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的洪流碧波

——中国“五四”六代图景

开篇

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个符号的模糊或清晰，也只有历经岁月的洗礼，才有可能记得更牢固。

作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五四”一路走来，曾在无数人心里烫下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们眼前的一盏不灭明灯，而在闲家散人脑中则又毫无印迹如袅袅尘烟。

作为那段岁月的标记，“五四”今日望去，有过冷落亦有狂躁热烈，或为手中一卷静静字报，或疾步街头，口喊标语，挥拳向天。

如果我有时光机，定要到90年前那段让人热血涌动的岁月，亲眼看一看：当国家面临外扰内困，一群年轻人如何扛起了救国驱辱的重任？没有凭借高科技施展才华的复杂，也没有划分灰、白、金领的矫情，“五四”青年就是这么好懂———一颗爱国心。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我们错过了很多浪花雀跃的精彩，心头难消的却是久久不息的河哮。

“五四”运动已成为过去时，而“五四”精神仍在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中演绎着。“五四”———这个披着光环的词语———已被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史碑上。

每一代青年人都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一脉相承下来的是我们对人生永恒的精神认同，而每一代青年人又都是“五四”精神的创造者，在冷静中等待，在追求中升华，让“五四”精神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灵魂标本。

历史不是已成为化石的过去，更不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被截取的孤立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是一艘摆渡民族的巨轮，是一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

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爆发于这一年的“五四”运动以及由其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历史是一段段螺旋上升以助民族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度的阶梯。纪念“五四”运动及其引发的中国巨变90周年，就是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锻造我们走向未来的钥匙。

为此，我们从90年的洪流碧波里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六代人，回望他们的生活背景，梳理他们的精神历程，来论证“五四”精神一刻也未曾消失。而从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中，看看我们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肯定历史已经完成的，作为我们前进的基础。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和新的历史觉醒中，去推进“五四”运动提出来的、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就是纪念“五四”的当代意义。

辉映、相交、撞击……如天上雷，“五四”人选择的是一条别样的成长轨迹；

智慧、信心、勇气……一代代的人在心底正进行一场意念里的火炬接力；

这一刻川动山摇，天地共鸣。

第一代

时间：1919年

代表人物：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

关键词：

越过传统藩篱 拥抱新思潮、新主义 向往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

他们成长于“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最早觉悟了的一代，他们敞开胸怀勇敢地进行着文化选择，并且艰难地实现了国家政体的转换，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

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辛亥青年”不仅被历史规定着、塑造着，而且也勇敢地选择了历史，谱写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辛亥青年”对历史的贡献也正说明，中国青年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产物，一代青年精英们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不只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能结束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更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是人性的张扬和个性的解放，是一场更深刻的文化革命。

辛亥革命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它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教育了一代青年，唤醒了一代青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一代精英从文化领域反思民族传统，在文化开放的前提下进行文化选择，一代青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实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变迁，由此催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代青年——“五四青年”。

高君宇：对抗迂腐 对抗封建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高君宇这首生前自题像片的诗形象地概括了他光辉短暂的一生，高君宇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曾从师于李大钊，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健将”和“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曾跟随孙中山，作为秘书协助孙中山起义。

高君宇辉煌的革命历程让人敬仰，而他与石评梅的爱情故事至今依然是青年人心中纯洁爱情的象征。山西省社科院研究高君宇的专家张思荣说：“在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故事中，高君宇确实是非常主动的，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为。”

事实上，在那一代人中，特别是这些接受了新思想、有作为的青年人来说，“父母在农村包办婚姻，碰到真爱却不能和世俗作对，这是那一代人的痛苦。”张思荣对《山西青年报》记者说。

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高君宇是中国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年少时因才华出众，以“十八学士登瀛州”而享誉省城。对政治的敏感性与思想的进步性奠定了他从事革命的基础，浓烈的爱国情怀促使他对《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苦心研读。

1915年初，袁世凯为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其复辟称帝，签订了欲置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并就此进行秘密谈判。消息不胫而走，国人震怒，为斗争而捐款的人群中、漫天散发“二十一条”全文的有志之士中、抗议游行的队伍中、穿梭在大街小巷慷慨激昂的演讲中都曾出现过高君宇的身影。

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信中，高君宇成为学生运动中热情彭湃的急先锋。在给石评梅的情书中，他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第一，他在乡下有一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第二，他是中共最早的五十几名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选择的是一条极其危险的政治道路；第三，他身患在当时看来难以治愈的肺病。

在此后多年的文学作品中，“革命者”通常被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儿女私情的“钢铁战士”。但其实，作为中共早期卓越的组织者和宣传家之一，高君宇显然就是一个会爱的革命者，也是一个至善至美的“情圣”。

解除婚姻大胆追求真爱

高君宇14岁时，父母为还在太原一中上学的他包办了一场婚姻，反抗无效的他不得不与同是静乐县的女子李寒心结了婚，但在结婚的第二天，他就去了学校，此后，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困扰了他十多年。

事实上，对于那个被遗弃的乡下妻子来说，高君宇的选择，显然给她带来了不公平的命运。然而，这正是那一代人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痛苦：无论是胡适对结发妻子江冬秀忍耐一生，还是鲁迅与朱安之间的“有名无实”的关系，以及高君宇与前妻的“一刀两断”，双方都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

高君宇把自己的婚姻痛苦埋藏在了内心深处，直到碰到石评梅，唤醒了他深藏多年的感情。石评梅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919年秋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一次同乡会的交谈，让高君宇确定石评梅就是自己要找的挚爱，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高君宇不顾世俗的反对，开始大胆追求石评梅，但被得知他已经有妻子的石评梅委婉地拒绝了。

1924年5月，高君宇为躲避追捕，秘密回到家乡峰岭底村。为了解除家庭包办婚姻的困扰，他与原配夫人李寒心进行了一次长谈，征得对方同意离婚。随后，高君宇给石评梅寄了一封长达20页的双挂号信，向她诉说了自己与李寒心解除婚姻关系的经过，并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石评梅忠贞不渝的爱情。

为了表明自己对石评梅的爱情之忠贞，高君宇到广州后特意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留下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石评梅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把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手上。

不久，高君宇随孙中山到了北京。一路劳顿，使他的肺病复发，咯血不止，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时年29岁。在高君宇的遗物中，石评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评梅心如刀割：“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他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答应高君宇。“有研究认为高君宇是为革命呕心沥血而牺牲的，但我认为与石评梅的曲折爱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张思荣说。

现在，“高石墓碑”依然屹立在陶然亭畔，在许多青年人的心目中，它们是纯洁爱情的象征。

第二代

时间：上世纪30至40年代

代表人物：张申府、艾思奇、梁实秋、林语堂

关键词：对民主、人权和法治的追求 更加彻底地反封建专制主义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五四运动的启蒙任务并没有完成。在五四运动后，20世纪30-40年代，梁实秋、林语堂等一些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又进行了一个“新启蒙运动”。它的特点，是对民主、人权和法治的追求，其中特别突出的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而进行的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斗争。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对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真诚追求，并且为此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可以看出，“新启蒙运动”具有着更加彻底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性质。

当时，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张申府，曾经对“启蒙运动”的一般意义进行过反复的解释。他在题为《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的文章中指出，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不仅是一种继承，而且更应该是一种扬弃。关于这个新启蒙运动的内容，张申府强调说，“这个新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它要求“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因为“启蒙的本意本在开明，因而有思想自由，行动解放。没有理性，如何能有开明?如何能容得下思想自由，行动解放?启蒙的另一个是破除成见，打破传统。”可以看出，“新启蒙运动”的锋芒所向，是要把人进一步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马作楫：以文为戈 以诗作枪

“五一的时候，我会写些纪念和回忆性的诗歌。”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马作楫依然每天继续写诗，这个习惯一直持续了63年，“我真正写诗是从1946年开始的，在大学期间，我们举办过特殊的文艺晚会，还于1948年，与山西民盟最早的创始人一起创办过进步刊物《北风》诗刊。”马作楫说，尽管当时并不知道《北风》是山西民盟太原秘密组织创办的进步刊物，如今的《北风》和自己出版的诗集《忧郁》也仅存一本。

在马老年轻时经历的那个年代，很多青年和他一样。马老说，在大学时期，他与民盟相依为命；解放后，与学生相依为命；如今，与诗歌相依为命。

首创校园自办文艺晚会

1937年，为了避难从太原逃亡西安的马作楫仅有15岁。之后在1938年他前往甘肃一位亲戚家。“当时太原已经有日伪据点，甘肃是大后方，日本人还没打过去。”马作楫说。就是在甘肃天水国立五中读中学时，他萌发了对诗歌的热爱。

1946年，马作楫去北京参加青年夏令营，偶然的机会看到山西大学在招收学生，就报名参加考试。等到考试的时候，马作楫却在考场外的石板上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考试都快结束了。“我匆忙跑进考场，看到试卷，什么也不会答。但是我喜欢写诗，于是就写了首诗作为答案。”让马作楫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成为了他进入山西大学教育系就读的法宝。

当时，监考马作楫的老师便是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杜任之，“他也喜欢诗，所以就把我招进去了。”马作楫说，真正写诗是从1946年读大学开始的。到了1947年，他的诗已经在学校小有名气了。

“1947年5月，平津沪等地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如火如荼，但是我们校园却很冷清。进入初冬，在当局的‘扰乱戒严令’下，我们更是感觉到了空气的窒息。”马作楫说，当时爱好诗歌的好友都让他组织一次文艺欣赏晚会。

马作楫便邀请当时法学院院长杜任之、教授李毓珍、王文光和校内外一些喜爱诗歌和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学、朋友到场，“大概有五六十人，每人面前一杯茶，大家尽情朗诵诗歌。”马作楫说，在那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举办文艺晚会无疑是寒冬中一次对春天的呼唤。

创办《北风》诗刊

马作楫的诗达到一定造诣是从1948年《北风》诗刊正式创刊开始。

那时，全班有30个学生，写诗的就马作楫一个人。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马作楫经常向山西大学的王文光、杜任之、李毓珍三位教授请教文学写作和诗歌创作，当时的马作楫只知道三位老师学识深厚、思想进步，并不知道他们便是山西民盟的最早创始人。

1947年，李毓珍教授多次与他商讨创办《北风》诗刊的事情。有一次，他们在李毓珍的宿舍里研究创刊的编辑、经费、纸张、发行等问题，其中，纸张和钱都是教师们免费捐助的。谈到兴致处，李毓珍从书案里取出他刚刚翻译好的俄罗斯莱蒙托夫的诗《帆》吟诵起来：“下面是清比蓝天的波涛，上面是那金色的阳光。”读完后，两人当即笑着说：“‘风暴’也深蕴着我们办诗刊的心愿以及我们久久盼望风暴过后会迎来温暖的阳光。”

1948年1月15日，《北风》正式出刊。诗刊以宣传民主、进步的诗歌创作、译作和短论为主。而当时26岁的马作楫写的新诗《预言》、《春神和诗人》也刊登在那上面，在当时颇有影响。但在当时，他并不知道《北风》诗刊是民盟太原秘密组织以诗的形式创办的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进步刊物。“知道《北风》诗刊是民盟太原秘密组织的刊物是在解放后了。”马作楫说。

在学生中间，《北风》诗刊的影响很大。在李毓珍教授的举荐下。同年，马作楫由上海光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自己的诗集《忧郁》。

1948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梁化之让山西大学训导师张先生传话给李毓珍说：“他办这个刊物有什么用，告他最好不要办了！”之后，《北风》就停刊了。到停刊为止共出过七期，大约经过了三个半月的时间。

“至今，我都记得那段革命的记忆。”马作楫翻出手抄版的《忧郁》和仅存一本的《北风》说，在文革期间，《北风》已经烧掉很多，仅有的这本是文革后在一家农户家找到的。

第三代

时间：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代表人物：邢燕子、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

关键词：自愿 锻炼 插队落户

青年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

于是，青年人背上行囊，上山下乡，再次出发。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张书琳：用等待反抗时代的喧嚣

张书琳的婚礼只有两个人参加———她和她的丈夫。筹备婚礼的钱是丈夫朝朋友借的，一共420元，在1980年的那个冬天，张书琳用这笔钱和席广宗完成了旅行结婚，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件极为浪漫的事情，不过在席广宗的父母看来这又是多么的无奈。

时代喧嚣中的等待

那是一个喧嚣的时代，所谓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然而热闹的背后却是一代人的哭泣。

张书琳是“老三届”中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73年她与其他11个人来到了太原市郝庄镇的占道村，那一年她18岁。

村里分东、西两个生产队，她属于西队，住在一个叫吴栓桃的老乡家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山上耕种“那地里可怜的几个山药蛋”。村里的日子是寂寞的，在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别说广播，就是能看场流动电影也是一种奢望。

然而，山村的寂寞却掩盖不住那个时代的喧嚣，年轻的心也同样如此。

同来的几个青年陆续谈起了恋爱，张书琳也想，可是她却不敢说出来，不是因为小姑娘的羞涩，而是因为她看上的是占道村的村民席广宗。

席广宗是西生产队的队长，小伙子一表人才也算是村里的“好苗子”，可是他同样不敢把想和张书琳谈恋爱的想法表达出来，他知道在封闭的山村要找一个城里姑娘是会被人“说闲话”的。

在整个1973年，两个人就这样心照不宣地苦撑着，知道秘密的只有一起来的那几个知识青年。

1974年、1975年，两年过去了，两个人的事业只是那山坡上的几分土豆地，爱情也一直保持着地下状态，“等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然而在等待什么，就连他们也不清楚。

一本奇怪的日记

张书琳和席广宗的“等待”在1976年迎来了转机，由于知青“回城”政策的开始落实，张书琳就要回太原参加工作了，很显然这样的转机对于两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1976年9月，万不得已的席广宗首先和家里坦白了两个人的恋情，紧接着张书琳也干脆把席广宗领回了自己位于太原市黑土巷的家里，他们希望能用这样直接的方式“逼迫”双方父母同意。

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双方父母均不同意这门亲事，并直斥两个人“荒唐”。这一年席广宗24岁，张书琳21岁，在上世纪70年代，这已经是应该结婚生子的年龄了。双方父母开始疯狂地给自己的孩子介绍对象，并阻止双方见面。

1977年，张书琳成为太原市市政管理处的一名正式职工，而席广宗仍然耕种着他那“可怜的几分山药蛋地”，双方的婚事看似“遥遥无期”。

不过双方却仍然选择了“等待”，一种不知结果和时间的漫长等待。

“那段日子是艰苦与辛酸的。”张书琳回忆到，“通讯不发达，他坐着马车来城里看我，不敢进家，也不敢去单位，有时在路口一等就是一天。而我为了给他打一件毛衣，还要偷偷地半夜起来，生怕让父母看见。日记里的思念不敢写出来，只是用‘今天在路上碰见了钉子’、‘今天我又见到了路边的那个小店’这样隐晦的说法来表达。”

“直到现在，想起日记里那些奇奇怪怪的语言，我仍然会流泪。”张书琳说得动情，“这一等就是四年，我们用青春的等待在对抗着家里，对抗着这个时代的束缚。”

没有人参加的婚礼

七年的等待，对于一对恋人是煎熬也是幸福。

时间迅速地流转到1980年，在当时30岁和27岁的年龄无论对于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来讲，那都意味着他们已经“再找不下了”。

“因为‘再找不下’，所以在1980年我母亲同意了我们的婚事，紧接着他的家人也默许了。”张书琳讲到。“但是，他家里一分钱的彩礼都没有出，我们家也没有一个人送给我们应有的祝福。”

“我们的婚礼没有参与者，仅有的420元钱还是他朋友把自己盖房子的钱拿出来借给我们的，所以至今我对于那个借钱给我们的朋友仍然十分感激。”张书琳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没有埋怨任何人，只是说，“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同年，张书琳把工作从太原市市政管理处调到了席广宗所在村的供销社，双方的父母也第一次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席广宗的母亲还给了张书琳一枚“金鎏子”。

“知青”在中国是如此特殊的一代，他们错过了读书的黄金年龄却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称呼，他们“主动下乡”锻炼，却被农村人看作是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城里人”。

1800万知青下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却没有给中国的农村带来什么质的变化，他们大多只是农村的“匆匆过客”。

但是在这1800万人中，也有近10万人留在了农村，张书琳是其中一个。她用“等待”这种沉默的方式对抗着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观念。作为一代青年，或许她并不会呼喊“自由与民主”这样的口号，但是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却根植在她的心里。

 
 
第四代

时间：上世纪80年代

代表人物：崔健、王朔、王蒙

关键词：独自性 叛逆

与成人社会的摩擦、冲突，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关于“青年”，年轻人无法否定这个东西，但就是不想再扮演这样的角色。主体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年轻人喊出了要“重新塑造自我”的口号，这在那时是非常时髦的口号。所以从1985年开始，就有了一个青年文化的大爆发，王朔小说，然后有崔健的《一无所有》，都是1985年爆发的。全国很多青年艺术小团体出现，在体制外的，也有的是大学校园文化。现在看来，是年轻人在试着表达自己，它反映了神圣的“青年”角色类别的意义危机和功能衰退。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大人们”都把“抢救这一代年轻人”当成了头等大事，要让这一代人重新成为模范的、合格的“革命青年”。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问题，崇洋媚外、自由恋爱、脱离单位组织领导等种种青年问题。当时青少年的现象及文化一一被问题化，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摩擦。“抢救”与“拒斥教育”，双方像拉锯战似地展开对立。

上世纪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出现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行为。一方面他们仍在扮演“青年”角色(重归“五四”)，同时他们也在逃离角色(逃离“革命青年”)。把80年代末青年的角色表演行动放到年轻人与正统社会的冲突中来看，当时的事件还具有另外的象征性意义。当时的成年人对青年这个群体特别不满，人们坚持认为年轻人应该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顺应为国奉献的规范。他们无法接受年轻人不肯扮演社会期待的、也是国家和民族希望他们扮演的青年角色的事实。

张小军：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中冲撞

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大多生于60年代，这一代人是中国承前启后的一代，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有着最切肤体验的一代人，兼具社会价值道德观的分水岭、苦难与辉煌的见证人、变革与转型的参与者，身份相当复杂。

生于1966年的张小军对《山西青年报》记者说，作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像一个矛盾综合体那样，始终在传统与现代的思想中冲撞。

骂朋友烫发是疯子

张小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原在山西省化学纤维研究所任职的他，被一个“铁哥们”拉到理发店要求和他一起烫发的情景。

1984年的太原，虽然大街上偶尔会出现满头顶着“卷卷发”的男人，但那些人大多都是来自南方城市，北方男人烫发的人少之又少。可张小军的“铁哥们”却执意要去烫发，不仅如此，他还要拉上张小军一起去，张小军告诉他“打死我也不烫发”，“铁哥们”却笑着骂他“老古董”。

这对于当时“一心只听党的话”、“政治第一”的张小军来说，朋友的这种行为一点也不可理喻。张小军嘴里骂他朋友是“疯子”，心里感觉他朋友“不正经”，曾一度抵触和他在一起共事。

张小军对《山西青年报》记者说：“现在看来，是我的这位朋友思想开放，理念新潮，但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不允许你张扬个性，在思想上，我当时接受不了这种行为，认为他‘不是党的好学生’。”

“铁哥们”烫的发是那个年代南方最流行的“爆炸头”，可这种发型在“铁哥们”头上当时却也没有“存活”多久。据张小军讲述，由于大部分朋友接受不了这种怪异的发型，一个月之后，“铁哥们”又把一头卷发拉得直直的。

穿西装是假洋鬼子

在张小军孩提时代，中国人民都是“素衣出入”，全国山河只有一种服饰———中山装，又曰人民服，颜色均为“黑、蓝、灰”，国民穿在身上有时难辨性别。那个年代缺席民众身体的西装，是因为其是资本主义的符号之一，是“反资本主义者”的“眼中钉”。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不断吹来，张小军第一次穿上西装已经是1988年了。

由于张小军所在的单位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机器，外国专家经常在他们单位进驻，单位也经常派技术工程师出国学习，所以在他刚参加工作不久的1983年，张小军就看到有外国专家和工程师穿西装。

看着别人穿西装很精神、很帅，但张小军从来不敢尝试，因为在单位里，经常有同事指着穿西装的技术工程师是“假洋鬼子”、“汉奸”。在张小军的心里，当时也认同这些观点。

1988年，已经当机关团支部书记的张小军，被单位选为“五四青年节文艺演出活动”节目主持人，单位领导和同事不少人建议他在文艺活动登台时穿上西装。

当张小军决定在文艺演出时第一次穿上西装时，他先在家里学了老半天的打领带，却仍然学不会，最后无奈地找同事帮忙打理。

虽然张小军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后自己的身体有点被“绑架”的感觉，但文艺演出主持完毕以后，自己穿西装的反响却很好，不停地有人告诉他：“你穿上西装还挺帅。”此时，张小军从身体接受穿西装后，开始了心里接受穿西装，这个过程经历了5年之久。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

张小军上学时期正是中国大唱革命歌曲的时代，让张小军记忆最深的是《东方红》，他说，那时候的歌，唱出来真的是让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当张小军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歌曲创作开始多姿多彩，百花齐放了。

“那时有一种叫靡靡之音的歌曲也传了进来。典型的是邓丽君的歌，什么《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姑娘十八一朵花》……”张小军对《山西青年报》记者说，中国有一段时间把邓丽君的歌曲说成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加以批判，而在他的思想中也是始终保持“政治思想”第一位，认为“除了党的要求，做其他事情都是错误的”。

张小军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还是从他自己买来的录音机中播放出来的，虽然他听起来感觉很好听，但思想上，他总是认为自己听邓丽君的歌有些“思想反动”的感觉。

完全回避“爱情题目”

张小军的青年期是中国青春期教育完全回避“爱情题目”的年代，虽然当时也可以自由恋爱了，但那时的恋人在一起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时两人一起逛街都得一前一后。张小军说，如果男女交往不注意，一不小心就会被别人冠以“轻浮、轻佻”的罪名，这个罪名在当时可不能小瞧。

“而现在的青年对于性的态度和行为都已经那么自然。”张小军说，“他们自然得让我们这一代人感到尴尬。”

张小军说，那时的反叛行为无法像现在这样被当作旗帜招展天下、广为人知，而是要偷偷摸摸的，就像懵懂的小女孩偷用妈妈的化妆品一样。

张小军有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当电视上播放“接吻的镜头”时，他下意识地用手把眼睛捂住，不敢看，但当时他的心里却是多么想看看男女主人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从那之后，张小军再遇到电视播放“接吻”镜头时，会选择起身离开电视机前。

“总体说来，上世纪60年代人新鲜的血管里流淌着古老的血，继承了上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又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有着思想开放的的躁动和不安，属于明显的思想过渡带。”张小军告诉《山西青年报》记者。

第五代

时间：上世纪90年代

代表人物：张艺谋、苏童、姜文

关键词：活跃 独立 注重自我 创造力

上世纪90年代是个过渡的年代，统分和并轨收费并存，又恰逢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个年代的大学生既没有统分制下的拘束，也没有市场化后的就业重压，他们在尽享择业自由的同时，也第一次有了“乱花渐迷游人眼”般的欢乐烦恼。

90年代最早觉醒的一代青年人成为开放了的中国社会最为活跃、最富创造力的部分。在影坛的代表便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他们以“学院派”同学“集团冲刺”的造反精神掀起了长达数年的中国新电影运动。然而在他们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现代镜头语言背后，仍是以“文化寻根”的寓言表述出来的“五四”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话题。因此，电影成了90年代的一大特色。

1995年，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90年代中国影界的意外之喜。作为时代的文化代言人，编剧王朔曾经风光无限，然而90年代以来，他似乎渐渐地老去了。一群网络时代、新新人类的文化英雄正在崛起，并取代了他的位置———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几乎可以作为王朔这位具有独特时代感的文化代言人离开时代文化中心位置时的告别演说，因此它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有学者称，90年代以来的青年与“五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区别之一就是，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似乎不再那么强烈地反传统，也不再要求全盘打碎传统全面构建新社会了。

如果说80年代的“文化热”复苏了中国大地沉埋已久的理性主义的激情，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治化等受到了高度的礼赞，对科学的无限企盼和神圣依归也延续了“五四”精神，并且加重了“赛先生”之信仰对象的色彩，那么到了90年代，“国学热”骤然兴起，打破了“全盘西化”思潮独领风骚的格局，使一种多元化的、现代与传统交织、激进与保守共荣的复杂文化景观重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史树林：第一代追星族的时代烙印

晚上8点，吃完晚饭的史树林跑进厨房，从水缸里舀起一瓢冷水，熟练地用双手抓住分别撇在额头两边的一小撮头发，使劲朝里卷了卷。

“还不赶紧去写作业，在那瞎折腾什么呢？”听到隔壁屋里传来母亲的吼骂声，他快速钻进房间，拉上窗帘，打开桌子上的台灯，利用物理学的原理，将光调到一个最佳角度。一切准备好后，他从抽屉里拿出自己花50元新买的随身听，又从几乎排满的磁带中选出一个放了进去。

当年，20多岁的史树林是村里最“拉风”的年轻人，梳着最流行的“郭富城头”，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着那些港台流行歌星的歌入睡。

史树林的青年时代，中国第一次出现“追星族”。那个时候，明星们还没有被称为明星，偶像是真正不可触及和充满想象的。在无数个年轻人信马由缰的崇拜中，最早的一批巨星被制造出来———四大天王、王杰、齐秦……

而短短十几年之后，偶像传播速度被网络提高了一万倍，最早的追星一代，经历了短暂的爆炸、背叛，直至被完全分离。

多年之后，史树林的侄子小史已是二十好几。他也喜欢听歌，但没有自己的偶像。在这些年轻人的神经里，早就完成了对所谓偶像的自我免疫。他说，“真难想象叔叔当年怎么会那么疯狂。”

50元买来随身听

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上世纪90年代初，自从一个叫做“郭富城”的港台明星走进内地，史树林的生活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1970年，史树林出生在山西省交城西营镇西营村，从小，他就是个调皮的孩子，从来就没有让家人省过心。“这孩子机灵得很，就是用不到正经地方。”说起家中最小的孩子，已经80岁的母亲说道。

上世纪90年代是随身听开始流行的年代，史树林说，当时的随身听就像现在他给孩子买的MP3一样随处可见，深得年轻人喜欢。为了能买一个随身听，当时上高三的他把饭钱和买复习资料的钱省下来一部分。半年的时间，终于攒够了50元，买了一个“索高”牌国产随身听。

为省钱 自制充电器

随身听有了，但是1元钱两节的5号电池和买磁带成了继随身听后必须的花销，为了省钱，聪明的史树林自制发明了电池充电器。

只有带着随身听出门的时候，他才会将两节5号电池放进去，其余时候，他就偷偷地从母亲房间偷手电筒里的两节2号电池，将他们连在一起，之后从正、负极两端各牵出一根线，用蜡水滴在上面固定。“这样做，不但省了钱，而且用电时间长。”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史树林都会在母亲的催促下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拉上窗帘，将桌子上的台灯调到一个最佳角度，趴在桌子上的他不管在里面干什么，站在窗外的人永远能看到的都是一个趴在桌子上、低着头、认真学习的人。

剪成五五分的“郭富城头”

晋朝的时候出了一位“超男”，这个人是当时的一个大帅哥，长得一表人才，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选秀，没有网络传播，靠的就是口口相传，久而久之就发展了一大批超级粉丝。每当偶像出现，粉丝就会将其围个水泄不通，为的就是看帅哥一眼。

史树林追星的过程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还是会刻意模仿明星的样子、表情和装束，不管自己适合不适合。

有一天，史树林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郭富城的一张照片，他毫不犹豫地将书上的彩页撕下来，走进了当时他认为剪头发最好的一家理发店。

当时的交城县城根本不可能会有剪这种发型的店，可是他对理发师说：“你就照着这个样子剪就行。”

剪发的第二天，史树林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各方面的指责，妈妈骂他剪了一个汉奸头，老师说他有损校风，而村里人每每看到他就会笑着说，史家最小的儿子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

史树林根本不在意大家的说法和看法，甚至还很骄傲，因为他的发型让一些同学纷纷效仿。

敏感歌词不唱

至今为止，史树林最喜欢听和唱的一首歌仍是《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当唱到这里的时候，他笑了一下，“你知道吗？当时每当唱到‘亲爱的你’的时候，我们都不把这几个字唱出来，而是哼哼地把这几个字带过去，那个时候，这些字太敏感了。”

除此以外，当时两部外国影片最吸引他，一部《霹雳舞》，另外一部就是《少年擒寇记》。

现在已经39岁的史树林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年轻时追星的日子已经成为永久的回忆，很多时候他会像母亲当初 一样，对着已经上小学的孩子厉声呵斥：“上课要好好听讲，不能总是走神，不要乱花钱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穿衣服要大方，不能乱来。”

第六代

时间：当下

代表人物：郭敬明、后舍男生、李想、李宇春、张一山、刘翔

关键词：个性独立 自由成长

这个年代的人多数都是80后、90后，有些人总爱把这个年代的人归结为“自私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其实，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个例，相信每个时代都会有，而大多数的青年，他们进取、有爱心、有想法、博学且激情，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知道要怎么样获得，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愈发多元化的时代里，这样的时代赋予了他们鲜明的特色。

如果我们对“代”的概念加以细分，现代青年的主群体应该是第六代青年了———也就是出生并生活在这20来年的一代青年。上世纪90年代陆续走上社会的一代人，应当是本世纪中国最幸福与最幸运的一代青年。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认识，他们的选择都有其现实合理性，因为是个人的选择，他们很少抱怨，很少发牢骚，只是凭本事挣钱养活自己，凭个人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在大变革时代显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同样发生了转型，青年农民的道德人格相应地发生了转型。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农民打工族的涌现，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道德人格也逐渐地带有一定的现代化取向。

郝成光：游走宅男 青睐非主流

距“五一”放假还有一周时间的时候，郝成光带着在新疆认识的新女友塔娜回到了山西榆次，在家住几天后，他们还要赶在“五一”之前去阳朔自助游。

2007年大学毕业后，郝成光只回过一次家。今年是他的第二个本命年，过年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回家。这次回来，是因为妈妈打电话和他磨叨了一个多月，非要看看儿子和他的女朋友。没办法，郝成光只好把塔娜领回了家。而郝妈妈不知道，儿子领回家的这个姑娘早已不是她之前在电话里听说的那个了，事实上，塔娜已经是郝成光的的第N任女友了。现在的年轻人和她年轻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遭遇非典型性高考

2003年3月，非典开始在全国蔓延。那年，郝成光上高三，当所有的人都为那场前所未有的疫情恐慌时，在榆次一中校园里，郝成光和他的同学依然过着和以往一样的生活。

那年正好是教育改革后第一年实行提前一个月高考，4月底，SARS传播的速度飞快，在他的学校，除了高三和高考补习班外，学校其他年级全部停课放假。高三学生全部住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从没住过校的郝成光觉得新鲜无比，相比其他因为非典和高考的双重压力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人来说，郝成光每天都劲头十足。

住了校，家长看不见了，大家胆子都大了。下了晚自习，学校的小花园和操场上到处都是一对对的男生女生。那时的郝成光还没有女朋友，下晚自习后他就和几个兄弟一起提着“小蜗牛”牌应急灯，在花园和操场一圈圈地扫射，吓唬那些有对象的男男女女。

月光宅男也非主流

高考结束，郝成光顺利考入北京一所高校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没有一刻休息，郝成光和同学出去疯玩儿了一星期，把省内和周边地区所有没去过的地方都转了个遍。短短几天，他就把家里亲戚给他的五千元钱花了个精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几乎没有出过家门，过起了宅男生活。但是每天从网上获取消息和资讯是他必做的事情。

暑假两个月，郝成光的头发长到挡住了眼睛。酷酷的发型让他有种桀骜不羁的感觉。为这个发型他还特意置办了一身行头，一件印着骷髅头的T恤，破洞的牛仔裤和一双肥肥大大的滑板鞋。

现在的郝成光依然是月光一族，每个月过着上半月皇帝、下半月乞丐的生活。手里有五六张信用卡轮换着刷，拆东墙补西墙地过日子。即使这样，郝成光依然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起父辈们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要好得多。

放弃送来的金饭碗

大学四年，郝成光采取“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的方法断断续续、有所选择地上完了学。

这四年，他和大多数80后一样，泡网吧、追女生、抽烟喝酒、耍酷叛逆、通宵赶作业、做毕业设计到焦头烂额，全都经历过。

郝成光家里条件还不错，快毕业的时候，为了他的工作，父母花钱找关系费了不少劲儿给他找了份在别人看来是“金饭碗”的工作。但郝成光并不领情，他不甘心多少年干着同一份平淡的工作。“我不可能和我的父辈一样安于现状，我要趁着年轻使劲儿折腾。如果让我守着他们本分地过日子，我肯定会发疯的。”郝成光说。

就这样，毕业后，不听家人的规劝和阻拦，他南下去了广州。“我们这代人都很现实，我不会说我有多伟大的理想和抱负，我只是想活出我自己的样子来，不想受别人的影响和干扰，活得好或坏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喜欢多元化生活

除去一次回家迁户口和拿证件的短暂停留，郝成光这一走就是近两年时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的选择太让父母伤心了，不混出个样子来他不好意思回家。而时间长了，郝成光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父母在身边，他从独生子成长成了独立的男人。

不喜欢平庸和安于现状的郝成光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已经换了四种工作。“我换工作，不是因为干不好，而是时间长了我会腻。趁着年轻我想多尝试不同的职业，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郝成光之所以能在“五一”之前一周就回家，就是因为刚刚辞了干了半年的软件设计工作。他已经找好了下一份工作，去一家猎头公司。这些他都没有告诉爸妈，他怕他们担心，同时仍然觉得他们还是理解不了他的想法。

这次回家之前，郝成光和塔娜已经定好了4月29日太原飞桂林的机票，辞职前他就研究好了“五一”自助游路线，从桂林到阳朔，再到丽江，然后直飞广州。之后去新的公司报到上班，开始新的生活。

五四青年 在自我完善中为国奉献

90年前，五四运动提出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在那个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革命时期，五四精神的核心是青年人心中的图腾，历经九十年后，五四精神在当今时代应该怎么理解？青年人应该怎样永葆五四精神？对此，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教授认为，青年人应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要爱国首先得完善自己。

新时期的五四精神

在谭克俭看来，五四精神在当代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五四精神在每个时代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意义，五四时期的爱国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而献身，而我们现在所讲的爱国则更具有现实意义，五四运动后，爱国已融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不论是火炬传递、志愿奥运还是汶川地震，都让人感受到了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这些就是五四精神在这个时代的充分体现。

而进步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青年应该追求进步的思想，当年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就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但是，青年人是最容易冲动的，这就要求当代青年必须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用进步的思想去对待社会转型期中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当代青年必须迈着与时代合拍的步伐踏入社会，如果不适应就会被社会淘汰。

当代大学生青年要怀着爱国之心，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学校和国家的建设，从身边小事做起，在自我完善中一点一滴地为国做贡献，这才是当代的五四精神。

学生很好地发扬五四精神

刘鹏是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的一名老师，他眼中的青年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尽管有少数学生目前对于人生与前途的目标不是很明确，尚无规划的意识，但大多数学生已经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处理好，促使自身的思想在逐步开放，有利于人生定位的加强。目前，有不少同学投身于建设新农村、支援西部，在建设祖国的同时使得自己更加先进，这就是无私精神的很好体现，这本身就是在体现和发扬五四精神。

“中国的青年应当更加了解革命历程，热爱社会主义制度，要有信心、有决心,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学校则应该多做党史、党建的宣传，使得处于和平时期的青年加强艰苦奋斗思想，明白前辈们如何浴血奋战换得今日中国的辉煌；组织多重力量从事相关历史的基础性研究，挖掘更多潜藏的价值。”刘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