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在向已知的方向转变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樊纲先生的演讲。
主持人：接下来请樊纲先生有感而发了。
从整个全过程来讲，人们知道要转成一个什么东西，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进化等等，这个不叫转轨。这是转轨经济学的特点。
樊纲：谢谢，刚才张教授说79年的时候研究358，87年是三年、五年、八年，现在弄不好30年、50年、80年，也是358，中国如果能够有80年的时间，经济能够不断发展，体制不断成熟，不断发展，能够有80年达到相对完整的健康运行的市场体制，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体制，成为世界的强国，人均收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错的前景，别看这80年，这也是别人走过200年走过的路，我们即使有80年，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何况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今天我想回顾一下这30年我都做了什么？都研究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现实的关系。从78年到88年，这十年我在上学，88年以后，开始工作，开始写文章，开始研究，一开始的注意力是所有制问题，是产权关系问题，是国有企业应该民营化的问题，张教授提到公有制公关理论大纲，为什么把“公有制”这个词放上去，当时把宏观经济的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而我们那本书是把宏观经济问题归结为公有制，是因为你搞了这个制度，必然会产生后面的一系列经济现象。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讨论了大量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制，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问题，为什么要民营化等等。90年代初又开始鼓吹发展民营经济，产权规范化等等，在92年初期大家都谈公有制改革的时候，觉得国有企业改革根本要走条路，当时改不动怎么办？要创造条件，发展民营企业。后来事实也证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条件。后来也讨论政府改革等等，但是没有把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做下去，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做更多的东西，后来发表一些东西都是以前发表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讲讲也讲腻了，觉得国有企业必须改，民营化、私有化这些东西是理论上成熟的，被所有人论证过的东西，觉得谈着没意思了。
我们当时在想，中国的改革能对经济理论有哪些贡献？真正做点新的贡献，不是老在那里谈老问题，当然了老问题也需要谈，因为老问题很多人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把已有的思想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决策者都能够知道，也确实需要谈。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中国经济学者能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哪些新的贡献。在转轨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我们身处其中，可能对改革，对经济学理论将来有所贡献，从9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有关改革的问题，当时叫论改革过程，讨论改革当中的利益冲突，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改革当中的利益冲突，旧制度下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等等一些开始，后来学术性的文章从那个时候多数在转轨经济学领域。
最近向大家报道，改革30年了，得写一篇文章，还是在这个领域里做一些思考，比如说可以在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问题上，可能能做出点贡献的，比如说跟胡永泰一起发表的文章叫循序渐进和平行推荐的问题，还有在北大期刊上发表的过渡性杂种的东西，分析乡镇企业过渡进程的问题，想分析的问题是各个制度各个环节各个构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一个制度下，推进改革，如何使制度的各个构件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和保持互相依存的关系。这里大有文章可做，不仅是改革制度的思考和研究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考，具体到改革的问题上，你是不是出现瓶颈，在某一个阶段，改革的重大瓶颈在什么地方，如何来消除这个瓶颈，可以使整个体系的制度，体系的效率得到改进，而且使整个改革得到推进，相反你一个瓶颈不动的话，会使各个领域的改革很难推动下去。
你要防止出现冒进的情况，其他领域改革都需要时间，这个时候某个领域改革出现过超前，也会出现混乱，会出现问题。比如最近越南也在闹事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当其他制度都没有改的时候，冒进搞了资本市场的开放，结果导致大量金融混乱，你的体系承受不了这样的风险。类似这样的问题来反思中国的问题，大模型上推出一个结论，现在中国的瓶颈就是政府体制改革，让我说现在的瓶颈确实是政府体制改革，计划经济的残余，张教授说的权力的问题，这些不改，我们其他很多领域改不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每次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有新的体会，在这个时候比较明朗起来的问题，究竟什么叫转轨，究竟有没有转轨经济学，有没有特殊的问题叫转轨，制度经济学从来是研究制度变迁的，从中世纪的制度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诺思都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历史数据的研究，有没有东西跟制度变迁不一样，叫制度转轨。仔细分析我们和中欧和苏联和东欧的情况，把它一般化，我们仔细想一想。转轨在现实当中特指20世纪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它的特点在于人类第一次从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个已知的已经存在的制度转变，历史上的制度变迁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根据条件的变化捕捉新的机会，一点点往前走，这次的转轨都知道，知道朝什么方向转轨。当时东欧苏联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回到欧洲去，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从来不知道要往哪儿走，改革初期讨论最激烈的是目标模式，讨论半天都是反复修改，反正不是向市场经济，一开始都是加点商品经济要素诸如此类。
如果把改革整个改革串起来看，其实中国一样，也是在向已知的东西转变，这一开始比较模糊的已知的东西，后来是逐步逐步清晰的已知的东西。你就想想到后面每走一步，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决策者，一个基本的决策方式就是把各国的模式拿来看看，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人家的法律，人家的规则拿来先看看，转轨另一特征在旧制度既得利益关系约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约束着，走不太多，就变通一个说法，打一个折扣往前走，再往下走又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再往下走。从整个全过程来讲，人们知道要转成一个什么东西，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进化等等，这个不叫转轨。这是转轨经济学的特点。
回过头再想邓小平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是知道的，邓小平大概知道要过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模糊河的对岸，怎么过不知道，怎么过恰恰是转轨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我们不去论证为什么以前那个不好，为什么这个好，这说实话叫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研究，转轨经济学是知道有一个彼岸，知道要走过去，研究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这叫转轨经济学。
这30年都在研究这些事情，实践当中都在逐步实践这个转轨，如果我们理论更清楚一点，理论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不仅对现在的改革在概念上有所指导，我相信这些因素的发展，包括刚才说各个制度相互关系的发展，要建立一个心制度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所面对的利益冲突，这些东西也许会对现代经济理论，再把制度要素带进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的时候，可能会添加点新的东西，这不见得是我们能够完成的，希望我们更多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思考。在这里，我也是给大家传递这么一个想法，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有希望能够做出点新问题。谢谢大家！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来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