老人家”指的是“二陈一范”：陈原、陈翰伯和范用，以及《读书》的执行主编史枚、倪子明等老出版人、文化人。“《读书》杂志真是那些老人家创出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扛着大旗往前奔，我们只是跟在后面跑。”那时董秀玉只是小辈，她说，她是“小跑腿的”。

1970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范用回忆说：“我们设想一旦有条件，还是要办读书杂志。”“二陈一范”和史枚都是老革命，从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办杂志做出版。1978年，时机终于成熟了。当时陈翰伯出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当时三联书店隶属人民出版社。

范用提出由他担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读书》杂志，这是要担风险的：“人民出版社党组让我立了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我一人承担。”1978年由陈翰伯出面，邀请于光远、夏衍、陈原、范用等人组成《读书》编委会。由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

1978年下半年，37岁的董秀玉被从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抽调参与《读书》杂志筹备。“那时候条件很差，会都是在翰伯同志家里开；人很少，史枚坐在家里看稿审稿，我就负责在外面跑稿组稿。很多作者我不认识，老先生们就给我写封信或者帮我打个电话。”这样董秀玉联系到了巴金、萧乾、艾青、王蒙、黄裳、施蛰存等等老一辈文化人，以及一大批作者的热情支持，半年后编辑部逐步完善。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在“编者的话”里声明：“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董秀玉回忆，当时老同志们的办刊思想就是要高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倡人们多读书，独立思考，没有思想性的文章不要。陈翰伯就提出来文章要尖锐一点。陈原在讨论《读书》“刊物性格”时则说：“我以为办这个杂志，是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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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检讨，最后都写成了对这篇文章的说明书

“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其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图片说明：对于发表《读书无禁区》,陈原作批示）

这一篇四千来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开篇即用“封”、“烧”和“煮”三个字概括了“文革”期间书籍的命运，并开宗明义地问“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文中同时指出，即使是“毒草”，也不应禁止，而要让人自己去阅读和辨别。

1978年底，由董秀玉约李洪林写《读书无禁区》一文。作者感慨万千文思泉涌，几天之内文章即写成。稿子来到各位编辑眼前，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文革’时期将所有的书没收、烧掉，知识分子为了抢书跟红卫兵打起来，甚至被打死的消息都不鲜见。一个民族不读书，不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没有前途的。”

原文标题为《打破读书禁区》。媒体上广泛流传着各种改题的说法。董秀玉作为亲历者，提供了不同的版本：“当年在《读书》的策划案中，主编陈原已经明确提出在第一期中要约写一篇《读书无禁区》的稿子。”

陈原批示件上写着：“可否即约李××写《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并说：“马恩论书，已成六十万言，可否请××写一篇泼辣的文章介绍，从材料出发，讲马恩如何有主义，无成见，博览群书，从不知有禁区，且不做书的奴隶……”

“在约稿之前陈原就已经提出《读书无禁区》，李洪林写来的文章叫《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和史枚同志觉得《读书无禁区》更为明确和响亮，就将它改回了原题目。”董秀玉说，在当时强大的气压之下，作者是非常谨慎的，又要表达观点又不能让人抓到把柄。“作者跟我讲，他自己用挑错的眼光反复读了好几遍，觉得抓不到什么毛病了才给我们。”后来从上到下的一股势力抓住标题大做文章，“李洪林面对了很多压力，甚至调离了原中宣部理论局的岗位，但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

《读书》创刊号一出即引起反响，第一版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光。《读书无禁区》是创刊号的打头第一篇，也是最“刺激”的一篇文章，马上引来了批评。

争论最集中的一种说法是：“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一位作者写文章《读书不能无禁区》说：“《读书》第一期的《读书无禁区》一文，我看了题目就有气，很别扭，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反动书刊难道是精神粮食么？不，它们是毒药”：“资本主义世界的出版物，不少是诋毁我们的政策的，不少是歪曲我们的政策的，如果让它在我们国内传播，该有多少人中毒！”

本着鼓励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原则，《读书》就《读书无禁区》一文在杂志上公开进行讨论，于是连续刊发了几篇文章，支持和批评的文章各半。

“当时陈翰伯、陈原、范用受到的压力是最大的，但他们很坚持。”董秀玉说。后来的很多批评会，谈话会，实际上成了“说明会”，因为在《读书无禁区》的后半部分明白写着：“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于是，写检查最后也都成了写“说明书”，主要是告诉批评者，文章其实写得很全面。

范用也被主管机关找去谈话，他也拿出《读书无禁区》希望他们全面看看，说明此文目的是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并未主张放任自流。“后来有同志说，领导同志事忙，没有时间看文章，只看标题，或者光听汇报。以后标题多加注意。”

记者发现，不少受访者对这个五字的标题记得很牢。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善就说：“《读书》第一期我看过。你要谈文章的内容我记不清了，但对那五个字记忆犹新，五个字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到现在读书已经几乎没有禁区了，但小禁区还是有的，所以这个口号现在还有意义，就像改革开放还要继续一样”。

3

聚众打架甚至动刀子，常常是为了有人不还书

“‘文革’年代看书真是太难了”。上世纪80年代创造了“雪米莉”的四川作家田雁宁，90年代曾被评为四川头号“天府藏书家”。“文革”时期他为了找书吃了不少苦，一直耿耿于怀想写一本《求书记》作为纪念。“那时候书店里只有几类书：一是政治书，《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著作、党中央文件汇编；二是农业书，三是医药书。文学书几乎是绝迹的，大概也只有鲁迅小说、《金光大道》和《艳阳天》。除此之外，什么书都没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总结了当时读书的“三大禁区”，也是三大主义：读西方的书是资本主义，读古书是封建主义，读苏联的书是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这个帽子一扣，加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全被打倒斗臭，基本上没有什么书还能幸免。“当时私自藏书是犯法的，会被拉去坐牢，整个思想环境非常压抑。”

1972年，在大巴山插队落户的田雁宁最焦虑的事情就是没书可读。每次有机会回家，他都要到家对面的新华书店打听有什么书来。大多数情况他都是郁闷而归，但有一次书店经理告诉他一个消息“最近来了一本小说，姚雪垠的《李自成》”。

“但是我们那个小县一共只分到三本，一本分给县委宣传部，一本分给县上的图书馆，还有一本被分到一个乡的供销社了。我一听到这消息，马上骑自行车赶了30里地去那个乡找书。赶到那里的时候是中午，供销社的人还在睡午觉。我就在外面等。”

好不容易供销社的人开门了，田雁宁钻进去一看，“里面农药、种子放了一大堆，仔细一看，那书赫然就在，跟农药、种子放在一起。我不敢多看，心跳得厉害，赶紧用2块多钱买下来，然后把书藏在怀里一溜烟骑车就跑。明明花钱买来的就像偷的一样，生怕别人中途变卦，把书要回去。”

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曾经在《记忆的红皮书》里回忆了“文革”年代对书的狂热，“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更惊人的是，1972年，他们周围的一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

“图书匮乏的结果必然是民众的资讯缺失和愚昧无知。其背后的根源就是专制主义，因为民众只能接受单一的意识形态教化，而无法从多样性的资讯中获得质疑和反思的能力。”

读“禁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田雁宁曾经有个从部队转业的远房亲戚，箱子里藏着一本普希金的《尤金·奥尼尔》。“他的内弟跟我关系好，想尽办法终于有一次把书偷出来给我看。他知道以后非常紧张，大发雷霆，认为‘封资修’的流毒从他这里出来，他将承担严重的政治责任。但我死也不承认，一直到看完了才还给他。”

张鸣那时只是一个身处黑龙江农场的中学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书。“这些书用不怎么显眼的灰不拉叽的纸包上，没有书名和作者，有些甚至还要标记上毛选或者鲁迅，加以掩饰。害得我到了”文革“结束后，世界名著开禁，才知道原来我托人到大城市买来的好些书，其实我已经读过了。”

1979年陈子善在《读书》杂志看到了《读书无禁区》一文，“当时我认为这是个好的兆头，但并不过分乐观，我觉得对所谓的‘封资修毒草’的开放，会是一个曲折的、渐进的过程”，陈子善回忆说，读到《读书无禁区》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讲师，级别远远不够，更没有来头大的、过硬的“单位介绍信”，常常只能望书兴叹。“事实证明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旧书业的种种禁忌才逐渐被打破了。我所收藏和使用的大部分文学书，都是这时才陆续觅得的。”

陈子善说：“读书无禁区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我想就算作者本身也没有估计到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到今天为止，有关于读书的话题都可以在这五个字上面找到源头。一个正常的人，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人，他读书就不能受到限制。这其实是个常识问题。但当时要把它纠正过来，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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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去借莎士比亚，也能把图书管理员吓呆

1979年的《读书》创刊号上，除了《读书无禁区》，紧接着第二篇就是《解放‘内部书’》。对于普通人来说，“内部书”一直就是“禁书”的代名词。

1973年，田雁宁接触到了第一本内部“黄皮书”。他用一本《今古奇观》跟一位重庆知青换来前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至今他对其中的震撼情节仍记得很清楚：一个红军女战士爱上了“白匪”俘虏。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以周扬为主导，以“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批判使用”的目的组织出版了各种西方名著，后来人们根据封面颜色叫它们“黄皮书”和“灰皮书”。黄皮书是西方文学作品，灰皮书则主要是西方政治思想类的著作。这些书在封底、版权页或扉页上，标有“内部读物”，“供内部参考”等字样。“内部书”多按级别、等级分配，有的“限省军级”，有的“限地师级”，一般人很少能读到。

张鸣说：“当时获取信息的渠道是不平等的，只开了一条缝给你。但那条缝是给高级干部的，级别越高获取信息就越多。老百姓基本得不到信息，因为有一种阿姨的心态，觉得老百姓是小孩，要保育，怕被污染。‘文革’后一些人沾了这条缝的光成了早慧者，这些人多为以前的干部子弟。”陈子善说：“他们搞内部书的说法是，能读到这些书的人是不受毒害的，主要是高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看来，“文革”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特权，使得很多知青能够通过各种途径看到这些内部书。“60年代前期对于读书管制很严，‘文革’实际上把整个控制监管系统打碎了，所以有反讽意味的是‘文革’下乡成了我们看书的一个高潮时期。”

徐友渔认为对书的控制起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此号召下，全国中小学校随即掀起一场“争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运动，从学校党支部到班主任、班干部、团支部，形成一个严密的监管系统，不让学生看“毒草”，以防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

徐友渔在成都上的中学，“那个时候我是全校有名的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因为坚持看资产阶级的书”。1963年，徐友渔到学校图书馆借莎士比亚作品，图书管理员被吓得“目瞪口呆”，严词拒绝了他的要求。还有一次，团支部派人偷翻他的课桌，翻到《红楼梦》，当做一桩严重的事向班主任作了汇报。

“到了‘文革’，原来的监控秩序都被打破了，同时大量的书流出来”。徐友渔记得“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图书馆被打开大门，书都被翻出来一车车拉到火化场、造纸厂。但“漏网之鱼”非常多，一些幸免的书被学生捡到藏起来，或辗转到废品收购站，最后出现在图书黑市。另一个重要的“禁书”来源则是“抄家”，“大量内部书就是从老干部家抄家出来，流传到社会上的”。

徐友渔至今藏有两套当时的“灰皮书”：《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分别为20多本和10多本。“文革”期间成都春熙路有个著名的图书黑市，就在孙中山铜像下面不大的一块地方，专门卖违禁的书和物品。那些书都是从图书馆和老干部家流散出来的，几毛钱就能买到一本。“

依靠阅读禁书、“内部书”，一些人早在“文革”年代就获得了思想启蒙。不过徐友渔认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很不全面，“主导者对整个西方文明不了解，眼光比较差。出书目的是为了反帝反修，而不是从哪些是重要的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出版。因此光看周扬他们安排出的书，就算全部读完，对20世纪也根本不了解。好几个当初名气远比我们大，因为较早读到内部书而起来的一些思想者，后来的思想都非常偏颇。”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能看到“内部书”也是造化。张鸣就曾遍寻“灰皮书”而不可得，“当时看到《读书无禁区》，第一感觉就是振奋，非常振奋。不但是我们读书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会觉得这是需要，获取信息是自由的平等的。‘读书无禁区’是隐藏在大家心里的一个声音。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冲着标题去的，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喊出来。”

大事记

●1970年前后，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密谋”条件成熟时办一读书刊物。

●1978年底，在“二陈一范”主导下，三联书店决定成立《读书》杂志编辑部，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最初只有两个人办事：史枚和董秀玉。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首文发表《读书无禁区》。文章在知识界引发了激烈争论。

●1979年，陈原决定在《读书》进行公开讨论，《读书》第二、六、七等几期连续发表争论文章《读书不能无禁区》、《读书应该无禁区》等。支持和反对“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各执一词。

  ●1979年，陈原、范用等先后被上级部门批评谈话。范用解释，文章并未主张放任自流，文中说明对毒害青少年的书也应严加取缔。

●1979年，因为《读书无禁区》等文的影响，《读书》杂志迅速走红。第一期即两次印刷，销售近十万册。

●1981年，《读书》两周年时，陈翰伯亲自执笔“告读者书”，重申办刊宗旨，并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

●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受《读书无禁区》一文的影响，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读书》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

●1984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某会议上的讲话表示支持《读书》，他表示，尽管大家对《读书》的意见很大，但他支持《读书》办下去，并且认为“《读书》谈书少，思想评论多，那就（另）办一个专门谈书的杂志”。随后很快就办了一个专门谈书的新杂志《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