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湖五七干校漫长开发路

向阳湖五七干校创立四十周年之际,旧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月的咸宁，太阳已有了火辣的劲头，出租车的座椅，被太阳炙烤得有些发烫。这座离“火炉城市”武汉八十多公里的地级市，今年是其建市的第十一个年头，十周年纪念的户外广告依然屹立于市区的马路一侧。“市庆”活动已在去年相继展开，包括向阳湖五七干校创立四十年的纪念，也为此提前了一年，改作“三十九周年庆”。咸宁学院教师张磊戏称，咸宁市为向阳湖五七干校过了一次虚岁生日。

位于咸宁市咸安区向阳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实际创立于1969年的4月，1974年12月解散，因冰心、沈从文、陈翰伯、冯雪峰、张天翼、郭小川、萧乾、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等六千多名文化人在此下放劳动，向阳湖“五七”干校成为“文革”期间聚集知识分子最多的干校，为其他干校所不及，规模仅次于黑龙江的柳河干校。

2009年4月，作为向阳湖五七干校创立四十周年的纪念，咸安区文体局正全力申报向阳湖五七干校文化名人旧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称“国保”），如果成功获批，向阳湖五七干校将以“文革”旧址之名，在全国1503所五七干校中，率先进入“国保”序列，其中意义，不同寻常。与此同时，这座经历了十多年曲折“开发”、甚至在政治上遇到敏感区域的五七干校，或许也将由此获得正名，并迎来其全新的发展机遇。

1高调申报“国保”

咸安区文体局是“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主管单位，直接负责申报“国保”的工作。局长毛晓光对于申报工作保持适当的神秘，“胜算较大”是他所乐于透露的信息，“目前，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在湖北省的申报单位中，排位居前，而最终的结果将于年底由国家文物局统一公布”。

在湖北省内的申报“国保”的文物单位中，“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申报团队显然是最会造势的工作集体。毛晓光自称是一位有记者梦想的人，对于湖北的报业格局，他也颇有个人见解。

在去年的申报筹备工作中，由咸安区政府牵头，毛晓光和他的申报团队相继举行了向阳湖五七干校联谊会、文化名人和文博专家重返向阳湖等活动，并获得了武汉和北京的媒体关注，大量的名人资源，使得向阳湖五七干校天然地具有公众吸引力，这也成为向阳湖不同于其他文物单位的独特优势。在媒体的报道中，就鲜见其竞争对手、省内其他文物单位的身影。

2008年是咸宁改地建市十周年，这也成为申报工作的背景。在市庆活动中，除了邀请“同一首歌”走进咸宁外，挖掘和传播向阳湖文化的工作也得到了新任市领导的重视，并迅速拨出一笔“数目并不太小”的专项资金，这项资金也成为了申报“国保”工作的基础，有了造势的可能。

其中的一项活动，就是邀请曾居住在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名人重返向阳湖。首批获得邀请并成行的人士，就包括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原国家电影局局长刘建中，著名装帧艺术家张慈中、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林阳等15人。他们于2008年11月10日抵达咸宁，参观了位于咸宁学院的原干校中转站以及干校展馆、医院、红旗桥以及王六咀旧居区。

在咸宁的两天，十五位嘉宾受到咸安区的高规格接待。考虑来宾年事已高，咸安区文体局与武昌火车站取得联系，将接宾车辆直接开进车站，避免来宾拥挤，并安排4名礼仪小姐在他们刚下火车时献上了鲜花。他们还为老人精心设计制作礼品，用向阳湖文化名人冰心、藏克家、张光年、周巍峙、萧乾的头像制作工艺瓷盘，用文化名人的题字、有关向阳湖的书画作品等制作28套钢化玻璃餐具。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是咸宁首次以地方政府身份，主动邀请干校文化人重返向阳湖。早前，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曾以出版社名义，组织“记者沙龙”，邀约国内18家媒体记者到向阳湖，寻访老出版家的足迹，而《读书》主编陈原、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也都是自发重返向阳湖。

紧随其后，11月20日，吕济民、罗哲文、杜永镇、崔兆忠、黄克忠、常兴照等北京文博专家也受到邀请，重返咸宁向阳湖。其中吕济民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代院长，罗哲文现为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杜永镇是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他们除了都曾在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过外，还都是文博界举足轻重的专家，甚至对申报“国保”单位有一定的“话事权”。

罗哲文在咸宁就表示，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入选“国保”，“应该没有问题”，6000多名知识分子在政治动员下到一个地方劳动锻炼，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个地方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当地应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下一步工作”。就在当天的座谈会上，罗哲文还当场对湖北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吴宏堂提出：“能否帮助咸宁弄一个保护方案”。

记者在咸宁采访时也获悉，在此之前，北京的七位文博专家还签署了《关于建议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为全国重点单位的建议》，并递交给有关部门。外界认为，此次咸宁方面邀请多位专家重访向阳湖，可谓充分利用北京文博界的向阳湖情感，为其成功申报增加可能，用意明显而直接。

2是“守株待兔”，还是积极开发“文化金矿”？

申报“国保”之前，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实际上在当地一直有“文化金矿”之称，官方也一致认为，“要加紧开采”。“向阳湖文化资源对咸宁而言，可称为‘无形的知识产权，没有注册的专利，不用花钱的广告，品位高雅的土特产’”，咸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城外因长期研究向阳湖干校，有“李向阳”之称，他曾撰文称，向阳湖文化既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文化，又是一种对名人的纪念文化。

申报“国保”的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保护范围包括文化部五七干校校部旧址、由文化人亲手修建的、具有北京四合院风格的89栋房屋以及红旗桥、向阳桥等，他们分布在原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所辖的9平方公里内，现都归属向阳湖农场所管辖。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早在2002年，就在国内一千多所五七干校中，率先获批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因资金缺口，开发工作一直未予启动。

此次为了申报“国保”，咸安区文体局投入近5万元，对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展厅内容进行了更新和修正，并收集到了五七战士从北京出发、到达咸宁、在向阳湖劳动和生活的珍贵照片，从民间征集的冯牧放鸭时穿的棉袄，张光年劳动时披戴的蓑衣以及赵辛初养过的耕牛的遗角等实物也一并在展厅展出。为了方便车辆进入王六咀旧居区，咸安区还为此修缮了沿途道路，并对王六咀旧居进行了屋主确认和挂牌。

不过，申报的准备工作依然被外界批评为“过于简单”。一位自称“老咸宁人”在咸安区政府网站上建言，冯雪峰、王子野、郭小川、刘炳森等人的旧居内，无甚展品，相关部门理应进行适当布置，挂上照片，附上人物简介，摆上其作品。这位网友也同时补充说，“实施这个方案，也花不了多少钱，希望咸安区委能付诸实施！”

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主管部门，甚至影响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保护和开发。毛晓光称，没有资金投入，很多工作都无法开展，“将住户搬出，进行房屋修缮，并成片规划，都需要大量资金，如果此次成功申报‘国保’，或有一笔专项资金能迅速到位”。

“这完全是在守株待兔！”李城外认为，将向阳湖的保护开发，完全寄托在申报“国保”的工作上并不合适。近年来，李城外每个月都会带两三批访客到向阳湖，他常常看到访客脸上失望的表情。身有公职的李城外，只要有外地访客对向阳湖干校感兴趣，他都会抽出时间陪同，不过，他近来打算用DV拍摄一部短片，“如果访客有兴致，放段录像给他们看就算了。”

李城外的“导览线路”基本上是沿校部旧址到向阳堤、红旗桥、王六咀。王六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的驻地，称向阳区，是五七干校下辖的五个大队之一，萧乾、冯雪峰、张天翼均曾在此居住，也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旧居群落，每幢房屋共分为7个房间，面积分别约20平方米。

旧居群落共有14幢红砖房，现在的行政所属为向阳湖镇祝家垴村，均为“五七战士”所建，至今已经四十年风雨，墙体结构依然完好，“其坚固耐用性，明显优于当地民居”，李城外介绍，烧制这些砖的工人，都是经过故宫琉璃厂的老师傅手把手指导，砖窑的搅泥机、压瓦机等设备，也由故宫琉璃瓦厂调运而来。不过，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旧居已经显得有些破败，部分空置房屋，无人看管，李季旧居的门窗均遭损害，用作堆积杂物。而几公里外，当年为了修建房屋而建的砖窑厂已荒废，一块废墟暴露在一片充满生机的田野上，显得尤为刺目。

“所谓的申报，只是铺了条路，挂了下牌，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在当地有“土记者”之称的陈大银曾多次到向阳湖采访，希望抢救五七干校的民间记忆，现为咸安区作协副主席的陈大银，对正在积极申报“国保”的工作，予以直言不讳的批评，并称对申报结果“不抱希望”。

即使是挂牌工作，实际也存有问题。李城外在陪同记者在王六咀寻访旧址时发现，“林阳旧居”出现在王六咀旧居群，事实上，林阳是画家林锴之子，在向阳湖被称为“向阳花”，其家人属于三大队，驻凤凰山烧石灰，并未在王六咀居住。对于如此硬伤，李城外感到大为恼火。在确认旧居的“主人”时，奇怪的是这位在咸宁研究向阳湖文化的权威，却未受邀参加。

3“向阳湖文化村”的流产

长期研究向阳湖文化的李城外，在当地被称之为“向阳湖里一尾鱼”，李城外说，在其关注向阳湖的十五年间，当地政府对向阳湖五七干校曾有多个公开的开发方案，申报“国保”单位只是其中之一。对于向阳湖五七干校申报“国保”的命运将是如何，李城外并不乐观。即使申报成功了，能否逃脱向阳湖的“五七定律”，也属未定。

“在咸宁，几乎每一位新领导上任，都会重视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的开发，认为是咸宁的一块文化金矿，值得开发，向阳湖也视为一个出政绩的地方，但到最终，却都是空山而退，毫无收获”。陈大银将其称为在奇怪的“五七定律”。

早在申报“国保”单位之前，当地就提出了筹建向阳湖文学艺术馆和“文化碑林”的设想，“中国向阳湖文化村及企业集团”也在酝酿之中。据现任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孟绪龙在1995年撰写的《中国向阳湖文化村及其企业集团策划》显示，当时的向阳湖文化村规划，扬言要造村、造城、造市，以此推动当地经济的加速发展，建筑的主调是“严格的古建筑园林和罗马风格”。孟绪龙还期望向阳湖文化碑林也能如“西安碑林”一样名扬海内外。

这一宏大的项目，在当时得到了不少文化人的支持，出版家陈原还就建碑林提了意见，他认为，“如果要建碑林，要包括干校全部人员的名单，还应建一座带怀念性质的碑，标明在咸宁去世的人，是哪年哪月什么原因死的，最后一部分才是诗文题词”。可是，实际的操作刚好相反，前两项工作并无进展，当地政府主要收集的是名人题词，其中包括时任文化部部长刘忠德、湖北省省长蒋祝平以及曾在向阳湖劳动过的冰心、臧克家、箫乾、王世襄、单士元等人为碑林题写的诗文。

“中国向阳湖文化村”项目在实际运作中一直不太顺利，招商工作也无进展。“当时政府已经拨付了一笔钱，作为启动资金，但当参观完西安碑林之后，这一计划终因融资困难，最后不了了之。”曾多次骑车到向阳湖采访的陈大银就曾注意到，“当时就竖了一个‘中国向阳湖文化村’的路标，后来连路标都没有了”。

就在《中国向阳湖文化村及其企业集团策划》形成的第二年，向阳湖的招商工作也遭到外界的严厉质疑。1996年11月18日，在广州出版的《岭南文化时报》，发表了王彬彬的文章《还有什么不能卖》，将矛头对向了咸宁，认为“咸宁干校只应该作为民族的耻辱而存在，不能成为一种光荣。”“他们为引起人们对咸宁的兴趣和好感而对咸宁干校的大力‘开发’中，一定不会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一定会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一定会尽可能地弄出一点诗情画意来，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瞒和骗’”。该文迅速引发争议，李城外在这场论争中连发三篇反驳文章。他认为，“对‘干校文化能否开发’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但实际上，向阳湖的开发却在争议之后悄然搁置。

“到底该不该开发向阳湖干校资源，领导也拿不定主意，尽管对‘文革’中央已有官方定论，但是，向阳湖五七干校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流放地存在的，将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旧址进行大肆宣传和开发，到底是否合适？政治上是否正确？都是一个难以拿捏的问题。”陈大银说，“开发之争”后，向阳湖的开发并无新的消息，这应和干校的敏感有关系。

其实，即使在去年，咸安区文体局重新布置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展厅，也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在处置五七干校问题的审慎态度。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展厅中，除了展出五七干校的文献与物件，在主展览结束后的附属展厅，还陈列了大量‘文革’宣传画和毛泽东的画像，展览的主题叫《梦幻岁月》。李城外认为，这一展厅的布置，让他在客人面前很尴尬，当他带领客人参观时，他会有意地不去打开那间展厅的灯，让访客忽略它的存在。

4未启动的‘文革’博物馆

不断变更的向阳湖的开发，并未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改变。

“‘文化金矿’也没有‘富’到当地人，只是不断地有人来参观、拍照，村民的生活没有因此而改变”，雷金武是向阳湖农场砖厂厂长，自小在向阳湖长大的他，认为向阳湖人的生活依然较为贫困，雷金武说，“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去年回向阳湖时，看到村民住的还是四十年前她曾住过的房子，还落了泪”。

向阳湖农场以养殖奶牛为业。1974年，干校停办后，转为农场，因原湖北省省委书记赵辛初在这里放过牛，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奶牛良种厂，喂养着450头来自丹麦、荷兰和美国的良种奶牛。奶牛场的经济效益不是太好，向阳湖镇在咸安区下属乡镇的经济排位，也较为靠后。诗人张光年重返向阳湖时，看到稻田变荒滩，大湖变牧场的景象，心中不是滋味，他也在恍然间醒悟，“当年在军宣队领导下围湖造田的壮举，却损害了这一带百姓的衣食之源”。

“重提咸宁干校，并不是要贩卖什么东西，而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促使人们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历史悲剧，怎样才能避免今后再发生？”出版家陈原曾重返向阳湖，陈原认为，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确实有好处，但“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动辄得咎，绝对是错误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干校所有的行为无从解释”。

文博专家吕济民在去年重访向阳湖后，在与当地官员座谈时就提出，咸宁向阳湖是一座天然的“文革”博物馆，不能轻易忘记伤痛的过去，并提议咸宁要成立专门机构，着手征集文物，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做准备。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只有李城外以个人名义收集的文献与实物，数量也极为有限。

对于干校博物馆的情况，当地官员并不愿意多谈，记者在咸宁采访期间，得到一份咸安区委宣传部对文化名人重返向阳湖活动的总结材料，除了进一步筹措资金，回购89栋房屋的产权的计划，并不见干校博物馆的筹划进入工作内容。

能够成立文革博物馆，应是向阳湖开发工作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环节，即使是成功申报“国保”，这一工作也必不可少。李城外认为，“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的命运，随市领导的变化，热冷不定，他已无法揣测”。他说，目前向阳湖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投资550万的黑龙江柳河干校博物馆已于去年7月动工，青海石嘴山干校的博物馆甚至抢在去年8月就落成开放，向阳湖干校在干校开发热潮的滞后，李城外感到焦虑而又无可奈何。

申报“国保”的工作，已经作为咸安区的年度工作重点，但是，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申报“国保”成功之后，“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李城外认为，值得注意，不容忽视。

李城外认为，早期文物收集工作的缺失，也将会为接下来“钱什么花”的问题带来考验，如何在开发的同时，抓紧抢救这段历史，成为考验。不过，李城外也坦称，他目前对这个问题已经不关心了。曾经有着开发向阳湖热情的李城外，现今更倾向于放在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研究上，他将逐步把研究重点从向阳湖干校移到全国范围的干校研究上。对于向阳湖干校的命运，他无法把握，也无法预料。其时，记者在咸宁采访时也间接获悉，正在酝酿中的“向阳湖文化谷”，或将在成功申报“国保”后，借势推出。

5当年六千文化人流放向阳湖

“我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古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对到访的李城外说，“依我之见，‘文革’是没有一点好处的，连半点都没有”。这让想着开发向阳湖文化的李城外无言以对，气氛尴尬。

时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是和文化部下属单位的6000多名文化人一同“动员”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和他同行的有臧克家、萧乾、沈从文、楼适夷、牛汉、冰心等。当时，老弱病残也未能放过，都需赶紧离京，前往鄂东南的咸宁，临行前，军宣队就放话：“不要再幻想回北京”。“当时是迫不及待地抢在国庆前夕，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萧乾在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的时间是1969年前后。为响应毛泽东“下放劳动，重新学习”的“五七指示”，文化部6000多人分三批次，从北京沿京广线南下咸宁：先遣队于1969年2月到达向阳湖；1969年9月26日，第一批大队人马离京下放咸宁；12月19日，来了第二批；1970年5月18日，又下放第三批。

向阳湖位于咸宁市咸安区，原系斧头湖尾端的一个小湖汊，历史上归属于古云梦泽，传说三国赤壁大战时，关公曾屯兵于此，因此得名。这一荒湖沼泽地在所有的干校驻地，境况最为艰苦，这也正是文化部选址向阳湖的原因。据说曾有多个部级单位到咸宁选址，都嫌条件太艰苦，独独文化部没有选择的余地。

1969年，为了缓解洪水进逼以及粮食供不应求的压力，在向阳湖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湖造田的工程，恰逢文化部系统六千多人“一锅端”下放向阳湖，也加入到了工程建设中，直到次年6月工程竣工，一道28公里的皖堤筑建而成，围垦出了3.85万亩耕地。下放的文化人在向阳湖的“劳动锻炼”主要是从事围湖造田、打坯建房、割麦插秧、放牛养鸭、拉车掏粪等农活。

作家萧乾是年满六十时下干校的，派活时却总是被充作壮劳力使用，到了“双抢”（指农村夏天抢收庄稼、抢种庄稼），不分体力与年龄，昼夜奋战；《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作为病号，受到优待，被分配到与冰心、张天翼轮流看守菜地；剧作家陈白尘在干校的三年半生活中，有两年都是做“鸭倌”，专职在湖里放鸭子；文革后参与创办《英语世界》并担任主编的陈羽纶，是单腿下咸宁，当时，他已年近半百，因为在文革初期挨整，被工宣队误诊失去左腿，但也仍然不得不拄着拐杖来到向阳湖。在北京采访向阳湖“五七战士”期间，李城外的心情难以平静，“像陈羽纶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尽管行动不便，也得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用仅剩的右腿踩缝纫机，为其他学员缝补衣服，尤其是到了上干校的茅坑，每次都非常吃力，稍有不慎，还可能掉下去。这样的经历，实在让人不堪相闻，叫人深感痛心”。

“在向阳湖干校里，作家、学者、专家、出版家，纵然是学贯中西，纵然是著作等身，在田野里，这些东西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或者庄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说，回望五七干校，心情并不轻松。其时，为响应粮油肉菜四自给的旗帜号召，劳动改造的原旨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开，“耍了一辈子笔杆子的人，被硬逼着靠土地生存”。

6干校给咸宁留下物质财富

“盛暑，酷寒，风里来雨里去，有时泡在水里连干十个小时，这都不算什么”，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级编辑顾学颉在《向阳湖点滴》中说，“当时最难熬的是每天每时每刻每条血管里都要充满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精神，无休止的白天黑夜大会小会地批斗”，在五七干校流传着许多顺口溜，“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搞大批判”就是其中一条，可见当时紧张的劳作和“挨批”生活。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针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而写给林彪的信函，应运而生的五七干校自然而然打上了浓厚的军队色彩。干校学员一举一动受到严格控制，不许单独外出。既为军事化体制管理，就要随时备战，除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开会背毛主席语录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外，早晨还得像军人一样出操、跑步，有时还得像正规部队那样进行一种特殊的训练———“拉练”。“躺在被窝里的战士听到哨声，要在几分钟之内整装跑步到操场，站好队形，走”五七“道路的干部，不分年龄，一概也得经受这种特殊训练”，萧乾在向阳湖时，总是盼天黑，怕月圆，“月亮一圆，就恐慌起来，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文学评论家侯金镜的死，曾在当时引起过一阵轩然大波。1971年8月7日的晚上，因干活时间太长，收工回来的侯金镜突然发病，第二天凌晨，心脏就停止了跳动。“一张芦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侯金镜的妻子胡海珠在李城外三番五次写信催促下，撰写了一篇血泪悼文《追思干校中的金镜》。

侯金镜是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离开人世，至死尚未得到“解放”，连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便派人匆匆送到武汉火化。湖北社科院专家陈建华在王六咀寻访时，就向李城外提议，能否带他去看看侯金镜耕作过的菜地，李城外只能尴尬一笑，未能应允，因四十年过去，已经无人能确认他曾经劳动过的场地。曾于今年年初出版《向阳情》一书的陈大银认为，应当在侯金镜劳作过的菜地，立一块碑，供人缅怀，以表达生者对这位无罪死者的纪念。

作家韦君宜称自己是一个活着的走资派，她曾记录了她在向阳湖所了解到的“十个完全无罪的葬身于此的人的名字”，“当年我们一起来到向阳湖，我们这个不过200多人的小小单位，竟有八个埋骨在这里，其他单位也有，加上邻居中很熟悉的两个”，共计十人，韦君宜将其称之为“向阳湖畔的十位无罪者”。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向阳湖？李城外说，目前已经无从统计，“几乎每个连队都会有，但是要去寻找和核实每位死者的姓名，已经不太可能了”。

出版家陈原早在1997年接受李城外采访时，就建言，“如果要建碑林，应包括干校全部人员的名单，还应建一些带怀念性质的碑，标明在咸宁去世的人，是哪年哪月什么原因死的”。不过，这一工作并未在当地开展，碑林项目已不被人提及。

1971年，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员陆续调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后，与林彪密不可分的五七干校也就名存实亡了，1973年底，大部分文化干部已从向阳湖离开，到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解散。干校的土地、房屋、物质无偿移交给向阳湖农场。陈大银在《向阳情》一书中写道：五七干校给咸宁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五七干校撤走时，还赠给向阳公社一大卡车图书。

张光年曾于1988年10月15日重返向阳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这次来，是想看看那时在军宣队领导下，几千劳动大军花了几年心血，使得占地48000亩的绿菱红莲鱼虾鹤鹭之乡的美丽富饶的向阳湖，终于在我辈手中遭到彻底破坏的向阳湖，这些年是怎样拨乱反正、退耕还湖、使它重新获得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