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新：思考的力量

解读“后三届”系列（2）

大胆思考、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激情，秉承着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优秀传统，那是经历20世纪伟大变革的77“后三届”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品质。

在驰名中外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北侧，有一处地方，风景绮丽，被称为“马列公园”。那个地方就是中共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它也像颐和园一样引人注目，并不因为它是权力部门——尽管它是中共中央重要部门之一，而是因为它被人称作是“中共血库”：培养中共高、中级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地方。

多少年来，我们以为那是一个教条的、僵化的地方。后来，徐伟新告诉我们不是，严谨是原则，但中央党校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活跃的……

她从里面迎了出来，带着生动、灿烂的笑容，眯起来的双眼像新月。她有精致的装容，她的笑容里还有一种力量，能消除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拘谨。很快发现，她的思考比她的笑容更有力量。

中央党校那个特殊的讲坛

1990年，徐伟新走上了中央党校的讲坛，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对于一个试图以学资政的思想者来说，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有效和直接。思想活跃、开放，并满怀理想和热情的徐伟新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1991年的时候，她跟学员们讲“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简直有点石破天惊，有学员还因此跟她发生冲突，说她这一套不对，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个地方不动枪不动炮，但也是硝烟弥漫，充满火药味。”刚上讲坛不久的徐伟新就已经感觉到了。

也有很多人觉得她讲得很有道理。而到邓小平南巡谈话，全国上下思想解放，那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她感觉到了中央党校的魅力：“这个讲坛对于引导中国官员，引导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牵引中国这艘航船的走向，举足轻重。”

后来，她当上了进修部主任，要面对的是省部班、地厅班、县委书记班——中国决策架构中三个最主要层次的官员，“他们是中国的引导者，为世界和中国所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决策，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官员们来这里学习之前，已经拥有大量的经验和知识背景，每个人都大浪涛沙走到这一步，经过多种历练，脑子里已经装了很多固有的东西。相比课堂上传授的东西，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他们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这种课堂的应变，对教授是很大的挑战。”有一段时间，她坦言，确实很怕官员提问，“理论总是死板的，而实践是生动的。你用不变的东西去应万变，最终尴尬的是自己。”她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理念走进他们这么一批人？”

2005年，国家重点决定培养一批年轻的女政治家，于是，在全国选拔了15名50岁以下，正局级、博士以上的女官员赴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徐伟新成为了重点培养的其中一员。

在哈佛，她深受启发。“对于成人教育，哈佛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它给你理论的框架，也给你基本的知识，还有一些基本分析工具和方法，然后，给你案例，让你自由探讨。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知识、经验、经历就发挥作用。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不同的宗教背景下观点五花八门，非常让人受启发。”

“最后是什么？没有结论。以前我们总要给点东西，但在那里没有结论。” 徐伟新觉得哈佛那一套对于中国的官员培训挺适用，于是她将其引入到中央党校的课堂中来。“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引进过来，而且这种引进不是静止的，而是源源不断地、开放地，把一切优秀的东西引进到中央党校的教学里来。”

她说，必须以学员为本，绝不能用那些陈词滥调，一些规矩去束缚他们。“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把打开社会之谜的钥匙，让他拿着这个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员说她给中央党校形象加分不少。她理解中的以及努力塑造中的中央党校形象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是生动活泼的、健康的、文明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绝不是教条的、坚固的。

“所以，她笑得很生动，很灿烂，也是自然的。”学员们都这么说她。

这个地方对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不言而喻。“怎么走？怎么干？坚持什么？反对什么？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将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进修部，每个学期来学员以后，徐伟新跟他们都会有一个见面会，并给他们做一个讲话。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说，“我们的干部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执政信念问题，一个是执政能力问题。这两个问题若都解决了，那就都解决了。” 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尤其是“上海社保案”之后，徐伟新更坚定了她的看法。那次事件对她震动很大，在她的观念里，上海是不会出事的。上海的收入那么高，上海的领导干部修养那么好，能力那么强，怎么可能会出事呢？结果还真出事了，而且还不是个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知识不够？能力不够？还是对中国的实际理解不够？对世界的理解不够？“全部不是，是信仰发生问题了。”

改革开放后，通过各种学习，官员的能力越来越高。但信念问题若不解决，迟早要出问题。徐伟新不无担忧。

像他们那一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她说希望能以学资政，为党治国安邦理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思想，同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融为一体，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一些建树，直接就构成中国发展的动力。我们的智慧，就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党的智慧，所以是挺有成就感的。”

那个年代给予她最深刻的东西就是大胆思考

大胆思考、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激情，秉承着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优秀传统，那是经历20世纪伟大变革的中国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品质。

徐伟新说，在77年、78年那样一个变动的年代上大学，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给予她最深刻的东西就是大胆思考。后来，她将这四个字引入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受益终身。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们国家正处于徘徊期，中国何去何从？不知道。”那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年代。这样的困惑来自伟人的去世，老人家不在了，这个地球还能照样转吗？对于上世纪已经迷信惯了的那一代人来说，他们觉得中国的天就要塌下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中国有很多的问题，究竟怎么看，不知道。”

那是一种巨大的思考的动力。1978年考上大学的徐伟新决定读遍图书馆的书来寻找答案。但很快发现根本读不完，那么多的书怎么读得完呢。那就有选择地读，在几类书中，她感觉到马列最让人信服，“特别是《资本论》太厉害了，铁一样的逻辑，无懈可击。”一本《资本论》彻底把她征服，而且她觉得马列确实管用。以至于在她后来的的职业选择中，也将研究马列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任何人考虑现实问题，都不能够摆脱历史。中国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历史进程，强大的封建思想的惯性，以及后来对马列的教条化，所有这些东西，都严重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却又不能给活生生的现实给出答案和出路，困惑由此而来。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要摆脱束缚，去大胆思考。”思考什么呢？

先是思考世界。特别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窗户，打开了大门，看世界目瞪口呆。“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生活还可以这样，人们的流动还可以这样，人们还可以去自由地选择职业，完全不同，我们怎么可以让自己的思想禁锢在那个教条里面呢”？那个时候，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不光是伟人去思考的东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去思考。

再就是思考中国。“中国2000多年的停滞以及后来的落后和屈辱，然后又被新的个人迷信所统治，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路应该怎么走？”

还有一个就是思考自己。“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该如何行动，以及在这样一个变动的世界潮流中，在一个变动的转型国家中，我们如何来定位自己？”

如果自己的定位想不清楚，世界和中国的问题不可能想清楚，三者一以贯之。“只有把个人荣辱，同整个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你的思考才是有价值的，思考才可能是深厚的。”

      刘德福的这一生

徐伟新的想法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极具代表性，尤其在她先生刘德福身上。这几乎就是他这短暂一生的写照。

他们是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同学，因为思想的相悦走到了一起。毕业后，他们俩结了婚。之后，徐伟新到中山大学读研究生。一年后，刘德福追随而至。迎着改革开放之风，在那个前沿阵地，他们有机会尽快去了解世界，来帮助自身进行思考，甚至来改变他们已有的一些观念。徐伟新说，那三年时光，让他们受益终身。此后，两人始终能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和放眼世界的眼光来思考问题，正是得益于此。

再后来，他们俩回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只有在那里，对于中国的思考，才能更深刻，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才会更直接。”徐伟新说。

思考是一个起点，刘德福先生的《思考中国》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的东西都由此而来。“我们两口子这些年来一直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耕耘，就是希望通过思考来回答一些问题。”

思考也是一个川流不息的流淌的河流，于是又有了一度为党的高级官员必读的《落日的辉煌》，也有了后来的《中国大势》。

刘德福生前曾长期在中南海工作，由于身份的特殊性，要保持思想的独立、自由和活跃不太容易。但为万世开太平的那样一种历史责任感，一直驱动着他去思考，并不懈地追求。有时候还表现出他天性里那种不顾一切的使命感。

“他在那个地方讲出去的东西，外界都很关注。他太有思想了。也因此差点离开那个地方，后来领导把他保住了，” 徐伟新从不掩饰对刘德福的赞赏和敬佩，敬佩他强大的思想张力，同时又担心思想的超前和活跃会给他带来麻烦。

在这一点上，徐伟新显得更理性些，她知道要掌握尺度，并有节制，懂得循序渐进。

她说，大胆思考很不容易，有很多的压力，甚至会涉及到个人的发展。她始终强调，在思考世界和中国的同时，必须思考自己的定位。如果对自己的定位考虑清楚，就不会为一时的烟云、荣辱所动，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虽然很难，但他们俩人一直没有放弃宏大的思考，刘德福也为此穷尽了毕生的精力。

在生命的最后，刘德福留下了《中国大势》。那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40万言的书稿。2004年5月6日，他写下了该书的结语，7月20日离我们而去。在弥留之际所思所想的依然是国家的兴旺大业、民族的复兴大业。

《中国大势》是他耗尽毕生精力对整个社会全方位思考的结论。在《中国大势》里，他系统有力地提出了自己对当代中国发展大势的认识和对策，并指出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四大”根本转变，是中国摆脱落后、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历史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树立坚定不移的长期的奋斗到底的决心。

徐伟新在后序里说，德福的思想是厚重而有时间张力的，也许过几年再来读，会更易接受。三年以后，她说，“现在看来都对的。”

她对他始终是最理解的，他们禀性相似，趣味相投，在思想、生活和事业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像是一对“神仙眷侣”。于是，就连上天也嫉妒了。

即便留下了巨大的宝贵的思想财富，但刘德福的英年早逝，给她给世人也给整个国家都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朋友为刘德福送上挽联：生于思，殁于思，天公飞雨，思也无涯；人为真，理为真，英年作证，真亦永存。

这是刘德福一生的写照，影射的却是经历那一年代的整整一代人。