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到了它的责任的一本书

三十年过去，蓦然回首，人们终于真切而又亲切地看到，那个发生在1978年的伟大转折，那可是有关全中国亿万人民命运和福祉的大转折。人们也终于发现，这个大写的“一九七八年”，竟是留下了那么深刻的记忆，不思量，自难忘。由苏峰编著的《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缱绻而又激越的情怀。它值得我们捧在手里埋头读读，一同去回味这划时代的巨变所给予我们的奋斗、喜悦和畅想。

这本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著者对在北京的十位官员的访谈实录，一部分是编著者对都曾在北京有过关联的十个人的命运追踪。它试图把1978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符号，从一个年代切入，从一人一事谈起，以呈现出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场面来。怎么样呢？王蒙同志为本书所写的序中说：“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使我们想起了这个转折点，想起了这一个年头，想起了邓小平与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的丰功伟绩，想起了人民的终将胜利，终于胜利。却原来我们从这样的起点上已经跨出了那么大的步伐，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这本书可歌可泣，可感可叹，可圈可点，可呼可啸，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不容易呀。1978年，不容易呀，那一年与以后的30年。不敢怠慢呀，今天和斯后！”我在这里讨个巧，表示有非常的认同感。

是的，不容易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不容易。但是随着，中国人民要走出“左”的指导思想的怪圈容易吗？也不容易呀！何况，事物在它的运动中，无论怎样有外力在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它总有一定的惯性要维持着它原来的方向。

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过持先验论的杜林，强调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何况，当“原则”已经时过或境迁而被作为教条的时候，当“原则”已经是被神化到至高无尚和被作为打人的鞭子、甚至生杀予夺的时候，这种“原则”还能维持吗？物理的碰撞自然要发生。

书中的人物，有的指出：“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是的。其实呢，层层有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层层都有着无法消弭的民心与逆民心的涌动。这是大转折的必然表现。它的表面现象就是混乱，种种乱局。

在上面，当时有“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了这“两个凡是”，帽子、棍子时不时被祭起来，阻挡着真理的伸张，阻挡着沸天盈反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纠正，阻挡着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步伐。无视首当其冲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甚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个别人都被投进了监狱。为什么？因为它不仅牵涉到“四人帮”，也牵涉伟大领袖，也牵涉到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等。“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人民期望的邓小平就意味着难以顺利出来工作。但是可能吗？正如王蒙在序中所说：“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等待着中国的改弦更张，都等待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中国在积累民心，中国在积累思考与决心，中国在积累全民族的对于要改革要发展要结束乱局的共识。”“民心不可侮不可欺，历史走到了它的转折点上。”

在这本《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的书里，具体地记载了所述人物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思想、作为和作用，具体地记载了1978年和前后的种种历史状况。

1978年，3月里，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事业的种种谬论，人们看到春天到来了；

1978年，4月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中共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1978年，4月里，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猛烈地冲击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

1978年，9月里，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坚定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另外两个凡是，说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紧接着在11月和12月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宣布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宣布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冲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滥觞，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等等。

在1978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白介夫，在《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的书中，深有感触地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政治大环境。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社会、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人不仅组织上、思想上自由多了，工作也好做一些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好处多了。”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的书中，刘冰所作的口述，就他自己如何两次上书毛主席揭发迟群、谢静宜和因而得咎被整的情况，以及邓小平亲自为刘冰平反一事，作了详细的回忆。这个回忆，非常引人入胜，非常说明问题，可以举一反三地理解不少问题。

1978年6月，清华的党组书记刘达向邓小平汇报清华情况，邓小平对刘达说，刘冰的问题解决了，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但刘达给他们传达之后，北京市委两个多月没有反应。刘冰问题是什么问题？刘冰，这位于1975年因为两次给毛主席写信、请邓小平两次转信，揭发迟群、谢静宜，引起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被“四人帮”大做文章，引发政治地震，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刘冰也因此被扣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教育革命的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等帽子，被专案组派往大兴团河农场“劳动改造”和到清华大学校办机械钳工车间劳动。“四人帮”覆灭后，刘冰的命运仍然没有改变，1976年10月16日，北京市委派出进驻清华的联络组，仍然宣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明批刘冰是完全正确的，是不能翻案的。联络组后来更具体地传达了市委的意见：聂元梓、蒯大富不能翻案；刘冰、何东昌不能翻案。把刘冰的问题还和聂元梓、蒯大富的问题等同起来。为什么不能翻案？刘冰说：“因为毛主席批示的，我心里清楚。那时候还在继续批邓，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这个情况下，事情就不好办了。”直到1978年11月下旬，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作出决定，推翻“四人帮”强加给刘冰等的罪名，决定指出：1975年8月、10月，刘冰等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合法合理，内容属实，根本不是“诬告信”，为刘冰等恢复名誉和一切职务。新华社记者发布平反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也报道了。当时正在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个中央领导都为刘冰的平反画了圈。

刘冰平反后，根据他自己的要求，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以后他历任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第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届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历史为他作了公正的诠注。

本书对其他多位官员的访谈实录，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很难一一评介。

至于本书对十位平民的命运追踪，准确地说有两位不能说是平民，如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杨西光曾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如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从而推动大寨向新时代跟进的杨显东曾是农业部副部长。但这也不要紧，因为他们在新时代中的光彩一页，一方面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当然也参与推动改变了千千万万平民的命运的发展方向。社会的前进永远是一种无数合力的推动。

在对十位“平民”的命运追踪中，还有如葛佩琦，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中坐了牢狱，饱受灾难，但是在1978年后，好风送我上青云，他的人生终于从悲剧中走了出来，不仅得到了正式平反，还被恢复了久拖不决的“三八式”老党员党籍；还有如曾是大庆油田采油工的裴定一，他是1978年首批52名公派留学生中到美国留学的人，在华罗庚的推荐下，进了普林斯顿大学，有幸参加了1979年卡特总统在白宫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会，回国工作后，他在模形式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誉为“15年来模形式理论方面最好的成果之一”，包括其它方面的研究，他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等的奖项；还有如背负胡风阴影很长时间的胡风的小儿子张晓山，在1978年终于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在30岁上迈进内蒙古师范学院的门槛，31岁上被录取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研究生，尔后父亲胡风也终于平反，任了文化部研究院的顾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张晓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过程中曾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了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职务等等，其学术成果可谓等身；还有如一直被作为“白专道路典型”的陈景润，终于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以后，逐渐亮出光辉，唱响《哥德巴赫猜想》，变成了为大家所推颂的的科学巨星，他的成果被誉为“陈氏定理”；还有如张扬，在“文革”中因为他写了被传抄的小说《第二次握手》而被逮捕，也是在1978年后的好风中，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下，获得平反，他的作品正式出版，后来成了一位专业作家，当过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还有如在“文革”中被作为“反潮流英雄”的黄帅，随着“四人帮”的一朝覆灭，也从高处跌入谷底，家庭遭到连累，但也是在1978年后的好风中，在胡耀邦的关心下，使能不能上大学大有争议的她，终于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大门，1984年又东渡日本，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这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活生生的具体事例，就像一滴水反映太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全社会的变革、进步和发达的景象。它们是有代表性的！《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贵的视角。它也把可见的外表的运动，还原为了曾经发生过的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有着内在联系的现实运动，让我们看得更贴近，让我们不能不为之倾倒在了历史性的大转折的面前。就是在大转折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又一次被解放了，人的思想又一次被解放了，包括以人为主要因素的的生产力被大大地释放出来了。当上上下下有充足条件产生出来的新一代人才大批涌现，并向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迅跑的时候，中华民族历史上出现空前的大发展，则是事之必至、理所必然。

正如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所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我们每个有正直心态的人，特别是做历史工作的，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这1978年及其前后的历史现象。那末，就是在这点上，《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这本书，也算是尽到了它的责任。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书评和相关资料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