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缅怀敬爱的父亲陆定一

——为纪念父亲13周年忌日而写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亚洲院士  陆德

父亲陆定一1996年5月9日去世，终年90岁。中央授于他“伟大的”称号。是家乡江苏省3个被授于“伟大”称号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其它两人是瞿秋白同志和周恩来总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他的英容笑貌，仍久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现将我亲身经历和所闻的一些事写出来，以表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13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13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建国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就连胡耀邦同志，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也说：把“错误的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删去就好了。很多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允许，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被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200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也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并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的政治理念！又是他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笑着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呀！”
当前，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已达65％以上，解决全国就业人口的75％，其中乡镇企业吸纳了农村1/3以上的劳动力，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力排众议，冒死进谏保故宫

解放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到城市的改造。
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1957年5月   毛主席也说：“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总理致信党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让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众压下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还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
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主席把此事看作是政治问题了，以后也就没有人再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在这之后的60年代初，父亲敢于挺身直谏保故宫，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阶级斗争为纲”环境下，提出了“双百”

“双百”方针，一般人可能以为是由主席提出，让陆定一执行的，而实际情况是它是由陆定一提出，而由主席拍板形成的。这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由新华社通稿报道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都指出是陆定一“积极推动并促成了” 、“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双百方针，还原了它本来的历史面貌。毛主席是在第二年，即在1957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才全面阐述了他对“双百”的观点。

1956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父亲脱开十大关系内容，专门就“关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也即允许自由讨论”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毛主席在第二天作总结发言时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随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对外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化艺术的方针。

中央并指示父亲在中南海专题向科技文艺界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随后此报告又在“人民日报”全文登出。

1957年反右派以后，‘双百’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很难执行了。毛主席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回归到“阶级斗争”，又被融入到阶级斗争范畴中。

关于“双百”方针的命名问题，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父亲曾两次向我回忆过，他说:(毛)主席非常赞赏这个促进科学和繁荣艺术的方针和建议，但取个什么名字呢？主席召集我和(陈)伯达等几个人，临时碰了一下头。(陈)伯达讲:主席对戏剧方面过去有个题词叫“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争论叫“百家争鸣”，现在，取这两个“百”字，把它扩展到整个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这个方针就叫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毛)主席听后拍案叫绝，说“好啊！”。主席又回过头问:(陆)定一，你是(建议的)提出者，你看怎样？我(注:指陆定一)说:很好！不愧是老夫子(注:中央同志内部称陈伯达为“老夫子”)。主席重复了一遍，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好啊！繁荣兴旺又吉利。我看，就这么定了！因此，“双百”的具体名称，又是由陈伯达提议的。对这一方针的具体名称，并未在“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讨论过，而是在这次小型的、没有会议记录的“碰头会”上就决定了。陈伯达在回顾中，未提及这次碰头会，可能是由于他届时的处境(已成为“四人帮”分子)。但父亲讲:应该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

席和父亲都提倡“双百”，它们有什么区别呢？通过与父亲晚年的多次交谈，使我理解到，父亲认为学术问题和技术、艺术问题，具有“二元性”的特征，即它不仅有“社会属性”，是为社会、为阶级服务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自然属性” ，即有它自身的不同规律性和自然特性。父亲认为：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同时兼有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采用否定自然属性或否定社会属性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而在“二元论”中，自然属性又应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要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片面地滥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的自然属性。父亲讲：当时卫生部一位主要领导曾提出“中医是封建主义的，西医是资本主义的，只有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一元论”的观点，是在扣政治帽子。这怎麽行呢？不管中医西医，都是千百年经验和实践的总结，有它自身的规律，这就是“自然属性”。只要能治病，我们都应鼓励它发展，而不应去取消它、排斥它。

父亲讲：“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理解。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

父亲这一辈子，主要是管文教卫体宣领域，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能在这些范围内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在“阶级斗争为纲” 的那种大政治环境下提出“双百”方针，提出要允许不同学术派别自由辩论，不要乱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压一派，“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即‘四大自由’） ”，“要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要把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父亲提出这些主张是十分不易的。

至今，建国初期的一些方针已经基本不提了，不再延用了，但“双百”方针仍是“先进文化” 、“科教兴国” 、“和谐社会” 和“科学发展观”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针，被延续并发扬光大。

父亲在晚年时曾对我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文化、学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虽然这条道路会还很长很长，仍十分曲折，不可预见的。但毕竟陆定一是建国之后在我党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在这条道路上的探索和开拓的第一人。这是他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