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三十周年
发布时间：2009-02-03 18:50
浏览：141次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往事关于真理标准本身，大家谈得很多了，不议多说。今天，我想谈点令人感慨万千的往事。三十年前，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有人说写得好，有人说是砍旗。这个信息是我下课后，去校卫生所看望一位在那里治病的系领导转告的。他问，文章看过没有？我说，上课忙，尚未看。回到家，我把《光明日报》的文章找出来。一看，我心想：这哪是什么砍旗呀？这是他老人家心爱的理论（当时，我还不知道文章的标题是毛主席自己曾经亲笔写上过的原话），也是我在课堂上讲的常识（曾有学生说，陈老师我是听您讲实践理论的课长大的）。
当年，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中，广东省对这一问题的反响、表态是迅速的、积极的、拥护的。《学术研究》编辑部，也把我们十几个理论、教育工作者找到广州白云宾馆讨论学习有关文章和经典作家的论述，还要我们各自写篇短文。梁渭雄同志，您记得吧！在讨论中，不少人还是忧心忡忡、心有余悸的。后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大不了再被打倒一次，或再去干校“接受再教育”。我想，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而受批、挨斗、坐牢，那也没有什么可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也不至于落到此地步吧！我也欣然执笔，按时交卷。1978年《学术研究》（双月刊）第3期在《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的总题目下，发表了11篇短文（我提供的拙文：《实践标准的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共同代表广东学术界参加举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此次参加撰写的12位同仁中，李新生（我的老同学）、高齐云和黄春生（我的老同事），都先后赴马克思那里报到了。如果他们在黄泉下真的有知，今天，一定同我们一样，为三十年前的这场大讨论给神州大地带来的新面貌，感到由衷的喜悦，也一定同我们一样，为坚持和发扬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精神，而作出新的努力。
广东哲学界重视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还体现在1978年广东哲学学会召开的年会上，这也是该年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我提交大会的拙作：《略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创立与发展》，1978年被收进此次年会的《论文集》，1979年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参加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全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座谈会，又被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编的全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座谈会论文选《实践 认识 真理》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当时，小平同志（包括当时中央领导人中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高明，就在于及时抓住了，确切些说，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历经三年（从1978年5月中旬——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久的大讨论。通过这场讨论，迎来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一度被颠倒的理论是非顺过来了；被打倒的老一代革命家陆续重返第一线；为完整、准确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历史，为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作了舆论准备。从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在东方蓬勃兴起。”（见《中山大学学报》《启蒙与创举》1998年第6期）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功勋，怎么说都不过份。大家可以回头想一想，如果当年邓小平等同志，不是用毛泽东本人心爱的理论——《实践论》去纠正他晚年的失误，不是用他自己于1963年1月18日上午二时在修改《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时，白纸黑字亲笔加上的批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评判是非，而是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用鞭屍的办法，把他老人家安息之地移出天安门广场，不大动干戈，不乱才怪呢？在俄罗斯，叶利钦和其他领导人，每说一次要把列宁墓移出红场的话，引来的是一批批群众争先恐后去朝圣，直到如今，还巍然不动。俄罗斯尚且如此，我们呢？连毛泽东自己都听到讨嫌的“四个伟大”那样的氛围里，在“语录”标准盛行的年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确是一个好办法。通过这场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经过全国人民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我们的祖国向着大国的行列“和平崛起”。
科学发展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与指针
今天纪念会讨论的主题提得好。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扬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推进改革开放问题，这是目前我国面临的新课题。改革开放，成就卓著，有目共睹；前进道路，问题不少，有待克服。如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等，都有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在发展中去解决。
党的十七大确认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与指针，也是本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宣传、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理论、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职责。社会上有人嘀咕，国内外矛盾那么多，“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可能吗？是否提早了呢？我说，不早。1877年路易斯 享 摩尔根（1818—1891年）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中，就有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的论断。他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又说，“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1997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第179页），并预言，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将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对此，恩格斯评价道：“摩尔根在他自己研究的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同上，第6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伦敦出版时，就曾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1997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并预言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294页），可见，“和谐社会”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美妙世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联合体”到来之时，才是“和谐社会”完满实现之日，这是毋容置疑的。“和”、“和谐”、“泰和”也是中华民族崇尚的美德与传统，紫禁城里，早有一个泰和殿呢。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种种新的问题和矛盾，如何去创建“和谐社会”？既然“和谐社会”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要求，我们就务必为之努力奋斗，培育它，发扬光大它。目前举国抗震救灾涌现的无数感人场面，可谓是“和谐社会”活生生的现实与缩影，也可以说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可喜尝试和演习。大难临头，尚且能上下一致，快捷有序地救灾，呈现一片人道、和谐、团结、开放的“和谐发展”的态势，那么，灾后平常的建设，就更能高效协调、科学务实、“和平发展”，更快迎来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的”的愿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处理方方面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和谐社会”就一定向着越来越高的水平与境界发展。就一定意义上说，就哲学方面而言，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就在于：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及其对策，作了精辟的分析与回答。科学发展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针。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社会”，既是现实，也是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