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眼中的张闻天：严以律己 艰苦朴素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奋斗不息，把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一壮丽的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思念。在参观张闻天旧居时，我结识并采访了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先生。今年68岁的张虹生是张闻天的独生儿子(张虹生还有两个姐姐)。他也曾饱经风霜。1942年，我党派到新疆工作的一批干部、家属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年仅3岁的张虹生也被投进监狱，直到1946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后，他才随大人走出牢狱。

谈起父亲，张虹生顿生敬爱之情，就像涓涓清泉一般，不断滋润着我的心田……

严格要求子女

父亲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年代，和分离的子女、亲属连通讯往来都不可能。建国后，由于工作繁忙，以及后来的坎坷遭遇，和亲属、子女也无法正常往来。自从1975年8月，父亲到无锡定居后，与我们的联系才频繁起来。这给父亲晚年的生活带来一些温暖，但父亲从来没有放松对亲属和子女的认真教育、严格要求。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父亲一贯奉行的原则。他对任人唯亲及裙带风等深恶痛绝。他曾多次明确表态:“不要说我没有后门，就是有后门我也不开!”对于亲属中有的人向别人托情送东西，他很生气:“就是办不成事情，也不要搞那一套!”亲属中任何人想利用他的关系办事的，只要一经发现，他就立即制止。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前人的亡灵也会在后人身上发生作用。”他要我切记，千万不要卷入到这股歪风中来。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无论是担任省委书记，还是担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都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我谋过一次私利。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父亲鼓励我到河北茶淀农场劳动，两年后，才获准报考大学。报考前，我请求当时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一下招呼，以便录取时照顾。父亲不但不肯，反而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去上。”为避免我再次纠缠，父亲在我临考前和母亲一起离开北京疗养去了。我后来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我在父亲的支持下，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在那里，我挖大渠、割麦子、拾棉花、喂牛、赶马车，什么活都干。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简陋的医疗条件，使我患上了潜延性肝炎，久久未能痊愈。为此，我向父亲请求允许我回北京治病。我想，这次既不用父亲求情，又不用父亲开什么后门，他总可以通融了吧!谁知父亲在回信中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父亲随信还寄来100元钱，要我在新疆安心养病，……我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下，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

15年中，我们父子俩见面的机会不多，联系全靠书信。父爱和家教相融，字里行间蕴含了慈父对远方儿子的思念和殷切期望。每当我想起这些谆谆教导，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任何困苦都不在话下。

父亲到无锡后，周围的同志从父亲年老体弱的状况考虑，劝他把我调回身边，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也表示可以帮助办理。但父亲表示，这里已有同志照顾，把儿子调回身边没有必要。儿子就是探亲也只能每年一次，还规定探亲期间不能住招待所，要自己做饭，并帮着做家务。

父亲对身边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冬燕的教育也不放松，常叮嘱她在校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在家要热爱劳动，学做家务。7岁的小女孩，洗起脚来，两只小脚不停地摆动着，总是洗不干净。一次，工作人员说:小燕子，看你的小脚丫越洗越黑了，来，阿姨给你洗。不料父亲连忙制止说:不要紧，让她自己去洗，孩子从小要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父亲平时对孩子从不生气，不过有一回却例外:冬燕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每人要交一角钱。那天由于天气热，走到路上口渴了，看到别的小孩在吃冰棍，也买了两支，一支自己吃，一支送给同学吃。到学校后她掏不出买电影票的钱了，只得说在路上丢了。这件事父亲知道后很生气，把冬燕叫到跟前说:“你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啦?”一定要她检讨后才能走。后来在大家的求情下，磨了好长时间嘴皮，才让冬燕走了。

认真学习 诲人不倦

1976年五六月间，父亲写信要我回去帮助搬家，我特地请事假由新疆赶到广东肇庆。一到家，父亲就兴奋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6年的看管生活结束了，组织上同意我到江南定居、养病。”

读书是父亲的一个主要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嗜好”。我帮父亲从广东肇庆搬到无锡时，所带的行李不多，但有好几箱书。一到无锡，父亲就向工作人员了解无锡有几家书店，有没有图书馆，图书馆里藏书多不多，是否可以借阅等。

父亲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无论是在肇庆被看管时，还是在无锡养病期间，一般都是每天早晨5时起床洗漱，5时30分到7时打扫庭院、散步和收听国内外新闻。我难得回家一次，见他年逾7旬，又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高血压，就心疼地说，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今后就别再扫地了。父亲说，我自己门前的树叶自己不扫让谁来扫呢，打扫院子还可以锻炼身体，岂不一举两得，生命在于运动嘛!上午7时30分到11时及下午2时到5时，是父亲看书、读报、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伏案写作时间。这段时间他全神贯注，有时就是打雷也不知道。我的大女儿冬燕两三岁时，有一次，她抱着爷爷的腿摆了半天，问爷爷为什么不理她，父亲才如梦初醒地答道:啊!是小冬燕呀！对不起，对不起！刚才爷爷在看书，没有听见。

父亲高度近视，还患有白内障，视力很差，可他全然不顾，就是在发病期间，也要躺在床上看书。有一次小冬燕来“告状”说，爷爷又在看书了，他的眼睛像兔子眼睛一样红红的。工作人员到父亲的房间一看，是眼出血了，急忙找来眼科医生为他诊治。医生检查后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书。但没过几天，他的眼病稍有好转，他又没完没了地看起书来。父亲在病重期间，由于双手捧不动厚厚的书，就把一本普列汉诺夫的哲学书拆开，一页一页地看。

父亲身体好时，我常陪他去新华书店、百货商场及菜市场转转。他常和营业员、顾客、菜农交谈，了解市场供求、价格等情况，体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绪。我陪他散步时，他从刚出版的新书谈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哲学、政治经济学谈到科学、历史、文学等。父亲跟我谈得最多的，一是党风问题，二是国家经济问题。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父亲在无锡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他重新修改、增补定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这篇文稿可以说是父亲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我国建国后20多年来在根本指导方针问题上的理论总结。由于父亲的疾病日趋严重，后来他已没有精力再写作长篇论文。因此，在无锡修改增补的这篇文稿，也就成为他留下的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最后篇章。

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和生活。他常要求大家多学些理论和科学知识。当他得知自己的警卫员还经常担负外宾的安全保卫工作时，就语重心长地对警卫说:你不但要懂得中国的语言，而且还要懂得一点外语，起码要懂一些日常用语，这样才有利于开展工作。父亲知道警卫员的工作特点，学习时间不能保证，就说，这问题不大，可以抽空自学，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坚持学下去，总是能学会的。

严以律己 艰苦朴素

父亲生活简朴，常以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求自己，使周围同志深受感动。他穿着简朴，内外衣全是旧的。在无锡期间，春秋季节他常穿着一件深灰色涤卡两用衫，夏天则穿普通的布料衬衣，冬天穿一件中式棉袄，一条棉裤已有好几个补丁，外出时加一件旧得发黄的呢大衣，据他说这还是他任驻苏大使时添置的、已经穿了20多年。两条衬裤已经破旧，补了又补。他冬天戴的一顶帽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帽沿已折断下垂。平时，他和警卫员一同外出，有人还以为他是警卫员家乡来的穷亲戚。
父亲的房间12平方米左右，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只衣柜、一张单人沙发、一张躺椅。江南的住房一般没有暖气设备，这里也不例外。工作人员向上级反映要给他换好一点的房子，他却说，不用了，这样的生活踏实些，我比普通的居民已优越得多了。组织规定要保证他的用车，但他从不多用，外出常步行，有时甚至还乘公共汽车。即使用小车外出，也从不让小孩搭车享受。父亲刚到无锡时，理发是在饭店，后来为了减少用车，他决定在附近街上的理发店理发。警卫员考虑他年龄大、身体条件差，理发排队时间长受不了，便事先到理发店给他联系了一个技术较好的师傅，让他待父亲一到就理。但一次下来，就被父亲发现了，问警卫员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情况后，严肃地说，我也是普通一员嘛!我不能搞特殊化，人家排队，我们也应排队。从此以后，他和其他顾客一样排队，毫不例外。

为了治疗需要，无锡市委领导指示医疗组在医疗方面要尽力尽责。医疗组深感无锡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比北京、上海等地差。因此，一方面提出要添置些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进口一些药品，另一方面常请外地的专科医生前来会诊。但父亲得知后却表示，不要为他搞特殊，只要服用最普通、最常用的药品就可以了；无锡的医师水平亦很高，不必过多麻烦外地医生。当请外地医生来给他会诊时，他坚持不要公家多花招待费用，而由他来承担。每次换用新药时，他总是问医务人员，这药贵不贵?中医处方上开了点人参，他如数交款。有些常用药物，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还专门叫上海的亲属买了寄来或带来。就是一只常放针药的小冰箱也是他自己买的。冬天来临，警卫员为他装了一只取暖炉，到医院领了一副刀闸开关。他知道以后，第二天就叫人原样买了一副送还给了医院。

1975年11月2日，父亲病情严重，被送进医院抢救，并请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医生会诊。此后又多次会诊。但父亲却说，只要诊断明确了，治疗都是一样的，今后不要那样兴师动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把医疗队撤掉。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做，对不起党和国家。他在病痛面前从不流露悲观情绪，对医疗不讲任何条件，从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

1976年4月，父亲连续几次发病，十分危险。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对母亲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有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的党费。”为此，他还和母亲写了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的党费。

后来，根据父亲生前的遗嘱，母亲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母亲也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

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钱和物质的遗产，但我明白这是父亲为弥补他被“四人帮”剥夺工作权利后，未能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最后一份心意。父亲坚强的党性，对真理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为党为人民奉献的精神，催我奋进。这是敬爱的爸爸留给我们张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余热。

(《世纪风采》(2009.2)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